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篇书评写于一年多以前，其时龙应台的新著《大江大海1949》虽不能在大陆出版，但书评却可以发表。我的这篇书评，对龙著略有一点批评，几家平面媒体均不愿刊载。今见李敖的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我的意见没有他那么刻薄，也有某些相同点，即感到龙著对历史的反思还不够到位。如今海峡两岸关系走到了应该跨出下一步的时刻，在这里，回到历史并且反思历史，从而迸发超越自我的勇气和智慧，似乎已是中国人绕不过去的关隘。如果有这种勇气和智慧，那么中华民族就能够在21世纪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反之则一切皆为空话。现将这篇书评在网络上发表，龙先生如果能够看到，欢迎她做出回应。)

去年(指2009年)，祖国大陆与台湾跨过了“两岸关系一甲子(60年)”的年份。在这个年份到来前夕，2008年12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称：“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段话告诉人们：两岸问题，是由中国内战的历史问题“遗留并延续”下来的。要解决两岸问题，反思历史是绕不过去的课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台湾作家龙应台出版了一本书《大江大海1949》，在海外华人读者中很轰动。笔者素仰龙先生的文章，便托人把她的这本新著买来细读，读罢却有些许遗憾。遗憾者何?即感觉龙先生对历史的反思还有那么一点没有到位。于是想起上世纪90年代笔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发过的一番议论，认为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这段历史离当代人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代人很难摆脱自身的立场、情感、利害与历史的直接关系，从而不能不影响到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笔者那时还说，所幸我们正在跨越告别20世纪的划时代的界碑，随着中华民族终于走上正确的复兴之路，冰山为之消融，恩仇为之相泯，这也使历史学家开始获得走出庐山看庐山，在更高更宏远的视野上纵观时代风云，评说千秋功罪的条件，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突破的机遇所在。(参见拙著《我们关心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86页)现在看来，这般估计稍显得过于乐观了些。

龙先生的书，写的是1949年中国内战失败者一方如何经历千辛万苦，撤退台湾的故事。开卷明义，作者这样道来：“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在书的最后，龙先生又这样总结道：“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看得出来，龙先生选择了一个最高位的站立点，用人道主义批判了世间所有的战争。可是，大江大海，1949，应该由谁来说一声“对不起”呢?龙先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显得有些含糊其词，到了也没有说明白。如果失去了对战争责任者的批判与反思，这种对战争的批判岂不空泛而无力度?

大家知道，6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内战，当事双方是国共两党。如马英九先生所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自建党以来就争斗至今，双方都付出重大的代价。”令人费解的是，这两个党都是中国近代以救国救民为宗旨而成立的革命党;1920年代两党同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扶植;其时两党的党员骨干很多都是五四爱国青年;两党的纲领也曾经差别不大(中共于19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又称“真三民主义”，即比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还三民主义)。那么，这两个革命党为什么非要杀个你死我活呢?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大概都会思考这个问题。

吴思先生发明了一个词汇，叫“血酬定律”，说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规则，就是谁流血牺牲谁就要求获得酬报，其相互之间必然排他。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现象，有一个至今仍被吾国吾民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即：“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个说法，和“杀人者偿命”一样，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理所当然的。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你死我活的厮杀，受了中国传统政治规则——“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支配，这一点恐怕很难加以否定。以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为例，其原因虽然可以列出多端，譬如共产国际不谙中国国情的错误指挥，套用别国经验搞国共“党内合作”，不适时地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人为制造了两党之间的不少矛盾;中共政治经验不足，工农运动出现“过火”，导致北伐阵营内部的不满;蒋介石搬来“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主张，不允许党内有党，等等，然而透过这些，似乎更加根本的，是当时在国民党内部，任谁都看得明白“最能奋斗的是共产青年”，于是“以两党党员混合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蒋介石语)的防范、排斥之心日增。孙中山逝世后，一些“联共”政策的反对派陆续抬头：戴季陶公开发表反共言论;西山会议“老同志”提出“离共”主张;蒋介石则猜疑汪精卫受苏联顾问季山嘉和中共支持要搞掉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在党内通过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随着北伐军攻占长江流域，国民党分裂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共受到宁汉双方的忌恨与猜疑，形势愈加险恶。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决定“分共”。宁汉终于实现合流。8月1日，中共被迫举行南昌起义，国共彻底破裂。在“清党”中，国民党用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政策来对付昔日的战友，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下半年，就有30多万人被杀，其中中共党员约2万6千余人。陈立夫晚年也承认，当时“无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计其数”。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 。这是拿血换来的经验。

我们再来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又回到国内政坛的搏弈。作为国共和谈调停者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怎么也搞不明白：两党既然在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异议，何以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按照马氏的理念，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体，然而，马氏的设想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国民党的眼中，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像民盟那样的非武装党派，其反对党的地位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在中国则必须拥有武装，这又不符合美式民主制。结果，马氏的调解只能以失败告终。(参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国，作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并非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同意开政协会议，也支持国方代表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力量协商制宪。在政协协议通过后，中共一度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甚至准备把中央机关从延安迁往苏北，以便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可见和平的诚意。然而国民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体蒂固，如蒋介石所说，本党一般同志的普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既然不愿与他人分坐天下，那就必须用武力来剪灭异己，国民党内主战派十分猖獗，政协协议最后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否定。其实，“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蒋介石自己加以贩卖的。1944年，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反复强调的只有一条：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中共则针锋相对，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前面加了一个“新”字，广为传唱)。这样，两党决一死战在所难免。平心而论，虽说一只巴掌拍不响，国共双方对内战爆发都负有责任，但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反思历史，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对历史负责的政党，不能不对历史上的过错说“一声‘对不起’”。唯有如此，其下一代才有理由“为荣”。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中唯一在战后爆发内战的国家。在龙应台先生的书中，二战与中国内战，其“正义或不正义”可以“不管”，然而以近代史研究为职业的笔者，却难释对战争性质、责任、意义的判断与思考。在60年前被叫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中，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大部分是农民青年)付出了生命(据说刘伯承元帅因此而不忍回忆自己打过的那些胜仗);战争使无数家庭骨肉离散，赤县神州分裂至今。笔者不讳言属于龙先生所谓“胜利者”的下一代，看过老照片上身穿列宁服的父母辈当年那种“新中国是我们的”灿烂笑脸，也见到了他们后来“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胡绳先生语)的艰难“求真”历程。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那些曾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们及其后代，要有超越自我的勇气，达至新的真理境界，并付诸切实的行动，才能对民族，对历史有所交待。

走出庐山看庐山，真的那么难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