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在为《20世纪世界通鉴》撰写导论时，曾经思考如何来总结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的变化。最后以《20世纪世界民主与专制两种政治体制的消长》为题，概括出如下三次浪潮：即20世纪上半叶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一次浪潮和专制势力的反扑；20世纪中叶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二次浪潮和专制势力的回潮；60年代以来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三次浪潮，民主化已蔚为世界发展洪流。[1]从以上我对这三次浪潮的表述可以看出，我的中心题旨是在说明，在当代民主化已为世界发展洪流的态势下，专制已经无力反扑，无法回潮，奄奄一息，苟延残喘，即将被世界民主的洪流冲刷干净，荡然无存。
1991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亨廷顿的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问世。平时我孤陋寡闻，直到1996年才在我国书刊中看到有人摘要介绍他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世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起止期是1828-1926年，约有30个国家确立了民主，而从1922-1942年又有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这是第一次回潮；第二次民主化浪潮是1943-1962年，约有40个国家确立了民主，而从1958-1975年，又约有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这是第二次回潮；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起于1974年，到1990年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其中有三个已经倒退回去了，但这是否又一次回潮的起点，亨廷顿1991年发表论著时他还难以做出明确判断。这里不对亨廷顿的观点细加评论。简而言之，他从19世纪初以来世界民主潮流的起伏发展来进行综合分析，视野宽阔，言之有理，然而他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多党平等竞争作为民主制度的标准，却未免眼光狭隘，失之偏颇。
上述我所概括的民主化的三次浪潮，仅限于20世纪。如果追溯到16世纪全球化的起源，我在1999年底撰写的《从全球化浪潮看新世纪、新千年、新世界》一文中把全球化划分为这样的三次浪潮：18世纪末以蒸汽化为标志的近代第一次科技革命，掀起了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19世纪末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现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掀起了全球化第二次浪潮；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标志的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掀起了全球化第三次浪潮。我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把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现代化文明成果，逐步推广到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地区。[2]因此我所归纳的全球化的三次浪潮也就是全球民主化的三次浪潮。这样我与亨廷顿所说的世界民主化的三次浪潮，大体上所见略同，只是在具体时间划分上还有差异。最大的区别在于亨廷顿没有考察到，在西方，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所不同另有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崛起。这就是起源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巅峰时期的1792-1794年的巴黎等地建立的4.4万多个公社，这是市民、平民、工人民主自治的、议会与行政合一的基层社会组织和地方性政权，进而发展为1871年巴黎公社共和国的新型工人阶级民主，再发展为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民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展为东欧和东亚十几个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民主，包括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人民民主制度。尽管亨廷顿的视点有所缺失，但是他与我不谋而合，都看到自上个世界60-70年代以来世界上形成了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化新浪潮警示我们，要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迎头赶上。我国应该怎样应对这个全球化、民主化的新浪潮，这是我国学者应该重点研究的一个重大政治理论课题。可喜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刘德喜、钱镇、林喆主著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民主建设》一书，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正是这一课题的大型重要集体研究成果。早在2003年11月29日，本书基本思想和框架结构形成之初，曾经邀请校内外专家在中央党校举行过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表示非常赞同这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选题，还就这个选题的热点和难点提出一些仅供参考的芻议。经过十二位作者的各自奋笔通力合作，这部近40万字的论著终于杀青完稿，值得庆贺和重视。我初步拜读之后，感到全书的优点和特点在于作者能够着眼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全球背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我国民主建设作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考察，既肯定成就、总结经验，又点明不足、展望未来。从纵向来看，书中概述了在世界民主化浪潮影响下我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历经君主立宪运动、三民主义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启蒙，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争取，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建设和探索；从横向来看，作者分别综述了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民主监督建设以及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等各个方面。在中国整个民主建设历程中，书中重点分析了建国以来毛泽东与邓小平先后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两种理论模式和三种实践模式（政协、人大和革命委员会），肯定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我国带有全局性的根本制度，才是中国人民的奋斗成果和历史选择。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近五十年来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当今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健全与完善。全书纵横交错、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剖析，围绕民主建设这个主题，给予读者以全景透视，有助于读者确立立体思维。
在西方，有不少人出于偏见仍将中国视为专制而非民主体制的国家。就连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在2003年11月的一次专题报告中也这样说：在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8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在“赛先生”（科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德先生”（民主）仍在中国的门外徘徊。本书以大量事实与数据论证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近半个多世纪来已经在中国门内、境内生根、发芽、抽枝、成长。中国到底有没有民主？对于这个根本问题，作者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按照唯物辩证法作出了鲜明的回答：“倘若将民主理解为美国式的以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非政治化为基础的民主，或照搬其它西方国家那样的政治体制，那么这类民主，中国不仅现在没有，将来也很难有；假如将民主等同于全国普选国家领导人，那么尽管中国现在没有，但将来一定会有；如果把民主视为尊重公民自治、接受并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并为实现这一原则构造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那么中国不仅有，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把实现这种民主视作奋斗目标之一。”我认为全书对我国民主建设的这种三分法、三个基本观点是较为全面的、正确的。即是说既肯定我国民主建设的成就，又要借鉴世界民主洪流的文明成果，但是又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政治民主体制。
环顾国内理论界，我看到最近书刊上有另外三种思潮跃上纸面，还颇为受人重视。一种思潮是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比之西方的政治制度更民主，因为西方的民主只是保障资产阶级的权利与自由，而中国的民主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参与性、有序性、渐进性。即是说当今中国的民主已经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他们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有各种平等的权利，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各个层次上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同时这种民主又是有秩序的，强调集中统一、步调一致，还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简而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尽管还有待完善，但是比之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好得多，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另一种社会思潮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中国并不需要民主，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都需要铁腕人物与中央高度集权的制度，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还认为，中国隐蔽的分裂因素太多，讲民主中国必将陷入“军阀内战”之中，伴随而来的又是衰弱与贫穷，这是外国敌对势力很愿意看到的。他们还说：所谓民主自由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诉求，广大民众只求温饱和过太平富裕的日子，入侵应该安稳做好人，等中国富强起来后再去追求他们的民主自由吧。还有人进而认为民主是毒药，是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儒家讲“仁政”才是切合中国国情的。在这里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去细加评论这两种社会思潮。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已经多样化、多元化，这是不争的客观实际。我只想简要地点评几句。在信息化新科技革命带动下的全球化、民主化新浪潮当今已经蔚为世界强大洪流，任何国家民族面临这个洪流的冲击，只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论是夸大我国现有民主的成就或者是夸大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成就，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缺乏世界眼光，敝帚自珍、抱残守缺，不善于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这样，是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与和平崛起的。这两种社会思潮，我认为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一点论，比之本书所阐发的三分法是大为逊色的。
还有第三种社会思潮，是以我国目前政治体制缺少权力制约为由，主张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甚至美国的总统制。这又是一种片面性的一点论的观点。殊不知，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虽然还有弊病，但是如果发展党内民主，实行党政分开，使党的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使差额竞选党代表、人民代表以及党和国家的各级主要领导人形成制度，使各民主党派成为参与联合执政的政党，那么，将会开创一种比西方三权分立制更好、又超越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崭新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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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五《纵览世界风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33页。
[2] 见《从全球化浪潮看新世纪、新千年、新世界》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全球化的消长》，收入高放文集之五《纵览世界风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2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