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与国内一位大姐通信，谈起冯至先生的翻译，她竟然是冯至先生长女冯姚平女士的朋友。她们常有来往，每年春天有聚会，有时还会交流一些老照片等资料。世界真的很小，“冤家路窄”。

第一次“认识”冯至先生是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与田德望教授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实话实说，“惨不忍睹”。当时，我不明白的是，这样的破烂东西，竟然也能当课本，用来教育学生？

1983年从收音机里听到，冯至获得该年度的歌德奖章，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德国人，你有没有搞错？”因为我内心搞不懂，歌德奖章为什么会授予这样一个编写“毒蘑菇”者？[1]

我第二次“认识”冯至先生，是来德国的前后，也是因为母校中山大学的关系。1987年，我正在准备来德国自费留学，母校的老师和留校任教的同学来信，邀我参加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德语文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说82岁高龄的冯至先生到会，机会难得。我由于私心太重，也没有时间参加。会后，冯至先生设立“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简称DAAD）授予他的艺术奖奖金一万马克作为基金，该奖授予在德语文学研究领域作出成绩的、年龄在45岁以下的中国籍中青年学者，每两年评选一次。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对老先生开始有一些好感。那年的12月15日，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代表德国政府将联邦德国最高荣誉的“大十字勋章” （Großkreuz）授予冯至先生。

后来，在德国认识Goldmann博士，老G跟我说，他任文化部长时曾陪同冯至吃饭，就是在歌德奖章颁发的宴会上。老G人品诚实、正直、谦虚、平易近人，既然是老G的朋友，后来我想，冯至“坏”不到哪里去。

第三次“认识”冯至先生是现在，读了那位大姐的信后，我就开始重新阅读冯至和他的女儿冯姚平。根据冯姚平女士的回忆，在大跃进时代，冯至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编出一本《德国文学简史》。冯至和田德望两位教授带着一些青年教师一起编。在那种条件下，冯至只能把他多年教德国文学的讲稿，作为基础编成了那本书的前半部分。这本书，成了他一生中三大憾事之一。几个月之内让他完成一本教材，是赶鸭子上架，对于他个人来说，则是制造了遗憾。直到冯至快去世的时候，外文所打算编一本集子为他祝寿，里面收集一些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研究成果。书快编成的时候，外文所的人要拍一些冯至的书影放到集子里，冯至特意地叮嘱冯姚平：“不准拿那本书。”他觉得，冯至弄出那样的一个东西出来，是一种侮辱。后来给他编全集的时候，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编委会决定把这本书、以及他在“反右”和文革时期写的那些批判文章都收了进去。

季羡林说：“这样子可以让人们看出，在那个年代像冯先生这样正派老实的人，都要被扭曲地写这样的东西，也可以让后世引以为戒。”

冯至先生的忏悔尽管姗姗来迟，但用周扬的话来形容，那就是 “冯至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他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

忏悔，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本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乡镇和城市平民中有所收获，但基督教却没有掌握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被自己的理性知识所阻拦，无法像康德所言“超越理性，达到彼岸”，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基督教若没有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意见领袖知识分子，那将是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

人是从众动物，如果意见领袖知识分子甘当“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忏悔文化在中国（甚至整个东亚）将永远缺席。“你看，人家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也这样？我一个小老百姓，算什么？”

其实，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然而，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人上上下下形成了一场最广泛的“诉苦”运动，滋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啃老族”， 那些“苦大仇深”的撒娇者，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像冯至先生这样的忏悔者。

在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中国，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悔改不但需要非凡的勇气，而且需要明确的方向。这个方向，首先指向自身的历史罪过，然后指向改变的方向。人，只有不断地忏悔和改正，才能讴歌人性。

我是地地道道的罪人一个，在此，我忏悔我自己的不美。我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人度人。我内心的黑暗和肮脏，侮辱了冯至先生。

我三次“认识”冯至先生，其实我还是没有认识冯至先生。

注释：

[1] 《毒蘑菇》是希特勒年代传播最广、毒害青少年最深的一本书之一，作者：Ernst Hiemer。Der Giftpilz: ein Stürmerbuch für Jung und Alt. Verlag Der Stürmer, Nürnberg 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