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何以失败?
龙应台是斐声海内外的华人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以不同于中华民族惯有的中庸传统，以直面、辛辣、热情如火的风格震撼全球华人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其文笔日益优美甚至带些婉约，但其震撼人心的力量仍然不减。在两岸分治六十年的今天，她的力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带着历史的反思、人性的拷问再次成为华人社会 注目和思考的焦点。她自言是以战败者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做为战败者的后代，自然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情感处处流淌。然而，在这本书中，却又以严谨、细微的史实，诉说着哪个时代的历史真相。主观的感情与客观的史实相得益彰地构成了此书的独特魅力。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未有之局。中国从一个全球最为落后的封建皇朝一夜间变身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制度的先进性不仅在当时的亚洲就是在世界也可傲视群雄。然而拥有当时最为先进制度的中华民国却仅仅存在了三十八年，在给中国留下不堪回首的种种灾难之后而凄凄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国的失败，从教课书上读来的答案之一就是它的腐败。国民党的盟友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口述自传》中就曾打外交惯例直言不率的评论：
“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于是“一群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的混蛋、所谓自由中国人士”就这样在短短几年内被赶到天涯海角的台湾岛。然而这种定性的结论显然无法与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揭示的真实历史细节更有震撼力。
这本书是从她的母亲逃离大陆开始的。龙应台的父亲当时是国民党的宪兵队长或者是宪兵连长，派两名士兵护送她去台湾。不料由于家庭离散，在台湾失去了军属的资格，再无人负责。此时她竟然能够从身上拿出五两黄金，盘下铺子，度过难关。而此时的中国百姓，连吃一顿饱饭都是奢望。龙应台的父亲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连长，在国民政府败退到广州已到最后危机一刻，他负责广州机场警卫时记录下的一件事则更令人震惊：一位走私集团的首领拿出五百两黄金，要求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乱世之中这五百辆黄金和二十辆私货背后的故事。然而超出我们想象的腐败却是龙应台记录下的两位朋友----一位有钱，一位有国防部关系—--的对话：你出钱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实际只要一万人就可。如果上面来检查，随意从街头找些人充数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吃空薪，军火还可以卖。卖给谁?卖给八路军。
这就是处于危亡之秋的国民党政、军、商精英的嘴脸。也难怪贵为一国总统的杜鲁门都忍不住抛弃斯文、打破外交惯例，如此在回忆录中破口大骂另一个盟国元首。都说中共谍报如何出色，只是有这样的国民党精英，没有谍报就能改变结局吗?
打着共和旗号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间究竟给中国百姓带来了什么?这个疑问龙应台在书中给出了答案。她的父亲出生于民国七年，民国六年的时候，根据《衡山县志》，“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与南军在湘江、米水沿岸混战，奸杀掳掠。青壮男女进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芜。七月苦雨、兵灾、水灾交加、农民苦不堪言，拖儿带女，外出逃难”。她父亲两岁哪一年，“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饥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饥。”她父亲五岁哪年，大水滚滚从天上来，“湘江、米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无几，灾民露宿两三个月之久”。她父亲十二岁，十五岁，十七岁，十八岁，一直写到中华民国的终于灭亡，贯穿始终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灾与荒。而官府对百姓的离难视而不见，有的只是不断的杀人，杀人。1918年，沈从文曾从军跟着清乡，抓到农民就是一顿棍棒，然后就是推出斩首。沈从文的军队只不过在当地杀一千多百姓，而此前的道伊已经杀过两千多人，此前的黔军司令已经在当地杀过三千人。“水灾、旱灾、大饥荒、连年的兵灾，中国的广阔大地上全是移动的难民”。这就是中华民国的真实写照，这就是正史无法一一记录的真实的人的历史。其实，不仅平民百姓，就是身为宪兵她的父亲，入伍时竟然也吃不饱，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去挖野草充饥，曾经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队伍口吐白沫晕倒在地，国家衰败可见一斑。
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在书中也有体现。号称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公司、广大电脑董事长林百里，此时与父亲流落香港。父亲在豪华的香港俱乐部作会计，告诫林百里不得走正门，不得进入前厅，因为那是白人走的。而这种屈辱感却演变成林百里奋斗的动力：“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的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西方列强在中国之不得人心，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史实。就在中共渡江前夜，与英国军舰发生冲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马上就要面临中共进攻的国军居然自动加入炮轰英舰的行列!可见西方带给中国的屈辱、仇恨之深。
中华民国迅速走入历史实是中国之幸，中华民国不亡，中国必亡。不过回顾中国历史，我们能发现一个规律：长期动荡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统一局面。然而很短时间就崩溃而被另一个朝代所取代，并铸就空前辉煌。这就是秦汉、隋唐。现在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再度浮现历史重演的迹象。新中国已经走过一甲子，全球第二经济体的桂冠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根据西方的预测，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就成为全球第一。也就是说，建国不到百年，中国将重新回到过去数千年所占据的全球一哥的地位。看看现在，对比龙应台的《一九四九》，我们应该得出什莫历史结论呢?当自由派想为中华民国的制度招魂的时候，可否看看中华民国史，看看龙应台的《一九四九》?
