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2011年3月3日《南方周末》上叶永烈先生《钱学森“万近亩”公案始末》的文章后，我认为钱学森老先生虽然在浮夸风潮中发表这种“亩产4万斤”的文章责任难逃，但钱老先生根本不需要叶永烈先生来文过饰非，也不需要道歉，需要道歉的是造成“浮夸风”的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所以，叶永烈先生既想给钱老文过饰非，又出于意识形态的压力不想实事求是地让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来承担历史错误的主要责任，在字里行间就只能暗示让《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编辑来承担责任的观点，既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对一个著名传记作者来说也是有辱名声和不负责任的。

在整个事件中，钱学森老先生的错误和责任难逃。至少，钱老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环境中，即使发表了真正的“科学”信息，但客观上产生了严重的、恶劣的后果。

其一是，钱老在1958年浮夸风盛行时发表“亩产4万斤”的文章的，即使是有科学依据的的言论，在时间的选择上也是错误的，更不用说，作为一个力学专家，为什么选择“亩产4万斤”的专题进行研究，很难说和当时的浮夸风没有关系。

其二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客观环境的主流就是“浮夸风”，在这种环境下，钱老为什么不发表其他的科学信息，而选择发表“亩产4万斤”的信息，是很难完全脱离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就事论事的，也就是对一个头脑清醒的科学家来说，在当时的环境中，是不应该发表这种哪怕确实是科学的信息的。最起码，钱老是选错了发表这种科学信息的客观环境。

其三是，钱老发表的文章真的在科学上完全正确、无暇可击吗？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光学作用仅仅是农作物生长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条件，至少比起农作物遗传的“作用”来说，光学作用对亩产的决定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而钱老在发表“亩产4万斤”的科学信息时，为什么不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这不应该是一个科学家应该有的“疏忽”， 也很难证明这种疏忽和当时的环境没有关系——是一个无奈的故意疏忽。

其四是，客观地说，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们不用说到底有没有“误导”毛泽东，至少是对“浮夸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客观效果，这种恶果和钱老的言论是否具有科学依据无关。即使是科学的理论，也会产生被错误地理解和运用的错误结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的历史事实。

其五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在正常的环境下，难道不应该以实际行动来纠正这种被误解而产生的严重的恶劣后果？但事实上钱老对自己的科学言论客观产生的恶劣的后果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难道真的如叶永烈先生所说的没有责任？

其六是，叶永烈先生既要为钱老文过饰非，又屈服于意识形态的压力，不想让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承担历史错误的责任，就只能把责任含糊其词地推给《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编辑的观点，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假话。叶永烈先生说：“由于Z君‘不想说，也不再说’，他的编辑加工是否征得了钱学森的同意，就无法核对了。”至少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只要钱老事后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没有声明和指责这种盗名发表文章的事实，就等于是“默认”了这位编辑以钱老名义发表文章中的观点，钱老也就难逃其责。叶先生甚至说：“至于Z君为什么‘不想说，也不再说’，我不得而知”。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说这种话也未免欺人太甚，Z君虽然是个小人物，也不能这么欺负人。Z君为什么不说，想想就应该明白：他既不忍心让我们尊敬的钱老来承担责任，所以不可能再次公开地重复强调：“整理搞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这个青年报》上了！”，又无力对抗意识形态压力而指明应该由一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负责，当然也不愿意自己来承担本不应该自己负责的错误。这位Z君除了闭口沉默之外，还能够做什么？

