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历史终结论的失败
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夏季号上发表文章，放言自由民主体制是人类政治的最终形态，且除此之外，不再可能出现新的替代性政治安排。 话音刚落，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福山由此爆得盛名，三年后他又顺势将旧文敷衍成书，标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竭尽为资本主义胜利弹冠而庆之能事。在他看来，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意味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集团打赢了冷战，更重要的象征是自由资本主义自此进入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由此也抵达了历史进化的终点。
不想，好景不长。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紧接着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同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金融体系暴露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也开始在世界各地遭遇反全球化力量的抵抗。就此而论，“历史终结论”之错谬自不待言，甚至福山近年来也遮遮掩掩地承认，将美国式自由民主体制认作人类政治的最高成就确实难以自洽。 [3]福山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表面自责，留给学者一连串的长考。进入后苏东时代，科学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回答“历史终结论”牵扯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果苏东实践失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破产，那么世界历史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清算？
对此问题，论者大多引述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判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然而，马克思和列宁并未对这一“过渡时期”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描述与分析。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上世纪30年代被苏联史学界简化为“历史五段论” 的教条后，由此丧失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也动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几乎沦为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线性史观，无力回应复杂多变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现实。而这样一套庸俗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决难对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加以驳斥。
正是在上述历史与理论的辩难中，钱学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演进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钱学森就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路径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阐述。这些论述尽管没有形成专著，但散落在大量论文和书信中的一些论断，从不用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论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实现路径，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见和科学构想。例如，他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社会形态”理论；他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及其近代思想转化，提出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概念；他还由此推论在“七次科技革命”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革命基础上， 人类社会在23世纪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重大观点对以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缺失的“过渡时期”不啻为重要补正。本文尝试将钱学森的这一思想带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当前新型全球化的历史情境当中，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发展，对其科学性与创造性予以论证。
一、超越民族国家：“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建成）论”
“世界社会形态”是钱学森思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认为：“当今人类社会一个总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已经世界一体化了，全世界是一个整体了。”“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世界一体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1993年在一封家信中，钱学森援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世界的演变，提出了“世界社会形态”的概念：“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叶，是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渡时期，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所以这个时期又是世界社会的形成时期。” 此后，他又对“世界社会形态”进行了较为明确地表述：当今世界“在经济上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居统治地位的国家、以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居统治地位的国家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它将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会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换言之，所谓“世界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所必须经历的在世界范畴内的一种社会形态。 这个概念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1）世界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社会形态；（2）是一个跨地区、跨国家的社会形态；（3）这个过渡期多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并存；（4）最终将会完成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进步。这四方面内容的核心思想，在于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取代社会主义，从而也直接面对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重大论争，尤其是跨越了以往理论中的民族国家陷阱。钱学森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独特贡献，实质是更加清晰地描述了共产主义将以何种历史姿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克服。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当时情况而言，西欧与北美的大工业水平走在世界前列，由此自然可以推论，共产主义会在较为发达的欧美诸国中同时实现，然后再带动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逐步进入共产主义。 虽然马、恩对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资产阶级自我调节能力的判断存在一定偏差，有生之年也没能看到欧美国家阶级力量对比出现质的变化，但恩格斯晚年依然相信“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 这就是学术界一般认为“同时胜利论”的由来。
