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对官员政绩实行“综合评价考核”，降低GDP所占权重，强化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指标的权重。

说实在话，通过量化指标考核官员，本身就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制度。但是，既然这种自上而下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无法改变，则调整考核指标，增加民生、资源等指标的权重，倒也不失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立刻，就有所谓的专家，煞有介事地说，考核官员不能简单淡化甚至取消GDP考核。比如，北京大学某专家说，在干部考核体系中淡化GDP，并不是说它就不重要。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在世界上还很落后。因此，只有做大经济总量的蛋糕，才能有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否则，改善民生就会流于空谈。

想来，王副教授大约代表了很多吃增长饭的专家们的意见，尤其说出了很多已经娴熟掌握了GDP竞赛套路的官员们的心声。听来也蛮有道理，多少年来，人们都在这样说。人们以为，中国的全部问题就是经济水平较低，因此，必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也因此就有了精英阶层的共同信念：“增长主义”，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一切资源被集中起来实现经济短期内的快速增长。一切事情都为此让路，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固然可以牺牲，历史文化、环境生态同样可以牺牲。

结果似乎不错，中国出现了增长奇迹。但是，人们最初期待用经济增长解决的那些问题，果真都解决了么?有一些问题当然被解决了，比如，民众的温饱大体都解决了。但恐怕没有多少人觉得，所有重要问题都被有效地解决了。而在此之外，似乎又涌现出了不少新问题。比如，地方政府为了快速增长而大规模拆迁、征地，导致官民冲突频繁发生。

假如这些得失可以加总的话，那么，过去二十来年经济增长的整体得失究竟如何?考虑到这种加总的不可能性，我不敢轻率地得出结论。但至少，基于民众的强烈反应，基于高层这些年来对转变增长方式的强调，以及十二五规划调整官员考核指标的要求，现在，我不会再假装什么是也没有发生，机械地重复已经有点可疑的增长主义定理。

也就是说，我不再相信，只有做大经济总量的蛋糕，才能有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这个看法的致命问题在于专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那个轻巧的“物质基础”一词。解决民生问题，当然需要物质资源。但是，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物质资源的生产问题，也不完全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分配的主官感受问题。如果没有观察问题的主观主义视角，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民生问题的性质，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从根本上说，民生问题只是无数民众关于民生维艰的一种主观感受的集体呈现。今天，真的有谁吃不上饭么?没有。二十年过去，大多数人看病、住房、上学的条件，也有程度不等的改善。但是，人们对于生活、对于社会的主观感受却恶化了。

既然民生问题是一个主观感受问题，其形成的理由就有很多。比如，弥漫全社会的物质主义哲学必然让人们把全副注意力集中于物质性收入上，并对这方面与他人的差距高度敏感，形成托克维尔所说的“物质福利焦虑症”。当然，信仰不是公共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去谈它。但是，人们感受到的事物本身，也即收入差距扩大，乃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这样的事实是可以透过法律的调整，通过政策工具予以部分改变的。而很有可能，这方面差距的略微缩小，就可能让人们的主观感受发生重大变化。

与收入差距同样重要的是获得公共资源的便利与平等程度，还有法律的公平程度，执法的公正程度，官员对待民众的方式，乃至于政府在公共问题上的姿态。凡此种种，都可以对人们关于民生的主观感受产生重大影响。而与这些因素相比，宏观经济总量，乃至于人均GDP，其实都不重要。人们的幸福感不是来自于对物的实际占有之量，而来自于与他人的对比，来自于享用和支配这些物的安全感，来自于政府及其官员对待他的态度，以及那些比他出色的人对待他的态度。邓

我说了这么多，其核心意思，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用十分简短而优美的辞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很多人恐惧这个“均”字，但朱子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安，则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

均为各得其分，就是正义;和是人们的权利、利益处于相互协调状态，此即公正;安是上下相安，也即官员权力受到约束不能欺民，民众权利得到保障安居乐业。一个国家若能做到这几点，即便贫困一些，万民也乐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