所以上面的分析已经足以证明钱老“亩产4万斤”的科学言论对造成恶劣的社会后果责任难逃！那么既然钱老“责任难逃”，为什么我又说钱老“不需要”道歉呢？因为包括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内的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分析历史事件，不能脱离当时客观的历史大环境。在当时浮夸风盛行的年代，或者说在建国前28年错误的，甚至是黑暗的年代中（请恕我直截了当地用“黑暗”来形容）可以说百分之百的人都“必须”说这种“跟风的”假话，如果有谁真的不愿意说假话，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张志新、林浩那样被枪毙前还必须前割断喉舌，不让你说真话。当时全国六、七亿人口中，今天起码还有二、三亿人在世，去问问他们，让他们扪心自问，当时有谁能够作到一句假话不说！我看除了精神残疾的人，在当时没有人能够有能力做到不说假话。着就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所以，钱老及其他前辈科学家如果不是无奈地、被迫地说假话，甚至中国就不可能诞生“二弹一星”的科学成果，因为那些科学家会因为在政治上不跟风说假话，而“必然”地被剥夺搞科学研究工作的权利。最能够说明这种历史事实的例子，就是当时无论在科学造诣上，还是在学术地位上，都比钱老高得多的钱学森的导师束星北先生的后半生，就因为政治问题而被剥夺了科学工作的权利，结果就一事无成。这种一事无成既是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作为一个充满科学抱负、满腔热情回国报效祖国的钱老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说假话的问题上能有选择吗？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性的无奈！这就是我说的钱老不需要道歉的理由！需要道歉的是造成这种黑暗的历史环境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必须说明的时，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错误的道歉，丝毫影响不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甚至也不会影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革命年代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

对于说假话的问题，我甚至曾经说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为彭德怀元帅平反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那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每位到会的中央领导人都必须逐一“指鹿为马”地过关，凡是“指鹿为马”说假话的，都顺利过关，继续担任高官。凡是“指鹿为鹿”说真话的，如张闻天、黄克诚等曾经做出过巨大功勋的党的优秀领导人，都一律被打倒，张闻天等人甚至还因此而被迫害致死！那么，我们有没有理由也要求那些“指鹿为马”说假话的中央领导人道歉呢？能不能说那些老革命是贪图名利地位而说假话呢？我认为我们不但没有理由要他们道歉，而且还必须感谢他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以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和错误势力做出了历史性的、无奈的妥协，从而为国家的未来保存了正义的“实力”，要不然，我们的党和人民不可能在毛泽东仅仅逝世二个多月后就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如果没有这些老革命忍辱负重地通过无奈的妥协来保存实力，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可能在黑暗中长期地徘徊。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样也景仰当时在庐山“指鹿为鹿”、坚持真理、说真话的革命英雄！

如果一定要说钱老应该道歉，那也不应该为50年代“亩产4万斤”的言论道歉，到是应该为93年画蛇添足的自我辩护道歉。93年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被称为“徘徊的三年”的末期，所以很难说钱老这种蛇添足的自我辩护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但是至少，93年已经不是“应该”讲假话的时代了，钱老的这种自我辩护实在是画蛇添足！

再分析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被钱老的文章所“误导”。其实，不管毛泽东被钱老误导是不是客观事实，都推卸不了造成三千多万人因饥饿非正常死亡的罪责。曾经有人给我讲过一个笑话：“您随便找一百个小学生问他们：‘你们家里的厨房中能够炼出钢铁吗？’大概有90多个人会回答：‘不能够’。你再随意找一百个中学生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家里的厨房中不能炼出钢铁？’大概也有90多个人会回答：‘因为温度不够。’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却不明白这些常识。”我回答他，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毛泽东不懂炼钢技术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作为一个专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连炼钢技术都精通，那就真的是神而不是人了，也就确实应该像上帝那样搞无限的个人崇拜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是人都应该具有知识上的盲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悲剧是，全国有那么多的人都懂炼钢技术，有那么多的炼钢专家，却无法纠正毛泽东的一个小小的无知和错误，使国家和民族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这才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所以，我们应该明白，钱老到底有没有误导毛泽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被误导，为什么不被科学真理“引导”？这不但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是当时政治制度的问题。难道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不应该为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历史性错误负责吗？这和上不上钱老的当有关吗？

再分析论述一下对历史，尤其是党史的学术研究中的原则问题，最近党中央也非常重视党史研究的原则问题，习近平副主席也做了重要报告。但必须强调的是，研究党史没有特殊性，同样必需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历史学界有二大游戏规则，就是对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的追求绝对地不容歪曲和掩盖，这个问题不能妥协，勇敢追求和承认历史真相是第一原则。其次才允许对客观的事实真相有不同的以史为鉴的理解和解读。如果没有事实真相，历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连真相都歪曲了，还能够有“以史为鉴”的科学依据吗？

