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置信史老师竟突然走了，深感震惊与遗憾。一个多月前，我们还通过电话会议讨论一本政治学教科书的写法，那时候他听上去还安然无恙。两个多月前，他还坐在我对面，和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同事们一起探讨系里的发展规划。那天，细心的史老师带了一瓶红酒来，大家边喝边聊，气氛极其融洽。
虽然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出同门，由于我入校时史老师早已毕业，直到今年9月为止，我一直没有机会正式认识史老师，但对他早有耳闻，知道他是第一个扎扎实实通过民意调查和定量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学者。07年我在剑桥工作时，曾给他写信索要论文，史老师飞快地把尚未发表的论文寄来与我分享，令我感动并颇为受益。后来，那篇文章成了我教中国政治这门课布置给学生的必读文献。
正式认识史老师是今年9月，清华政治系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鲁莽无知，与史老师就一个学术问题发生了小小的争论（由于从未谋面，当时甚至不能肯定对方就是天健老师），后来史老师有事提前离开。但是第二次见到史老师时，他不计前嫌，专门给我带了一篇他的新论文，内容与我们那天的争论有关，其中有很多闪光的见地，令我非常受教。
虽然认识史老师时间很短，对他热情、慷慨的品格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重组后的清华政治系是个新生事物，力量比较单薄。由于史老师在中国研究领域极有影响和根基，他加盟政治系，使我们这个新生团队如虎添翼。除了带来很多学术上的洞见，他一直也在尽最大努力把他所能动员的学术资源、人际网络、研究基金、调研机会带到这个新系当中来。
两个小细节反映出史老师的人品：第一，由于史老师和杜克大学的关系，他主动提出帮助我们系的同事建立杜克大学的电邮帐号，这样我们可以更方便地查阅到很多英文资料。这种忙本来完全“可帮可不帮”，而且技术上完成这件事颇费周折，何况又不是一个两个同事，而是愿意帮助所有同事，但是史老师不但主动提出这件事，而且耐心地参与每一个电邮帐号的建立。第二，我们开会讨论出一本关于政治学研究国际前沿的书，前一天刚开完会，几乎就在第二天，就收到史老师电邮寄来的大量相关资料--且不说其效率惊人，这件事象上一件事一样，完全不是史老师“份内”的事，他只是有主动积极地帮助他人的习惯而已。
此类事情不胜枚举，想必我们系同事都有类似印象。
虽然在一些学术问题上，我和史老师观点不尽一致，但是观念上的论敌有两种，一种是令你尊重的，一种是你无法尊重的。史老师显然属于前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所散发出来的品格魅力，更是因为他是个踏踏实实做经验研究、言出必有据的学者，他的观点不是一拍脑袋的随意感慨，所以即使你质疑它，也会情不自禁地严肃对待它并且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想必所有读过史老师学术论文的人，都会对其严谨、扎实有同样的感触。
虽然我认识的中国学者教授很多，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却极少。史老师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个。他那种把政治学当作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战场的态度，在中国可以说极为稀缺。所以史老师的离去，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确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想我们纪念史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他的学风，用踏实的经验研究来支撑我们的观念和理论，把他想做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去努力做完做好。
愿史老师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