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追问了十多年的“三公消费”行政顽疾，今年出现可能推进治理的曙光。3月25日，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不仅要求“三公消费”的支出详情要向社会公开，还提出今年就要拿出公务车改革方案，在一些部门试行。
说到“三公消费”，它在中国舆论界早已是为大家耳熟能详又无可奈何的名词，指的是公务员公费出国，公款吃喝，以及使用公务车的开销。早在几年前，官方媒体央视曾引述专家估算，中国每年的“三公消费”合计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740亿新元)，后来听说这个数据被批评为夸大。但是官方迟至去年才终于就“三公”中的公务车一项消费给出权威统计——1500亿元至2000亿元，数字也不低，而且购车费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支出费了10多年都达不到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目标。有专家测算，教育经费的缺口也就1000多亿人民币，远少于“三公消费”的规模。想想如果公务员节约开销，能转换成多少山区孩子的办学经费，“三公消费”视为顽疾也就不难解释。
纠缠多年的问题，此时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相信不是因为当局今天才认识到问题，而是它看到了时机，并且也正努力把握这个难得的转变机会。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今年北非、西亚的动荡虽然远在海外，但是对体制内人士产生心理冲击的这点应该也是毋庸置疑。
趁着第十二个五年经济社会规划大幕开启，趁着体制内对转变增长方式出现普遍共识的氛围，国务院针对一些具体行政领域开刀，有可能产生较大冲击力与效果。
25日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犹如一份行政体制改革、整顿吏治的年度任务清单。温家宝讲话第一条就要求“认真治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和渎职侵权问题”，其中点出了招投标腐败问题，强调干预、操纵招投标活动要作为一条“高压线”，谁碰就依法处理谁。
他还表示要抓紧研究修改土地征收和补偿规定，强调不允许行政强制拆迁，不得采取暴力和威胁等手段强迫搬迁。此外，也要求进一步减少一些政府部门过于集中的权力，在行政审批与政府部门内部机构设置方面，要求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
第二、第三条分别涉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以及遏制奢侈浪费和形式主义，其中就要求认真落实领导干部个人与家庭财产、家人移居境外情况的报告制度，要合理确定国企负责人薪酬，削减“三公消费”，推行公车改革等。
第四条“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公开”，这一点去年已在中央部门初步实行。今年再进一步，将范围扩大到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等预算和决算，而且还强调“特别是行政经费，包括出国出境、出差、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支出要详细公开。”
有关反腐倡廉，中国高层早已提出多年，而且将之提高到不反腐就亡党亡国的高度，但是社会的感觉却是“越反越腐”。但是，上述四条意见值得注意之处，是它们多数为具体可操作、可检验的事项。
毫无疑问，在当前老百姓对政府信任感不高的背景下，可以预料这些改革都会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进行。但是中国的各项前进，往往也就只能小步小步推进;外在因素、舆论呼吁与社会不稳定的压力经常能够起到敲响警钟的作用，然而在改变的过程中绝不可忽视体制内的力量。
利用转型共识来推进改革共识，以至行政职能改革，这个过程未必轰轰烈烈，但是它可能是现阶段下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成功的关键在执政党要再次以行动赢回社会的信任与信心，形成上下合力的效果。在很多领域里现在确实是方案与思路都有了，就看执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