其次是，历史真相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是事实，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历史是后人写的”。后人是在脱离了当时的权力和利益的纠葛的环境中书写历史的，所以往往会有一种比较洒脱的科学态度，也就很容易还历史的真面目。这也是为什么在毛泽东在世时，全国上下，没有人敢于“反对文化大革命”，但仅仅二个多月后，文化大革命就被全国上下、党内党外非常一致地否认了。这就是历史事实！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某些极左分子甚至要求党中央销毁对党“不利”的历史资料。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敢于正视自己错误的、实事求是的政党，不可能会采纳这种疯狂的建议。但我必须说明的是，“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也不可能达到歪曲历史、掩盖真相的目的！结果只能是把这些罪恶的建议者、决策者和操作者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附件：

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作者: 叶永烈

2011-03-02 17:47:21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但他在专业之外的一些见解，有的很有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其中最突出的，大概就是被视为1958年浮夸风“推手”的所谓“万斤亩”公案了。本文作者叶永烈先生在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采访了诸多当事人，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得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学森亲笔所写。在调查过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向作者提供了钱学森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今揭载于此，以飨读者。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叶永烈/图）

我最近出版的65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通过大量的史实，“用事实说话”，说明了两点：

第一，钱学森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异常感人的；

第二，钱学森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事业的“总策划”、“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做出了关键性的、历史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采访中，在火箭、导弹专业方面，我几乎没有听到对于钱学森的任何非议。钱学森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是名副其实的权威。

然而，钱学森又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他喜欢研究、探索专业之外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他的一大优点，是知识广博的表现，也是他关心社会、关心人民的体现。他的兴趣范围可以说遍及整个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只要翻一翻《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就不难发现，钱学森晚年对三峡工程，对数学哲学，对嫁接技术，对文物收藏，对牛肉面与洋快餐……都有兴趣，而且在通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钱学森讲谈录——哲学、科学、艺术》一书，则收录了钱学森关于哲学、思维、美学、音乐、建筑、园林等等诸多方面的文章。

钱学森的博识广闻是令人敬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然而，专家毕竟只是在专业范围之内的行家里手。钱学森在专业之外的种种见解，有的引发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

钱永钢教授提供的钱学森保存的5份关于“万斤亩”文章的剪报

“万斤亩”公案

钱学森受到抨击最多的，莫过于1958年的“万斤亩”公案，几乎成了钱学森第一大“罪状”。

当钱学森还健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日刊发的刘健、王胜春的《理性照耀中国：赛先生世纪行》一文，就这样写道：

真正“唯心主义的产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吹牛狂欢。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科学与常识的政治坟场。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这场唯心主义闹剧，终于以上千万农民饿毙而告终。

这里所说的“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指的就是钱学森。

就连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Bradley Perrett2008年1月6日在该刊发表的《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一文，在肯定了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这么写道：

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议，可能鼓励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1961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

Bradley Perret显然是夸大其词。

2009年3月28日，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周刊》2009年第12期发表吴晓波的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作者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以上这几篇文章，都还算“客气”。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去世之后，在海外，在网络上，攻击钱学森的言词更加激烈……

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在“万斤亩”问题上钱学森备受批评以至指责，这是人所共知的。

“高产卫星”是怎么放起来的？

钱学森的“万斤亩”公案，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中。

自从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斯普特尼克1号”在1957年10月4日跃上太空之后，“卫星”在中国成了最时尚、最流行的新名词。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

很巧，这个农业社叫“卫星农业社”。

4天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的标题。从此，“高产卫星”一词便频频见于中国各媒体。

随后，“卫星”越放越多，牛皮越吹越大。就像拍卖会上此伏彼起的叫板声一般，很快就突破了亩产万斤的大关。

“吹牛比赛”的高峰，出现在1958年9月12日。这天《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对于农业大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肯定。请读一读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收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是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出来。

须知，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中的话，可见当时的“万斤亩”浪潮是何等的壮观。

叶永烈保存的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署名“钱学森”文章的复印件 （叶永烈/图）

钱学森七论“万斤亩”