“一国胜利（建成）论”的存在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发展过程而来的。1915 年，列宁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情势，基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提出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即“一国胜利论”。 尽管列宁此后谨慎地区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认为十月革命只是完成了政治革命，开启了社会革命。但在他逝世后，斯大林最终（1926年）还是将“胜利”置换为“建成”：“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无产阶级可能取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1936年，斯大林干脆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
由此，“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建成）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又因其直接关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展开，其中很多环节直到晚近仍未形成共识。 然而，无论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却共享着同一个理论预设，即共产主义需在以“国家”为单位的范围内实现。甚至，这个“国家”又特指民族国家。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体系。但是，由于各主权国家在其内部保持着相对的封闭性，相互之间的交流实际上仅限于外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思考的框架都处于这个世界格局当中，不可能预料到这种封闭性会在1970年代以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况且，当时工人阶级运动很少能够越出国界，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因而缺乏相应的社会行动基础 ，也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摆脱“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阴影。再经过一国范围内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经验，民族国家与国家、与社会相混同几乎在所难免。
对此，钱学森异常清醒地看到，以往的社会制度都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共产主义社会却是全世界一体化的、政治的社会形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大的缺断。而全球化时代则有可能完成这项补阙的工作，“当今人类社会一个总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已经世界一体化了，全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 、“已逐渐成一个大社会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因而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殊产物，民族国家只是这种产物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特殊历史形式。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全球生产和全球市场而非国家边界，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正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建构或重构。这也意味着，发轫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运动正在政治领域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逻辑，较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晚近二十年“全球治理”议题的大量涌现。 [20]这就表明，经济和政治或许是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理性化的嬗变，但生成逻辑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只能是一种高度相关的外部联系。 根据上述描述，我们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判断：经济和政治是一种内部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决定，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各有其存在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钱学森把握住了其中的要害：“（世界社会形态）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会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政治一体化意味着出现全球化国家机器或世界国家机器。美国左翼理论家威廉?I?罗宾逊认为，全球化时代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产阶级用以实行跨国统治的工具是跨国家组织，既包括经过变革的民族国家，也包括各种超国家机构。 [24]虽然目前看来，这个跨国国家仅仅是稍具雏形，只能称得上是一个组织网络，“还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全球国家”，但是它已经在汲汲营造全球精英的政治整合，并且基于这个“新阶级”已经开始追求共同利益以及分配方式。这个跨国国家机器最终将采取怎样的形式？跨国资产阶级将会如何掌控这部机器来实行新的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又将如何跨越民族国家的范围形成新的阶级联合，并在这个国家机器面前继续进行共产主义斗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学习钱学森“世界社会形态”思想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
二、营造世界社会形态：全球经济、产业革命与新的联合
全球性国家机器的初显是当前全球化区别于以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重要特征，甚至可以说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第四个历史阶段。
全球化之所以构成新的历史阶段，意味着资本的全球运动发生了质变。概言之，是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变。所谓世界经济，指的是在前三个阶段，各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体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积累循环，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及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对外与其他国家的积累循环相关联。这的确是基于“市场/贸易”的忠实描述。但是，最近四十年来，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程度在急剧提升，全球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过程本身进行了彻底的重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必然对一国国民生产体系加以突破，不仅瓦解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积累循环，并且使之整合到新的全球积累循环中来。这就是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区别，也是西方主流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之间的实质差异。前者往往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市场或贸易（即交换关系），由此全球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在量上的增强。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生产关系的核心地位，从而准确勘定了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质变的临界点。
