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健的突然离世对我打击很大，近十来天，我一直心境不好，有一种莫名的痛，本该在新年前写完的这篇短文一直拖到今天才下笔。

我与天健是北京大学七七级同学，他在国际政治系，我在法律系。我们两个系的男生同住37楼，他所在的系住四楼;我所在的系住三楼，相互之间都认识。北大毕业后，我们一起考上出国研究生。我现在还依稀记得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天健跑到宿舍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得到可靠消息：我们俩都获得了福布莱特研究生奖学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美国第一次给中国大陆赴美的研究生福布莱特奖学金，一共三人，另一位是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王心扬(现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

1982年8月11日，我与天健乘中国民航的飞机从北京出发，经上海、旧金山前往纽约，由此展开我们了漫长的海外生涯。其后头几年，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我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再往后，他到杜克大学任教，我到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既是同行，也是朋友。过去三十年，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一些是愉悦畅快的，一些是严肃认真的;一些是轻轻松松的，一些轰轰烈烈的。我原以为，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三十年一起慢慢老去。没想到他却已经乘风而去，真是让我“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大概没人不知道天健，他是最早将抽样调查方法运用于这个领域的学者。早在1988年，他便使用分层多阶抽样程序在北京八个城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其结果是长达三百多页的皇皇巨著《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这本书细致分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极具原创性，至今我仍在教学中反复引用天健这本开山之作。

在过去20年，天健又多次在中国大陆与其它地方展开大规模抽样调查，包括几次全国性的调查，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当之无愧的翘楚。依据调查得来的实证数据，天健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如Daedalus,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Asian Surve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发表了很多篇重量级论文，成为中国研究领域内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

两个月前，他刚给我寄来一部新书稿《The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 Cultural Basis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r》，依据的是从1993年到2008年五次民意调查，其中有不少让人眼睛一亮的新发现。令人欣慰的是，听说天健的这本遗著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年内推出。

在完成第二部书稿的同时，天健还刚刚主持了一项跨越几个国家与地区(包括美国)的抽样调查。2010年9月底在北京见面时，谈起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他兴奋得不得了。那眉飞色舞的神态还历历在目，然而我们如今却阴阳两隔，每念及此，不由人不悲从中来，扼腕长叹。

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一位故友李峄死于广南，他与杜甫20多年前在长安时已经相识，颇有诗文往来，感情较深。远在湖北的杜甫听到噩耗后，写下了《哭李常侍峄二首》。那一年，杜甫57岁。今年我也是57岁，却没有诗圣的文采。不过《哭李常侍峄二首》中有一句能准确地表达我此时的心境：“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悲哉!

对仙逝的挚友，我只能道一声：天健，一路走好!

纽约，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