行文至此，该写一写钱学森的所谓“万斤亩”公案。

在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钱学森曾经六次从科学的角度撰文谈及所谓“万斤亩”问题。另外，在1993年又就这一问题写过一封信：

第一篇，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

第二篇，1958年6月《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

第三篇，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第四篇，1958年6月《农业科学》第12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第五篇，1959年2月《科学通报》第3期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

第六篇，1959年9月25日《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

第七篇，1993年4月21日钱学森致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

通常人们所知只有一篇，即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对这一问题稍有些研究的人，知道多一点，能举出《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的三篇文章。

笔者后来查到钱学森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上的文章，以为也就这么四篇。

为了深入探讨“万斤亩”这一公案，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查找了钱学森自己保留的剪报，又找出了《农业科学》和《科学通报》上的文章，复印给了笔者。

另外，钱永刚还找到钱学森1993年4月21日写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钱学森在这封信中针对海外传言再度论述了“万斤亩”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

这样，终于找齐了钱学森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论述，即六篇文章与一封书信，便于全面探讨这一问题。

从标题上来看，钱学森专门谈“万斤亩”的问题，也就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产生影响最大的，便是这篇包括标题以及标点符号在内也总共只有552字的“豆腐干”文章。

严格地说，《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能算是钱学森的文章。这在后面将会述及。

然而，引起激烈争议、使钱学森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恰恰是这篇短文！

早在1956年就开始计算

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发表了钱学森的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这是钱学森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谈话，记者根据钱学森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后发表。从标题就可以看出，钱学森的发言主要并不是谈“万斤亩”的问题。但是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作为一个搞力学的人来说，不免总是从能量方面来考虑。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当然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去考虑。

八千市斤的淀粉，换算成小麦或者稻谷，当然也就在万斤以上。钱学森所说的“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也就是“亩产万斤”。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因为标题不起眼，所以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

钱学森为什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谈起“万斤亩”问题呢？

据钱学森的学生、两院院士郑哲敏回忆：

1956年春，在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科学院制定12年规划。在中间休息聊天时，钱学森就在计算大概每天太阳辐射到叶子的能量有多少，但因为实际上植物吸收的效率很低，就觉得农作物的产量一定有增长的潜力。（《亩产万斤－气功－钱学森》，《科学新闻》2009年11月9日）

也就是说，早在1956年春，钱学森就已经在思考、计算这一问题了。那时候，还压根儿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

就连《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29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的时候，也还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钱学森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前景，与“高产卫星”无关。“科学家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完全正当。因为科学家说一个事情时，总是有前提的，如果怎样，就会怎样。”郑哲敏说。

为展望农业美好前景而提出

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发表在1958年第6期的《科学大众》杂志。

所谓“农业发展纲要”，也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指出，从1956年起到1967年这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下列水平：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 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简称为“四、五、八指标”。

为了展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之后的美好前景，《科学大众》杂志编辑部特约钱学森撰文。钱学森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写了署名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这篇文章总共作了8点展望：

人工控制气候提上了日程；

农业生产接近了工业生产的方式；

动力是发展农业的心脏；

生物能的利用解决了燃料问题；

养殖小球藻成了农村的新副业；

工业支援农工；

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

将来的农场。

不难看出，这是钱学森乐观展望十年之后中国农业前景的文章，是一篇充满乐观情绪的畅想式的文章。他既谈了“人工控制气候”，也谈了“农业的工厂化生产”等等。钱学森在“农业展望”之中的第7点“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谈到了农业的单位亩产问题——也就是他从1956年春就开始研究、计算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等于农业发展纲要的最高标准的60多倍！

在这里，钱学森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亦即稻麦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钱学森的这篇文章，谈的是农业的展望，是农业的将来，就太阳能的转换的科学计算而言，钱学森并没有错误，至今仍是中国农业努力的目标。

用计算尺反复核算

钱学森还在《农业科学》1958年第12期上发表了《可以实现的理想》。由于《农业科学》是半月刊，所以这篇文章当在1958年6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全文约1300字。这篇文章专门论述“单产量的极限”，原标题是《什么是单产量的极限？》。