有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间通过资本跨界流动进行货物、服务交易，已经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事实上，这不过是“肤浅的一体化”，一旦面临国际政治经济危机，随时可以退回国民经济中寻求自保，从而实质上并不具有“有机性”，因而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整体。 [26]而生产进程的全球化不但使得生产分散化，也将几乎全世界统成单一的生产方式，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整合为一种新的全球经济。以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公式（Pm G-W…P…W′-G′A） [27]加以描述：在世界经济模式中，购买阶段（Pm G-W）和销售阶段（W′-G′A）都可以跨越国界，但生产阶段（P）局限于一国之内；而在全球经济当中，生产阶段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分散，进而带动购买和销售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散性。 而且，资本循环所带来的利润也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一个直接的证据是：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各种新的经济安排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生长出来，直接投资和其他非股权形式共同催生了巨大的跨国生产链 [30]，在横纵两个维度上塑造了复杂的全球垂直一体化分工网络。
完成这些转变，有赖于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技术。20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科学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和通信革命，再加上交通、营销、管理、自动化、智能化等广义技术领域内的创新，使得资本快速清扫了在全球流动时所遇到的所有物理障碍。简而言之，技术使资本在真正的意义上走向全球，开创出新的全球积累范式。本文无意分析其微观运作，而是关注这样的问题：技术只是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手段么？它在“世界社会形态”中将会扮演怎样一个角色？
钱学森极为重视技术问题，并不是基于一名科学家的身份，而是站在战略高度上，将之放置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进行思考。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钱学森更加细致地区分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然后引起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又将带来社会革命。
钱学森认为：人类历史已经发生了五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于大约一万年以前，人从采集、打猎为生变为靠种地放牧为生；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变为奴隶制度。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于中国大约 3000年前，即奴隶社会后期，商品交换出现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也就是发生于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所谓工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发生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开发了世界市场，生产体系也大为改观，出现世界规模的市场经济。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世界正在进入发展的又一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是由电子技术引起的。” 对照前述内容可见，引文中所称的第四产业革命正对应着世界经济“肤浅的一体化”阶段，而第五次产业革命则对应着当前新型全球化走向“深刻的一体化”。钱学森强调：必须搞清楚“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什么？它是怎样改变或重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的？” 很明显，钱学森非常注重生产关系的重要理论意义，注重科技-产业革命对生产关系的影响与变革。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生产关系主要包括三项主要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所有制形式自然处于基础地位，但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作用却往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一点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是劳资关系。上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出现严重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实行了两套方案：通过弹性工资制降低劳动成本，从而恢复边际利润；改变劳动过程从而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种办法被概括为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 从后续发展来看，后者更能代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方向，因为它可以让劳动更加“灵活”。就阶级关系而言，一方面，弹性的雇佣制度增强了资产阶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分散化，工人阶级被打散到世界各地，以往的工会组织形式难以建制，集体谈判能力和行动能力显著下降。 [36]换言之，在一个异常强大的跨国资产阶级形成之时，与之相对应的跨国无产阶级似乎陷入了永恒的“自在”状态当中，以至于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无产者的联合已走到终点，不可能再塑造出一个“自为”的阶级。
这一结论是否成立，还要深入观察跨国无产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变化的根源是劳动形式的变化，而实际上在新的劳动形式宣告了以往的无产阶级联合方式失效的同时，也为一种新联合的诞生埋下了伏笔。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控制经济全球化，构造出来一种新的统治逻辑和统治结构，但自始便在世界一体化的总趋向与资本大国的分化性支配之间存在着紧张。张力一旦突破临界点，原有的支配体制将被瓦解。 引爆临界点的恰恰是跨国资产阶级所剥削的新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是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沟通、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这种劳动形式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信息化的、广泛吸取通信技术的大工业生产。这种依赖信息技术的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本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 不难看出，新的科技进步在新的劳动形式形成过程中占有关键地位：信息的制造与传播获得了劳动的属性。非物质劳动不仅在生产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更是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生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新的生产模式必然会给生产关系带来相应变化，传统工人阶级不再能够承担历史主体的任务。 本文并不打算对之加以辨析，只是借此强调，阶级政治并不会因为全球化资本主义采取了新的生产方式而丧失结构因素，跨国无产阶级也不会因为跨国资产阶级的霸权而陷入无力与无能的状态。只要资本的运行还是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获取动力，只要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还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那么反压迫的斗争就不会平息，追求平等的脚步也不会停下。
