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老领导和我谈论国家发展与民生问题时,提到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应当向钱学森学习，以治学报国为己任；得知钱老曾和我有过多次书信联系，建议我撰文纪念钱老。我告知一直记着钱老，他的精神其实是激励我不断学习、实践、进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钱老诞辰跨入110周年之际，特撰写此文，以表达我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满腔敬意与深切缅怀。

我没有见过钱老，但我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研究灾害问题，有幸得到过他的指点，这种教诲至今影响着我的人生与思考。

我一直从事民生发展及与之相关的宏观政策研究，社会保障及与民生相关的就业、收入分配、慈善公益等均是我长期关注的重要方向。从早期主要研究商业保险到近30年来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保障及与民生相关领域研究的过程中，灾害问题始终是我不能回避的关乎国家发展与人民生计的重大问题，我在灾害研究领域也出版过一些粗浅的论著。正是灾害研究这个副产品，让我有机会和钱老有了交集，因为他也非常关注灾害问题研究，并发表过许多对我国灾害研究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

最早是在1993年10月，我突然收到钱老在10月3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信中称：“我近日拜读尊作《论科技风险与减灾》（《灾害学》1993年3期），很受启发。”他说，当年周总理在国家原子弹、导弹、卫星工作中强调“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高度的科学性”的“三高精神”，正是在“16字方针”和“三高精神”的指导下,我国“两弹”工作中的事故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他在信中指出，“在这里，一个基本道理是：人通过实践总是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科技、高科技中是会有暂时不认识的东西，但可以把不认识的东西独立出来专门做试验来搞清楚。我国的‘两弹’工作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消除未知的。而在美国、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就因为做不到我们的‘16字方针’和‘三高精神’而出了那么多事故”。他特别强调在研究科技风险中一定要重视这一点。最后他谦逊地说，“以上所论，如有不当，请指教”。收到这封信时，我十分意外且激动，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刚踏入学术殿堂不久、不到30岁的年轻人，刚被武汉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没有想到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在看到我的一篇粗浅的文章后如此认真地指点我。

我于10月30日回信给钱老，对他的鼓励表示感谢并请教灾害研究的有关问题。钱老收到信后迅即在11月3日再次来信，明确提出，“我想‘灾害学’是一门处于应用科学层次的学问，它要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在上次信中就说到社会主义中国在60年代能办到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做不到。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人的思想意识不同……人的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灾害学要：（一）实事求是：做好工作，尽力免除灾害。（二）对不能避免的灾害，则应有措施力求减少损失、祸害。我国遇到大的灾害，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话，供您参考”。这封信所透露出来的不只是科学精神，更是坚定的信仰和对人的因素的高度重视。

1993年11月，我的《中国灾情论》《中国救灾保险通论》完稿，我写信请钱老作序，他让秘书涂元季同志给我回信，告知一生从不为任何人的书写序，不想破例，“恳请谅解”。这当然只能怪我不了解钱老的这一规矩，他的拒绝虽然让我感到遗憾，但钱老一生始终如一的严谨作风却使我更加敬佩。

1995年2月22日，我将出版的《中国灾情论》寄请钱老指正，钱老再次来信，在感谢我赠书的同时，告知未仔细读，只是翻看了一下，但对他熟悉的航天事故风险显然是细读了的。在信中，他指出我还在走老路，对灾害问题的分析未能击中要害即他强调过的人的因素。他在信中说，“要害在于负责的科技人员及操作人员是否真正能一丝不苟，认真工作。凡能做到，则万无一失”。他还强调，“我是有实践经验的”。这种批评是如此坦率，又如此深刻。我认识到自己对人的因素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可能产生的正反两面的影响关注不够，事实上，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均与人的作为与不作为或者有效作为与不当作为直接相关。从此以后，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变化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无形中增进了我对所研究领域中的问题的理解，进而启发了我对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考。

1995年3月6日，我在致钱老的信中谈了在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中对风险及其应对的认识，钱老于12日给我回信，明确指出，“我想我们要树立灾害学中注意人的因素，对社会保障及商业保险的意义在于：不能把灾害出现的概率认为是完全可以从过去事件来定的，而要清楚地看到由人的因素所引起的变化”。并再以航天活动为例指出，“近期保险费就要大大高于60年代的。此即社会保障及商业保险要时时注意人的素质的变化”。在此，钱老再次强调了人的因素。时至今日，我在思考社会保障及与民生相关的制度的未来发展时，对一些只立足于过去并通过数学模型获得的预测结论不再轻信，而是会注入对未来社会发展变化和人的变化趋势的相关判断，这得益于钱老的教诲。