钱学森经过一番论述和计算，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相信在一亩地上一年产20万斤干物质是可能的。像稻、麦等作物，我们可以算总干物质的1／5是籽粒，4／5是茎杆。那么只要我们也做到20万斤干物质，一亩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这在今天自然还是一个理想，但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钱学森所说的，依然是“理想”，亦即展望。

当时担任钱学森秘书的张可文在2010年5月17日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 ，在1958年5月，钱学森写完一篇文章，交给张可文寄出去。张可文看完文章，问道，亩产那么多，可能吗？钱学森回答说，完全可能。

张可文回忆说，文章寄出之后不久，农业科学院的《农业科学》编辑部来电话，又询问文章中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否准确。电话是张可文接的。她转告钱学森。当时，钱学森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拉，当着张可文进行计算：每亩田接受的太阳能是多少，打个折扣，转化为多少粮食。钱学森告诉张可文，计算是无误的。

张可文打电话给《农业科学》编辑部，钱学森经过复核，准确无误。

张可文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表明，钱学森是经过仔细的计算之后写下那一段文字，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

细析552字的短文

从钱学森一系列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钱学森的第一篇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第三篇文章《可以实现的理想》，都写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高产卫星”之前。

钱学森的第五篇文章《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发表于1959年2月；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发表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那时候以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浮夸风早已经饱受批评和纠正，所以钱学森的第五、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也跟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

惟一例外而且影响最大的是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署名钱学森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发表在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刚刚开始“放”起来的时候。《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总共552字，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全文如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篇短文在发表时，还配了一幅署名娄桑的漫画，画着太阳手持“太阳能”对小麦说：“你把这些都吃掉，还能长大二千倍！”

由于这篇文章是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标题很吸引人，文章加了花边，而且图文并茂，所以很快就引起注意，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钱学森前两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影响大，最重要的是把钱学森的理论计算，跟当时正在盛行的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联系起来。然而，这篇短文的开头前两段共149字，明显地不同于钱学森行文的风格。看得出，这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加工的文字。

不光是我作出这样的判断，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和美国的学者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刘雅臻、George C.Cheung，也作出这样的判断，认为这是被《中国青年报》编辑添加的文字：

被添加了的文字包括三方面内容：

1.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

2.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的一个动人的消息

3.总结式口号

以上三方面内容中的前两点内容，其实是抄录了两段公开发表的消息文字,这种抄录法在写作中是被允许的，没有疑义，这里不作讨论，今天要讨论的是钱学森为什么要把自己已经在 《科学大众》上发表了的文章中的第七小节的段落中“挖”出两百个字来，再在这“挖”出来的两百字前面，加上两段抄录来的文字，再换上一个《粮食的亩产量会有多少?》这样的宣传味浓郁的题目，急急忙忙放到《中国青年报》上来再刊登一次，这是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正常情况”下会去做的事情吗？（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刘雅臻，George C.Cheung，《最新发现：制止浮夸风钱学森有功》，2009年11月《美洲时代星期刊》512期）

《中国青年报》编辑给钱学森的文章加了149个字，把钱学森在1956年春就开始思考、研究的科学问题，跟1958年“大跃进”中的所谓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联系在一起，钱学森这位卫星专家变成为“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

毛海波等以为：

这件事情是哪几位好心编辑和记者及相关领导帮助钱学森做的？现在已成了一桩无头案，因为大多数人已作了古，但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才使得钱学森从此乘上了遭人诟病的历史列车，几十年来，指责钱学森的文章陆续面世，许多人以钱学森这篇文章为证据之一……

也真巧，Z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结识于1978年5月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前几年我的朋友尹传红先生从北京来沪，知道我与Z君有旧，跟我聊起Z君的种种“轶闻”，说Z君曾经为郭沫若整理过一篇讲话稿，深得郭沫若赞赏。接着，尹传红还说，钱学森的文章也是他整理的呢！当时，作为聊天，听过算数，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着手写作钱学森传记时，就请尹传红确切回忆Z君与他谈话的内容。

尹传红很认真，专门写了一封4000字的回信，于2009年10月5日用电子邮件发给我。征得尹传红的同意，现摘录其中几段：

我始终认为，Z是个好人。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做的一些事情，既受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制约，也有他个人的认识局限。