后文将会指出，尤其对于私有制而言，上述新的劳动形式本身就在孕育“公共性”（the common），而这种“公共性”最终将会指向共产主义的“公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钱学森的又一预言：“第五次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是有矛盾的；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是协调的。”
三、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由去“分”而去“私”
除了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钱学森还预言了未来的三次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为核心，提高劳动资料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开创人机结合的劳动体系。第六次产业革命将实现现代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为人类的食物、健康、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创造出高效益的生物物质。第七次产业革命则直接针对人体本身：人体科学（包括医学、生命科学）极大地提高了人体功能，“将使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其影响将渗透到各行各业”。 [42]这三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最为重要的结果是“三大差别”的消除。
所谓“三大差别”，是指工业与农业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差别本身就是产业革命的后果。原始社会从采集、狩猎向农业和畜牧业过渡，出现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接着，由于纺织业、轮制陶业和原始冶铜业的出现，又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相分离的第二次大分工。随之也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手工业和产品交换对场所的要求催生了最初的城市，出现了城乡差别。在社会生产力相对发展的情况下，脑力劳动又逐渐脱离体力劳动。“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这就意味着，阶级消亡也要遵循分工的规律。阶级消亡意味着平等，而惟有“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使实质平等既是可欲的、又是可能的。换言之，必然王国必须建立在自由王国的基础上。如何实现？马克思的答案是：“工作日缩短是根本的条件”。 个人劳动时间缩短，同时又要保证社会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因此对科学技术持续提出发展要求。
钱学森基于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同时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对马克思所设想的这一历史进程用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更加具体、科学的描述。具体而言：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最后结果将“大大推进了最终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历史进程”；第六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农村、山村、渔村和边远荒漠地带，随着这一产业革命的发展，这些地方也都将改造成小城镇。这次产业革命的实质是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渔，加上工贸等，形成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即开创了大农业产业……；这样发展起来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在生产方式上已无实质性差别”，从而可以“消灭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第七次产业革命将导致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进一步消失，人的思想觉悟、科技文化知识、身体状况和人体功能得到很大提高，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创造条件。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状态的“深描”，充满了丰富的细节。
取消了三大差别，意味着阶级划分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逐渐消失，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法权秩序所保护的财产私有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计中，私有制消灭是因，实现共产主义是果。这一因果关系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便演化成“斗私”的阶级斗争。而钱学森认为：私有制消灭只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 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所有制形式上进行空洞的争辩毫无意义，必须承认私有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也需要自觉、主动地吸收私有制的有益性，以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促发社会革命、创造私有制消亡的具体条件。简言之，“私”的基础在于“分”，要灭“私”，关键是去“分”。
无独有偶。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甚至将之作为全书立论的基础。该书的第一部分“入世界观众苦”表面看是佛家的关怀，但题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难以从小康进到大同，归根结底在于“私”，之所以有“私”，又是因为有人己家国之分。只有去除种种分界，才能去私为公、“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大同”说，来自中国传统经典《礼运》。 西汉时期的春秋公羊学家特别注重这一概念，以之描述三代以前理想社会的样貌，是对过去的依恋和怀念。 康有为阐发“大同”之义，则是对人类社会的走向进行规划和推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社会主义思想对未来世界的描绘形成了共鸣。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康有为的主张堪称社会主义之先声，直接促发了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社会变革思想，甚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们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曾向埃德加?斯诺坦陈自己早年亲近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1917年前后就明确说“大同，吾人之鹄也” ，“新村”建设实验虽遭失败，但仍然作文宣传其命意，其中能够明显看到《大同书》的影子。 到192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毛泽东仍然注重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相通之处，甚至多次以大同指称共产主义。 然而，由于在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上产生了前文所述的那种因果倒置，建国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让中国社会进展到大同世界。
