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全球：应开始考虑宽松后政策退出机制

长期增长仍需依靠结构改革

CDF Insight：今年冬季在一些国家再次暴发的新冠疫情，将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什么影响，金融体系又应为此做哪些准备？

黄益平：短时间内，疫情风险仍将存在并影响我们的经济，无论是对实体经济活动还是对市场信心或预期的影响，都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加复杂。市场最怕的就是“吃惊”。如果说市场本身对于新一轮疫情有心理准备的，即使出现疫情反弹，也在预期当中，那么市场是能够消化的。

第二波疫情对金融体系也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疫情持续恶化，货币财政政策方面将需要采取新的措施，稳经济、稳社会、稳政治，是各国政府决策当局都要考虑的。但经过上一轮的扩张以后，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的空间值得讨论。

总体上来说，经济持续低迷，不确定性还长期存在，都不是好消息。

CDF Insight：为了应对今年初的第一波疫情，各国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刺激经济。目前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以应对第二波疫情？

黄益平：能采取的措施还是有的，在应对短期危机、尤其大危机爆发的时候，决策部门会采取所谓 "whatever it takes" policy，中文可以翻译成“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

原来人们一度认为政策空间基本已经没有，但现在各国大幅宽松流动性，再加上负利率政策——各国央行还是很有创新精神的。

更关键的问题是货币政策将来怎么退出，什么时候会退出，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

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经济一直没有回到危机前的增长速度，通胀水平也比较低。按照常规的构架，货币政策是以盯住通胀为主，通胀没起来，货币政策就不会退出。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如果短期内经济很难恢复 到原来的增长水平，各国也就很难很快退出宽松，这种情况下常规规则是否仍然管用？是否需要考虑新的规则？

其二，长期的货币政策宽松会不会导致大幅度通货膨胀？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大幅通胀风险不大。在经济不强劲时要把通货膨胀拉起来是很难的。因为这种情况下，流动性大多给了僵尸企业：看起来有就业、有生产、有增长，但这些产能生产出来的都是没人要的，这反而会导致通胀进一步下降。

但针对第一个问题，我认为随着货币政策越来越难退出，可能会加剧一些结构性矛盾。看全球危机以前美联储的经验就知道，格林斯潘时代（注：指1987至2005年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通货膨胀没有起来，货币政策一直宽松。他认为货币政策尽到了责任，经济增长也很强劲。但后来我们知道，次贷的风险就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中酿成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第一，货币政策是应该做的；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不能退出，将会导致一些问题。虽然现在很难准确地说是哪些问题，但目前金融效率直线下降是很明显的。

CDF Insight：新冠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如何？

黄益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安倍经济学，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上结构改革。其结果是货币政策很宽松，财政政策比较积极，但第三支箭——结构改革进展不太大。这恐怕是现在世界各国都面对的问题。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的是短期宏观经济稳定问题，但提高效率、支持长期增长要靠结构改革。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美主要国家金融危机后结构改革的力度是不够的。经济要反弹，要恢复到全球危机前的增长速度是很困难的。

谈国内：坚持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

这是我国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

CDF Insight：五中全会结束之后发布了“十四五”规划和发展纲要建议稿，其中您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黄益平：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央提出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双循环，一个是建立相对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体系。

一方面更多地靠国内的市场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靠生产创新和产业升级，解决循环的供给方面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有一些疑虑，解读上总有一些担心，我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客观地说，风险也不是不存在。

比如，国内大循环能不能在持续坚持对外开放方面继续往前走，同时让增长的重心放在国内市场上？讲国内大循环是对的，但是前提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地开放，这是我们过去长期成功的经验。

科技创新也是一样的，科技创新、独立自主，但最终还是要坚持市场原则。独立自主创新并不是意味着政府一下子把资源集中起来，让某一个企业去做。产业政策可以有，但还是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

CDF Insight：您认为自主创新不能建立在行政力量驱动的基础上。

黄益平：对，创新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很难由一个中央计划者来决定要投哪一个项目、支持谁来做。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经验，比如如果把产业政策提供的保护变成了利益，幼稚产业永远成长不起来——当政策变成了一种可以争得的、获得的利益，谁还会把努力放在工作上？

所谓产业政策坚持市场原则，第一不能限制竞争；第二，只有在那些市场失灵的地方，才需要采取产业政策帮助其迈过障碍；第三，要明确退出机制，任何好的产业政策都需要有明确的退出计划。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举国家之力去做一件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问题是我们需要突破的技术千千万万，每一项都举国家之力去做效率是很低的。

CDF Insight：五中全会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中国目前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对这个定调您怎么看？

黄益平：我们现在面对的国内外形势的确有一些改变。

国际大势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还在，但动态来看是东升西降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从过去顺势而上发展，变成了顶风而上。

国内环境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过去我们的目标是奔小康，现在小康社会要建成了。过去我们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经济，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同时也意味着成本提高。所以，创新变得更加重要。这些都引出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我理解，新格局其实就是两个大循环，关键一方面在于国内需求，另外一方面在于创新。

CDF Insight：“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是新发展格局表述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您认为，未来的国际合作和此前40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黄益平：过去的国际合作更多是接受或融入国际体系。虽然我们在各个领域的融入程度不太一样，但总体上说，中国接受国际规则，世界对我们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一方面，他们欢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当时我们的经济规模比较小——小国经济特点就是不管做什么对世界市场都没什么影响。

而大国经济做什么都会对世界市场产生影响。这时要与外国合作一定是有利有弊的。

今年，中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社会零售市场，即便将来我国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仍然可能是全世界最大同时也最强劲的消费品市场，对全世界的公司而言都有巨大吸引力，所以机遇肯定也很多。

但比如做贸易，贸易额增加会对他国有一定的冲击，甚至不排除导致一些人失去工作，造成结构性调整的要求，基于这样一些短期问题，国际合作难度就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思路是很好的。

总体而言，不管外部经济环境如何变化，怎样困难，在大方向上我们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如果外界对我们造成的所有压力都是基于国际规则，我们往前走的决心也可以更坚定一些，因为融入世界经济、国际体系本来也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进一步改革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

CDF Insight：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打压是否可能源自所谓文明的冲突，或由意识形态引发的呢？

黄益平：这种风险是有的，经过新冠肺炎疫情以后，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偏见明显加深。

中国还是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人切实感受到我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向前走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