二十世纪发生了很多故事。陈夏红的《政法往事》把目光集中于这个世纪的法律人，透过一个个看似零碎的人和事，探究法律人和他们的立法事业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这本书的副题是“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的确，书中有不少人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消匿于各种运动之中，并且在常识性的历史叙事中被完全忽视了，比如钱端升、杨兆龙等，甚至曹汝霖等。也因此，全书文字贯穿着一种悲情，一种怅惘。

过去十几年来，这样的情绪弥漫于诸多描述民国知识分子境遇的著述中，也许可以称之为“民国怀旧情绪”。当然，怀旧大约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最为美好的情愫。通过怀旧，人们重新发现自我，这个自我，在时间冲刷之后，显得更为纯粹。包括法律人在内二十世纪中国各个领域精英之遭遇，的确非常富于戏剧性和悲剧性，这当然也就构成了怀旧性历史叙述最为合适的主题。在二十世纪，确实有一种命运把所有人绞碎，不管他们当初追求什么或者幻想什么。对于诗人们或者具有诗人气质的史家来说，这个主题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其实，这样的悲剧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

如果有一些东西是伟大的，对于人类的美好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只要它出现了，它就具有了永恒性，任何力量都不能彻底地摧毁它。商业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即便可口可乐公司的全部工厂被烧毁，包括它的那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绝密配方被烧毁，也不会妨碍它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在第二天、第二年依然可以恢复自己的市场。

同样的道理，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律人所曾经从事的工作，假如它确实是伟大的，那么，他们曾经构筑的大厦就不会被完全摧毁。即便他们的蓝图被烧毁了，这座大厦也依然可以被构建出来。从长时段来说，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英雄。对于后人来说，也许，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回忆他们如何构建这个大厦，比描述他们如何被命运压迫更重要，因为，后者固然可藉以抒发情感，前者却有助于大厦的重建。

就法律人所从事的事业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工作就是构建现代国家。这其中就包括法律体系之构建，这种法律既需要扎根于中国社会，又需要容纳新兴的合作与交易方式。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律人具有伟大的创造性，因为他们成长于社会有机体之中，而又接受西方最出色的教育，具有会通中西的能力。尤其是，他们的工作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包括掌权者。因此，他们得以相对独立地从事构建法律体系的工作。而且，他们确实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英雄，随后发生的命运的捉弄，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伟大。事实上，这些宿命式的事态足以证明了他们的事业的伟大。这一点，站在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过去三十年来这个国家所出现的繁荣，就是重建法律大厦的结果，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先贤工作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英雄般地归来了。压倒他们的命运，反而迅速地显示出其荒诞与无力。

那么，面对这样的英雄，我们该如何回忆他们和他们的时代？陈夏红自述，他写作这本书中各篇文章及其它著述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在历史舞台上，法律人有何作为？法律人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如果未能如愿以偿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法律人未能作为？确实，通过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叶法律人的作用，大体上即可以回答，法律人应该如何作为。而一旦这个应然被确立，那命运其实就无足轻重了。一旦具有了伦理目标，人就超越了自然的存在状态，而按照这个应然创造生活，命运的残酷只会刺激人对命运的反抗。

我相信，还有很多法律人的英雄式故事有待于发掘、讲述。那些先贤是如何在古今中西之间进行会通的？他们通过何种技艺，面对权力的压力而保持法律的内在融贯的？对于当下中国，这样的讲法可能更有意义。这样，政法往事也就会蜕变出法政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