1995年4月1日，我给钱老写信说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震地质科学家马宗晋先生一起组织国内专家学者撰写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之事，钱老于9日回信，肯定灾害学是一门重要的应用社会科学，出版一系列丛书是好事。他指出：“它既然是门应用社会科学，那它就离不开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他告诫我，“千万不要复古搞‘国学主义’，以古代今！这两种偏向很容易被鼓吹‘西化’与‘分化’的人所利用”。他还特别提醒我“务请注意”。这种指导给我带来的启迪是，不仅研究灾害问题应当摆脱两种偏向，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同样需要摆脱两种偏向，唯有如此，才能做出与时代相适应的真学问。

1995年7月，钱老在收到我于18日拟就的关于中国灾害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方案设计后又及时回信，他谦逊地表示，“您对我过奖了，我很不敢当！其实我对灾害学并没有研究，只是在从马克思主义的人·自然·社会的相互作用看灾害，讲了点意见”。他对我草拟的丛书研究思路与实施方案给予充分肯定，他在信中说：“我的看法已被采纳，见1995年7月编辑、出版的基本方案第三部分，即编辑出版的指导思想中的第5条：‘突出人在灾害中正反两面的作用，在消极的灾害基础上建立积极的中国灾害学。’”并再三强调“需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正是在钱老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国内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一批知名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和马宗晋先生共同主编的12卷本《中国灾害研究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公开出版，这套丛书作为中国灾害学界的一项重大研究与图书工程，以数百万字的篇幅，涵盖了灾害学导论、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统计学、灾害医学、中国地震地质灾害、中国气象洪涝海洋灾害、中国矿山灾害、中国交通灾害等十二大主题，产生了较大、较好的影响，2000年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商务印书馆在2010年还将我独立完成的丛书中的《灾害经济学》一书单独重印发行。

后来，钱老身体欠安，我便不再打扰。回顾这一时期，我在研究灾害问题时能够得到他的鼓励和多次指点，这是我的幸运。遗憾的是，灾害问题研究毕竟只是我研究社会保障及民生发展问题的一个副产品，我无法按照钱老的指导集中精力继续深入下去。虽然近10多年间我一直兼任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一批来自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一起讨论防灾减灾问题，并为国家减灾规划与减灾战略研究等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还是从宏观与公共政策及民生视角出发，在200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多难兴邦—新中国60年抗灾史诗》及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多难兴邦：中国减灾史》后，我再难有专门的灾害问题研究成果问世，这成了我无法弥补的一个缺憾。

然而，钱老的这些信件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位尽忠报国的伟大科学家的博大胸怀，对我的教益是始终让我无法忘怀的。以他的崇高地位和特殊身份，主动给一个才疏学浅的年轻人写信，并始终对我以“您”相称，这是何等的谦逊态度与平等精神；以他当时年逾八十的高龄，对灾害问题还如此关注，对研究进展还如此敏锐，甚至对90年代的保险费与60年代相比有了大幅度提升也很了解，除了展现了作为科学家的认真负责，更反映了他一直以来强烈关注国家发展进步的家国情怀；他针对当时灾害学界的灾种分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割等现象，反复强调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又何尝只适用于研究灾害学，今天遇到的经济社会领域的诸多挑战与科学问题不都需要用这种科学精神来应对吗？他反复强调人的因素及其重要性，并以高科技领域正反两面的例子来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实践效应，所揭示的不正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发展真谛吗？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只是科学家的政治信仰，更是他通过自身经历获得的正确结论，在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这无疑给我们走向未来带来了深刻的启迪。

钱学森的伟大是举世公认的，这不仅在于他作为科学巨匠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还在于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仰和常人难以企及的家国情怀。众所周知，新中国刚刚成立，在美国的钱学森就迫不及待地要归国效力，而美国当局对这个“抵得上五个师”的人百般阻挠，钱老为此经历了长达五年的监禁生活，历尽艰辛后才得以归国。在20世纪50—60年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科研人员只用四年时间就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又用四年时间研制成功中近程导弹，再用两年时间于1966年使我国有了导弹核武器。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为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并走向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底气。他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物理力学、星际航行方面所做的先驱性工作，为中国力学、航天等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卡门—钱学森公式、“卡门—钱近似”方程等永载科学史册；他的系统论、控制论等作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卓越成果，同样深刻地启迪着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思维，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一腔热血只图报国，一生情怀只为振兴中华，2005年94岁高龄的他还发出了“钱学森之问”，所体现的是对中国科学与国家发展的深切关怀。纵观钱老的一生，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更是无比坚定的爱国者和人民英雄，堪称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他所选择的人生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既照亮了我们的来路，也启迪着久远的未来。

新中国正是由于有了像钱学森这样一批民族脊梁的艰苦奋斗，才能一洗近代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屈辱，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自强之国。今天，中国经过前30年的奠基和近4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站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起点上，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新时代需要弘扬钱学森精神，这种精神的可贵之处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早日实现而努力奋斗！

本文转自《群言》2021年第1期，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