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势政府推动的社会，今后需要强社会，而不是强政府。我认为，这种观点有片面性。但是强政府，不是指政府亲自上阵发展经济；不是指政府随意收钱，并将相当多的部分花在党政及行政事业方面；不是指党政及行政事业性机构和人员规模很大，无限扩张；不是指不合理补偿就强征强拆居民土地和住宅。
周天勇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发展前景有着深入思考。“两会”召开之际，就中国发展与改革前景，他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周教授从发展、资源生态环境、民生和改革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发展的未来前景。
发展：城市化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
中国发展道路路线图：农业现代化—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小企业—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和加速第二次现代化。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发展是从农业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经历哪些蜕变？
周天勇：首先要完成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之间互为因果，只有城市吸收剩余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将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给农业现代化提供规模生产条件；而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给城市和城市中的产业发展提供相对便宜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的利润再积累，形成源源不断吸收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产业空间。
城市化的推进，给工业发展提供了聚集经济、规模经济、分工协作、降低交易成本等等条件，而人口的聚集，也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消费的规模经济条件，使国民财富和就业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例日趋下降，工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例先升后稳定，而服务业增加值一直上升，最后稳定在75％—80％。
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工业内部的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进步，并且，除了大企业外，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活力所在。重要的是，中国需要选择赶超型的科学技术进步战略，以增强中国产业和经济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力。而小企业的关键性在于，它大量地存在于服务业和轻加工工业之中，成为吸收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劳动力和城市新增劳动力就业的最大领域，将劳动力资源通过产业和企业形式转化为财富。
中国经济时报：在以上发展路线图中最主要的任务和关键点是什么？
周天勇：在我看来，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滞后于发展水平，加速推进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小企业存在的服务业的发展，是加速推进城市化，以及工业资本有机构提高后，吸收和平衡劳动力就业的关键。城市化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小企业决定中国未来的民生和稳定。
资源生态：形成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
中国资源生态环境道路路线图：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发展方式—节俭和舒适的生活消费方式—节约和保护资源生态环境的技术进步—生态良好、环境清洁和资源永续利用的社会。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在发展、生活、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严峻的挑战。
周天勇：生产是消费的基础，但是，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因此，在这个发展路线中，形成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是处理中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环境稀缺这对矛盾的关键。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理解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
周天勇：在饮食结构上，要继承素食为主的传统，并力求营养平衡；在居住结构上，要节约土地，并节能环保和保温隔热；在出行方式上，要以节能节地减排的公共交通为主；在行政和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要形成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公务消费方式。用这种节俭消费方式形成的需求，来引导生产结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
民生：以创业带动就业
中国民生道路的路线图：鼓励人民创业—充分就业—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住房—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较为公平—形成既有创业和工作活力又公平和安全的社会。
中国经济时报：实现这个路线图，关键是什么？
周天勇：有两个方面：一是注重民生的首要途径是，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将其作为民生和富民的根本和基础。政府不可能将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富裕包下来，特别是在有着13亿到15亿人口的中国，必然会形成大多数人民群众贫穷的格局，结果也可能是一个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差距非常大的社会。
二是在民生道路中，市场和政府起什么样的作用？哪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可以由政府包下来，社会保障体系怎样建设，特别是政府能包得起未来近8亿人的住房需求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未雨绸缪，防止我们未来的社会失去创业和工作的活力，防止我们的社会背上沉重的债务，防止我们的社会跌入过去拉美和现在欧洲发生的福利陷阱。
改革：全面推进 协同配套
中国未来改革的路线图：突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协同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打破金融体制的垄断—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说，财税体制改革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周天勇：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能不能有个宽松的环境，与通过政府收费和税收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减轻其税费负担关系密切；二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中央与地方事权清晰划分、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的基础；三是许多改革是联动的，如国有企业改革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土地制度改革与税收体制改革联动，党政公务机构、人员及其支出的控制等改革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等等；四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民主化，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许多改革都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相关联。
中国经济时报：与发展、民生、生态环境路线图不同，各项改革之间需要协同配套，综合进行。
