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特刊发胡德平同志的这篇文章，该文是《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的第三节，原题为《党内一隅民主空间》，收入胡德平专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该书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敬请读者关注。
为何《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能参加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期中央党校学习班？为何杨西光能把胡福明“《实》文”的初稿送吴江、孙长江等同志进行修改？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
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但愿华国锋同志也记得这一刹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父亲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主席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8年11月25日笔者《日记》
12月2日在家中，耀邦同志又谈起真理标准问题，他讲：
我们要很好学习《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实践—理论—实践的工作就是理论工作。把这三个环节联系起来就是理论工作。我们的干部由于对革命的经历不同，对文化革命的体会不同，思想水平不同，所以认识就不完全相同，因此需要我们互相帮助，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1978年12月4日笔者《日记》
这似乎是他对这场大讨论的总结，也是他对子女们的教育和期望。
关于真理和实践的关系，耀邦同志在延安工作时就明白了这一哲学原理。但是，在工作上运用这一观念，还可以追溯到1975年为中国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上。他和于光远同志堪称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汇报提纲》曾由耀邦同志分送给张爱萍、钱学森、朱光亚、于光远、胡乔木等人征求意见。
8月17日，于光远在《汇报提纲》第二稿上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让人惊讶：在判断科学是非上要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由于稿件退回耀邦同志处时间已晚，修改的《汇报提纲》第三稿已直送小平同志了。所以这一观点未展开讨论，也未进入第三稿。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端两年之后，由此引发的思想解放极大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耀邦同志回顾历史，又想到未来，1980年6月7日，他对家人敞开胸怀，道出了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的思考和追求：
“生（注：应为‘死’字，我记录有误）者返生，生者无愧。”这话都是上了书记处会议纪要的。出自春秋时代，《公羊传》有载……。如果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死而复生，我们每人也没有任何愧色。
－－1980年6月7日笔者《日记》
“死者返生，生者无愧”，原话是“使死者返生，生者无愧乎其言，则可为信矣！”此为晋国荀息回答晋献公的话。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给在“极左”路线下迫害致死的同志恢复名誉，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若是生者和死者还能见面，能内心无愧，坦然面对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诸同志者，唯有那些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成长起来，又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唯有他们，才能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信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