下面，我就试着回忆一下听闻那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吧。

1998年八九月间的一天，我与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李大光，应《中国文化报》之约，来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樊洪业研究员的办公室，参与“科学与人文对话”系列对谈。其间我从樊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具体书名忘了），内中收的是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文章。

在翻到钱学森写的那篇 《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时，我随口说了一句：“钱学森那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也讲那种大话？”这时樊洪业说：“可别小瞧了这篇文章，当年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它，才相信粮食高产‘卫星’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后，我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一次活动上见到Z。闲聊时说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我无意中提到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Z听了当即大笑（他平时就很爱笑），拍了拍我说：“你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我摇头，他道：“就是Z某人啊！”我很惊讶：“是您捉的刀？”他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

Z还说，他也没想到经他整理的那篇文章毛主席会看到，并且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

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的，而是Z君为之捉刀！

不过，我经过仔细的比对，发现Z君所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不确，这并不是Z君记忆的差错，而是故意的托词。

我对照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惊讶地发现，与钱学森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

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是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几天前出版的。显然Z君在读了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上钱学森的文章之后，以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注意到其中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稍加改动，然后“戴帽穿靴”——在前面加上“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在结尾处加上口号式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再加上醒目的标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找人画了漫画，就在《中国青年报》科学版上登出来了！

经过Z君这样一番精心“加工”，钱学森原本谈农业展望的一段文字，变成了解答当时的“热点问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因为在农业“高产卫星”频放“大跃进”岁月，千千万万读者不约而同地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么一来，钱学森变成了专为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注解的科学家！

倘若不是那天与尹传红聊天时，Z君在兴高采烈之中“泄露天机”，脱口而出说钱学森的文章乃是出自他的移花接木，恐怕至今难以揭开《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

为了希望Z君详细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于2010年5月16日下午在北京走访Z君家，看望久违的Z君。很遗憾，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

当天晚上，Z君请他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转告他的两点意见：

一是你去看望他，表示感谢；

二是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

至于Z君为什么“不想说，也不再说”，我不得而知。其实Z君当时主持《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笔政，把钱学森发表于别的杂志上的长文中挖出一段，精心加工，“梳妆打扮”一番，在《中国青年报》上“闪亮登场”，这原本只是表明Z君是一位具有高度新闻敏感的编辑，紧紧扣住时事焦点发表相应的文章。也许今日的Z君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封口了，所以“不想说，也不再说”。尽管如此，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清楚。

我找Z君，原本还想核实一个问题，即Z君所说的“整理稿”是否“让他（钱学森）看过，征得他同意”。

由于Z君“不想说，也不再说”，他的编辑加工是否征得了钱学森的同意，就无法核对了。我问钱学森当时的秘书张可文，当年是否经手《中国青年报》寄来的小样，她说记不清楚了。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

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发表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也许是当时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那篇短文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也就没有说什么。

也许钱学森碍于他的声望，不便于在当时对Z君的“编辑加工”说什么，也就没有说什么。

然而正是由于钱学森没有说什么，这篇短文也就一直被以为是钱学森写的，把钱学森推进流言的深深的旋涡之中……

1958年10月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钱学森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 （叶永烈/图）

走访毛泽东秘书李锐

我为什么要如此详尽调查《中国青年报》那篇短文的发表经过，那是因为这篇短文被毛泽东看到了——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曾经对钱学森这么说：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1958年11月15日《风讯台》）

后来毛又在别的场合说，他之所以相信当时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这篇短文广受关注。

关于毛泽东后来的这段谈话，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来自当时担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的回忆。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说：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一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67页）中，李锐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还是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78页）中写及1959年7月11日夜，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以及他谈话时，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

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锐在周小舟的话后面，加了这样的补充：

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另外，据李锐笔记，1959年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曾经对周小舟说及：

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经久不息。说关于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胡思乱想起来。“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

也就是说，毛泽东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及那篇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文。尤为严重的是那句“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不过，关于毛泽东谈论那篇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文的相关记载，都出自李锐笔下。李锐提及的当时在场的田家英、周小舟，都已成故人，死无对证。