周天勇：曾经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专业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非常理想，非常周密，但是，在实践中却行不通。为什么？原因在于体制和事物在横向之间、上下之间、前后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将一个部门的改革与其他有关方面有什么联系、会引起什么样的变数等等搞清楚，据此来制定的改革方案，会顾此失彼而导致失败。因此，一个国家的改革往往需要综合设计，配套执行，协调推进，才能成功。
实现中国道路的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描述可谓是“中国梦”，实现中国梦，走中国道路，需要有一些条件，对未来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周天勇：实现中国道路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人民和社会。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每个地区，也有其发展蓝图。地区之间的发展竞赛，并不是件坏事，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益于中国的进步。个人、家庭、地区为实现他们的理想和蓝图而奋斗，这就是中国活力。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中央政府各部门，需要改革注册登记、审批年检、监督管理，减轻税费负担，打破金融垄断，提高司法效率和加大司法救助，形成有利于广大人民创业、创新和工作的宽松环境，形成有利于地方发挥积极性的体制，也就是形成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正义的社会环境。
第二，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政府。中国未来有15多亿人口，发展不平衡，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面临着诸多难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没有一个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环境，实现中国梦，走中国道路，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经济时报：从国际上看，对于发展来说，是强政府有利，还是弱政府有利呢？
周天勇：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看，有几种模式：即极度自由的政治体制与自由的经济体制相搭配，自由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的经济体制相搭配，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自由的经济体制相搭配，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搭配。但是，从发展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看，在结构转型时期，大都是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自由的经济体制相搭配。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等，实际上实行的是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自由的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然而，一些极度分散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特别是曾经实行分散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印度，发展的结果并不理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治上适度集中的国家和地区，一是政府的收钱和花钱并不是没有限制，这方面议会发挥着作用；二是政府政治上的适度集中不存在经济发展领域中的过度审批和管理。
中国经济时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是强势政府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强社会，而不是强政府。您认为如何？
周天勇：我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强政府，不是指政府亲自上阵发展经济；不是指政府随意收钱，并将相当多的部分花在党政及行政事业方面；不是指党政及行政事业性机构和人员规模很大，无限扩张；不是指不合理补偿就强征强拆居民土地和住宅。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从实践上讲，地方政府需要招商，需要建设基础设施，需要吸引和引导社会投资，需要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中央政府需要集中ＧＤＰ的30％左右，用于外交、国防、公共服务、行政经费等支出。否则，我们会陷入印度等国太民主而不能搞建设和办大事的发展陷阱之中。
中国经济时报：第三个方面的条件是什么？
周天勇：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的环境。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在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中，就经济发展看，政策可能朝令夕改，法律可能不被执行，投资和经商的契约风险很大，企业、商店和银行甚至可能被破坏和抢劫；就人民生活看，就业困难，收入不稳定，失去有效的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甚至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影响。因此，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法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实现中国梦和走中国道路的必要条件。
中国道路的时间表
中国经济时报：您所描绘的中国发展前景，在多远的将来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
周天勇： 60年一甲，30年一运。我认为，从2011年到2040年，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周期。
中国经济时报：发展道路、资源生态环境道路、民生道路、改革道路等等之间怎样推进？
周天勇：协同进行。比如，城市化过程中，要使进入城市的人口买得起住房，需要让农村的资产流通变现，需要鼓励创业和就业，需要收入的增长快于房价的增长，其中民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促进小企业发展等等之间是相关联的；比如，要建设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首先需要资源型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还需要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并且也离不开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进步；比如，小企业的发展，从融资方面需要对垄断的金融及其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根本就无法打破抑制容纳大量劳动力小企业发展的融资瓶颈；如此等等。因此，发展是为了民生，民生离不开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调整，创业活跃，小企业变多，技术进步，都离不开改革；生活方式合理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又离不开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也离不开价格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各方面的任务是不是有一个完成的时间顺序和期限？
周天勇：是的。在今后一个新30年中，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21世纪的20年代完成，其中，从今年开始，首先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攻坚，用5年的时间，在2015年完成。
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在时间上有一个谋略，他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他在1992年讲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他也期盼，这种改革后的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给出的改革应当完成的时间，大体上就是以2020年为限。因此，加快各方面的配套、综合和全面改革，使中国在2020年，基本建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公平正义的现代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的国家，是今后10年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