在阐明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之后，钱学森提出了“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既不同于康有为念兹在兹的“天下为公”，也不会选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决定了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钱学森对由去“分”而去“私”的判断，有着更为牢靠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基础。前文指出，后福特主义采取了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内容的新劳动形式。这种劳动所包含的最为重要的特性在于，它的劳动成果或劳动产品（知识、语言、符码、信息、感受等）并不天然具有“私”的性质，反而首先表现为一种“公共性”，最终将会指向共产主义的“公有”。理由有二：第一，非物质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具有稀缺性、有限性，而是会在流通中产生增殖，传播越广、受众越多，就越有生命力，因此私人占有就不再是实现需求的方式，所有权变成了共享权，或者说以共享的方式实现了所有。 [55]第二，虽然非物质产品只占当前全球生产总量的小部分，非物质劳动也只是全球总劳动的少数，但非物质的力量必将作用于所有生产部门和社会自身，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这无疑开启了由“私”入“公”的契机。这也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事物发展规律：一个事物包含着反对其自身的力量，而且将会在一定条件下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
在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产业革命中看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认识也来自于钱学森对“世界社会状态”的根本认识。正如上节所论证的，跨国资本要求生产进程全球化，使得生产碎片化、分散化，同时又要求不同国家和地区整合到唯一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当中。如果没有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这种整合是不可想象的，更是无法实现的。当信息通讯技术本身也构成了新的劳动形式，新的社会产品、新的所有制也就在孕育之中了。民族国家体系随着新型全球化的展开而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全球经济逐渐促发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使得世界最终越来越趋向于大同。
结语：新型全球化与共产主义的未来
钱学森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摆脱了“一国”或“同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羁绊，从产业革命引发社会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出发，用“世界社会形态”这一概念高度概括了当前世界格局的状态与基本走向，与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们形成了精神共鸣，指明了“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是人类命运的最终走向。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遭遇到了诸种难题，但在采取了全球化的历史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的深远的发展前景。经济一体化对政治一体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其实现形式还处在萌蘖当中：一个巨型的跨国国家机器已经戴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面具，一个强大的跨国资产阶级正在轮番磨练老福特、新福特、后福特的爪牙，而一个自觉的、自为的跨国无产阶级似乎仍处在深度睡眠之中。共产主义超越、克服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显然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预想的更为复杂，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此种影响加之于中国，直接反映为1990年代以来逐渐酝酿出一种实利性的实用主义、一种现世性的世俗主义，甚至造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化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空心化。乃至于很多党员干部、党内理论工作者在面对重大意识形态问题时，也纠缠在未来遥不可及故而不可知、不必讲的消极情绪当中。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的新剧目，的确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但是，这一历史展开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前进的动力系统仍然动态地源发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紧张关系。前文已经证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必将带来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变革，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虽未因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而宣告灭亡，却因自己所包含的否定性力量而走向衰朽。值此重大历史转圜时期，既有必要对人类的未来做出大胆的预设，也有必要将这种理想奠立于更为牢固的基石之上。
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把握历史规律，自觉利用历史规律，为推动历史的前进积极地创造条件。社会主义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也绝不应放弃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未来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把握历史的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自觉适应和主动参与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来，引导社会主义从一国范围内的实现走向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大同，本来就是以“中国梦”为指导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津所指；也是对社会主义必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进化的客观走势的主观呈现与主动呈现。
钱学森也站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上，始终强调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社会形态中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进入全球化的不同方式。那么，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在拐点之后是要重定中心，还是要去中心化？中国能否成为新的中心，或者成为去中心化后的一极？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有待时日加以验证。但钱学森早就提醒我们，“21世纪将是一个动荡的世纪……‘和平’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要看出这个前途，有这个准备”。 [60]如何准备？就是要全力推动三次新的产业革命，再加上组织管理革命，通过“第二次文艺复兴” 把中国推向第三次社会革命，实现“整个社会形态的飞跃”。换言之，新型全球化这个过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发展出一套能够突破以往全球两极分化的生产与分配格局，对区域、地区、乃至全世界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什么是“命运”？担当此种命运的“共同体”来自何处？钱学森指出，中国文明的内涵之一在于“以天下观天下”的精神，由此又倡导“以世界衡量世界”的方法论和“世界尺度”。这是从整体、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也是系统权衡“世界”与“国家”的义利观，是对“万邦协和”、“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精神和“解放全人类”、“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继承与升华。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演讲中，提出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应被视为这一时代命题下的具体举措。以协商、参与、共同治理的原则取代以往的地缘政治、法权关系原则，其中所彰显的共同体精神从来都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