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1982年从北京中国社科研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刚刚从武大数学系毕业留校在经济管理系工作的汤敏和我，接冓了杨小凯。
一直到杨小凯由邹致庄教授的推荐赴美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之前，我们和杨小凯是一个教研室工作的同事也是楼上楼下居家的邻居。
我们这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对于杨小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理解和感叹多于好奇。也因为我们与杨小凯有过一段时间的近距离相处，对杨小凯的执着追求的精神也深有感触，所以对他后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也不感到非常惊奇。在他因病离开人世的时候，那些带有人情味的平常相处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更值得眷念。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非同寻常”。有一天我们被告诉，杨小凯来了，房子分配在我们的楼下。我马上下楼对新来的同事安家关照关照。我下楼一看，楼下的房子中央一大堆垃圾，以这一堆垃圾作为背景，我第一次与杨小凯和他的夫人吴小娟见面。由于面对垃圾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杨小凯来了以后，因为他当时是从所谓技术经济所来的实际上是计量经济学，所以我们在一个教研室。当杨小凯知道我和汤敏是学数学的非常兴奋，不断地说现代经济学就需要数学，我们一起搞，一定可以搞一点明堂出来。我和汤敏数学系毕业，虽然在大学最后两年学习了经济系后两年的课程，但是毕竟是不同的经济学体系，我们对经济学还是不得门而入。所以杨小凯鼓励对我们来说奠定了我们学术发展方向的信心是不为过的。我和汤敏在他的帮助下也开始了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些计量模型的研究和应用。
我和汤敏大概是最早分享杨小凯的劳动分工理论的人。有一天外面大雪纷飞，我们在一起包饺子，工具简单，用的是煤油炉子，历时很长的时间，最后馅都没有煮熟，我们吃了一顿夹生饺子。但是杨小凯从头到尾都在不停地说“劳动分工”，说“边角解”，虽然在机械似地参与“包”的过程和“吃”的过程，似乎根本没有注意我们缺这少那的饺子是夹生的。
有一次杨小凯做一个讲座，来听的人方方面面都有。事后有人告到学校说杨小凯在讲座中攻击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髓剩余价值论。学校派人下来调查，让我和汤敏写证明材料。我和汤敏向学校向系里和相关部门和人员反复解释，我们不认为杨小凯的讲座除学术探讨外没有什么不对之处。我们当时在学校是比较受到培养的，我们的正面说明应该有大事化小之作用。可能因为一些这类的事情，我们成为杨小凯的朋友。有一次他对我说，“小蕾，你很幸运，汤敏是个很难得的人”。我说：“你应该去对汤敏说，汤敏你很幸运，左小蕾是个很难得的人”。他说：“哦，我还没有看出来你还很有幽默感”。我是不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我一直没有机会再问他。他是不是去对汤敏讲了上面那些话，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些本来都不重要，我只想通过这些小事的回忆留下对良师益友的小凯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