为了查清事实，2010年5月13日我在北京走访当事人李锐。虽说李锐九十有三，却人如其名，眼光敏锐，思想敏锐。那天上午，他一口气跟我谈了近三个小时。

李锐对我说，他跟钱学森，“无一面之缘”，所以跟钱学森无怨无恨。他听毛泽东几度谈起钱学森时，他并没有读过《中国青年报》上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那篇短文。他是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才知道钱学森就万斤亩写了文章。

李锐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谈起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那篇短文，总共有两次。

一次是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期间，在武昌的东湖别墅，毛泽东找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还有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出席了会议。毛泽东约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在这两次谈话中，他问起为何相信万斤亩，毛泽东都提及了钱学森的文章。

我问，当时还有没有别人在场？

李锐说，只有他与毛泽东。

我又问，当时做笔记了吗？

李锐说，没有。但是毛泽东的话，他记得很清楚。

我说，这么一来，你所回忆的毛泽东关于钱学森的谈话，并未见诸档案记录，也未见诸别人的回忆，成了孤证。

李锐回答说，本来就是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的谈话。

所谓“冒叫一声”

前引《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的《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一文，发表于 1958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刊第61期《风讯台》，可以说是一篇当时不多见的毛泽东与钱学森会面情况的文字记录。《风讯台》是这样报道的：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和钱学森同志谈了话。

……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所谓“冒叫”，是湖南一带的土话，是一种带有自谦口气的“冒昧地说一声”。臧克家在他的《毛泽东和诗》中，曾经引用毛泽东关于旧体诗词的一段话：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冒叫一声”，只是自谦而已。

毛泽东对钱学森所说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显而易见是指那篇以钱学森的名义发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在那样的场合，钱学森无法向毛泽东解释那篇文章并不是他亲笔所写，所以毛泽东称钱学森“你也是冒叫一声！”

钱学森对毛泽东所说的不懂农业云云，是实事求是之语。钱学森当时是就农业发展远景进行太阳能转化为粮食的计算，“如何达到这个数字（即亩产四万斤），我也不知道”。至于钱学森所说“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也确实如此。所以他在1959年发表在《科学通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更加详尽、准确的计算。到了1993年，钱学森再度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粮粒“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远远高于他在1958年所计算的亩产四万斤的数字。

所谓“向毛泽东检讨”纯属瞎编

然而，也有人把毛泽东所说的“冒叫一声”，引伸为“冒进”，引伸为毛泽东对钱学森的严厉批评，甚至由此编造出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所谓“故事”。

在祁淑英、魏根发著的《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这样编造钱学森“向毛泽东检讨”的假故事：

走出展览会的展厅，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毛主席的座车业已停在门前等候。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

“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事后，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钱学森诚挚地说道。

“噢，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

毛主席大笑着，坐进车内，向大家挥挥手，车子平稳地开走了。

对照1958年11月15日的《风讯台》报道原文，可以看出作者进行了明显的杜撰和篡改：

一是《风讯台》报道原文中并没有“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二是《风讯台》报道原文中也没有“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三是钱学森对毛泽东说“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又是子虚乌有！钱学森什么时候对毛泽东当面“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

四是作者把钱学森所说的“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篡改为“事后，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这种任意瞎编的虚假故事，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为钱学森倘若当面向毛泽东“检讨”，这就表明钱学森承认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是他写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那天，钱学森究竟跟毛泽东主席说了些什么呢？1976年9月16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中写道：“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事实表明，钱学森从来没有认为他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计算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钱学森也从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要揭穿所谓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这种“假故事”很简单，因为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钱学森又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一文。那是钱学森应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而写的。钱学森详细地论述了“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另外，钱学森发表在1959年2月第3期《科学通报》（半月刊）的“展望未来的科学”专栏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中也指出：

自然，要实现这样一个复杂交错生产的生产系统，里面自然有电气化、自动化的问题，但也有尖端的科学问题。例如，从日光能源来计算通过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碳水化合物，每亩年产干物质约24万斤。如果一半是粮食，那么稻、麦、玉米等的年产量可以是每亩12万斤（并秧的不在此例）。但这是说作物只能从光合作用生产粮食，不能直接利用土壤中的有机物。到底能不能？如果农作物这样的高级植物也能像菌类一样直接利用有机物，岂不就突破了太阳光能量的限制，那么每亩年产量可以无限制地提高吗？这问题很值得研究。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钱学森一向坚持自己对于万斤亩的计算是科学的，正因为这样，钱学森从来没有对此表示“道歉”或者“检讨”。

钱永刚教授把一封钱学森从未发表的信，用电子邮件发给笔者。那是钱学森于1993年4月21日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回信。孙玄先生在海外听说关于钱学森的万斤亩的种种传言，向钱学森提出相关的问题。钱学森在回信中说：

4月14日来示及附件拜读。我非常高兴您提出了您的看法和意见。您可以公开发表您的见解以便大家参考。我只讲两点：

（一）据我确知，先父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用的（名字）是钱均夫，不是钱家治。

（二）据气象记录，在中国大地上每年每平方厘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为120-200大卡，即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所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国的亩产最高记录为1.5吨。所以您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

也就是说，钱学森在1993年仍然明确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并劝说孙玄先生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在钱学森看来，当年的计算还太保守，“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也就是 32000-53000公斤，64000-10600市斤！也就是说，不仅是万斤亩，而是十万斤亩！

钱学森的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

钱学森的这封信，也清楚表明，有些书中所谓他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纯属无稽之谈——钱学森称之为“不实之辞”。

三点客观评价

在笔者看来，钱学森的“万斤亩”文章，应当从以下三点进行客观评价：

一是“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

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经过《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冈山民歌，加上来自河南“高产卫星”的“动人的消息”，把钱学森原本应《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景”所写的文章，变成了应农业“高产卫星”之“景”而写的文章，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三是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是“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当时钱学森只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怎么可能成为“大跃进的推手”？！那篇以他的名义发表的552字的短文，即便是他写的，也不可能成为“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

钱学森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发展远景写了一系列展望性的文章，无非是为了描绘《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美好前景，充其量不过是应景文章而已。

公案自有公论

应当说，毛泽东在1956年对于粮食的亩产量的判断是符合科学的。毛泽东在制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曾经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10年3月6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水稻亩产做出这样的概括：

目前，全球水稻的平均亩产大概接近300公斤。即便科技发达的日本，其亩产也只有445公斤。无论是杂交水稻的单产，还是种植面积，中国都领先日本。

中国种植的杂交水稻面积达到2.4亿亩后，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袁隆平表示，到2015年大面积亩产提高到900公斤的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80岁高龄的袁隆平甚至希望，自己90岁的时候，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的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中国新闻社2010年3月7日电讯，记者赵建华、刘育英报道）

袁隆平是中国杂交水稻权威。按照他的说法，直到2020年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的亩产才能达到1000公斤，也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所提出的“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

这清楚表明，曾经种过田的毛泽东，对于水稻亩产量的估计是非常准确而科学的。

既然毛泽东在1956年认为中国经过“半个世纪”才能“搞到亩产二千斤”，那么在1958年怎么就会相信中国水稻亩产超过一万斤呢？

如同邓小平在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的谈话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9页）。此后，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头脑开始发热，对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表示赞赏：

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薛攀皋，《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2010年第5期《炎黄春秋》）

到了1958年11月召开武昌会议的时候，“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经开始冷却，浮夸风备受质疑，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一颗颗落地。

到了1959年4月，毛泽东发热的头脑开始清醒。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1958年的亩产实际上只有300斤：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从吹嘘亩产万斤到实际上只有亩产300斤，表明毛泽东头脑“降温”。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毛泽东，《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37页）

钱学森并未道歉。在钱学森看来，他当时所做的太阳能转换为粮食的科学推算而言，至今仍是正确的，所以不需要道歉。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93年又一次对太阳能转换为粮食作了一番科学推算，表明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推算的坚持。

然而，有人却把1958年以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代表的浮夸风，一古脑儿推到钱学森头上，把钱学森污名化。如同钱学森的学生、原国务委员宋健所指出的：

“我发现，在中国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在钱学森回国以后，对于他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军队和国防事业的贡献，了解并不多，有的人根本不了解，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结果使人很愤怒。”（宋健，《控制论和系统科学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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