台独是怎样产生的?
现在的台湾，台独已是一股巨大的潮流。根据陆委会的调查，支持台湾独立的群体包括现在独立、维持现状以后独立、永远维持现状(实是变相独立)的已经过半。台独思潮合法化进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虽然是和台湾民主化几乎同步，但其根源却可追溯到1945年时的台湾光复。这自然在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1945年二战结束，台湾重回中国怀抱。喜讯传来，整个台湾无不欢欣鼓舞，自发组织欢迎队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个时候台独意识还几乎不存在。然而，从中国军队登陆的那一刻起，台独的土壤就开始产生，直至一年多后发生震惊全岛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独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现在的一代人，有印象的应该是香港九七回归。庄严的交接仪式、威武、文明的中国军队入港，以及十年堪称完美的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因此，显然无法想象六十四年前，中国军队进入台湾的场景。
1945年10月17日，七十军乘美舰到达台湾基隆。已经五十年没有见过祖国军队的台湾百姓涌入港口，翘首以待。然而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台独的主要领袖人物彭明敏有这样的描述：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是最近刚用美国军舰从大陆港口运到基隆来……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由于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的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处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经割破，，而且明显的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而不是我们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车站……
龙应台说，如果彭明敏看到的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中国军人形象，另一位台胞杨逸舟看到的则是令人可笑的中国军队：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有一只而另一只赤脚。脚跛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象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需要解释一下的是，这种草鞋也不是政府供给的，都是士兵自己打的。一个连士兵鞋子都无法提供的政府，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独一无二。
这就是台湾历史上被称为“流氓军”、“叫化军”的七十军进入台湾时的场景，也是祖国军队留给台湾人民第一也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不到一个月，六十二军也来到了台湾。与迎接他们的、整齐排列、神态肃穆、衣服仍然笔挺的日本降军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象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在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想想香港回归，岂是天壤之别可得形容?
如果说入台的军队只是令台湾人民倍感失望的话，随后的接收大员则令台湾人民怒不可遏。彭明敏回忆道：中国人接收以来，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船即成为一群流氓。
如果面对官员的无能和腐败台湾人民还只是敢怒不敢言的话，由于内战爆发以及这种无能和腐败导致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不聊生终于酿成了“二二八”席卷全台湾的民众抗议风潮。这种风潮也急剧转向自治等政治诉求。如果此时的国民政府能够认真听取台湾民众的呼声，改变自己的治理方式，悲剧仍然可以避免。台独也将失去内生性的动力。然而，国民党政府却是滥开杀戒，制造了空前的白色恐怖。彭明敏的父亲是彭清靠是高雄参议院的议长，他和其他乡绅代表去和维持秩序的国军沟通，结果一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位由于怒斥抗议而被枪决。受到精神重创的彭清敏自此不理政治，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而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当然这种记忆存在于经历过这场悲剧的每一个台湾人。现在已是“副总统”、当年只有八岁的萧万长，总是忘不了一位潘木枝医师。这是一位医德高尚、免费为穷人看病也是萧万长的救命恩人的医生，却在“二二八”事件中连同其他十一名嘉义县代表去和军队沟通时，被在火车站前通通枪决。萧万长的母亲给他一支香，让他走到潘医师的尸体前，跪下。
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时，由于日本的全力开发，经济发展水平已高于大陆。它的回归不仅可以一雪民族耻辱，更可为中国的重建与复兴发挥独特的作用。然而，信奉三民主义而又腐败的国民党已经无力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其在台湾遇到的反抗只不过是它在大陆彻底失去人心的先兆。如果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二二八”惨案只不过是国民党制造的众多惨案中的一个。只不过由于被台独利用，从而增加了其历史和现实特殊性。
“二二八”仅仅两年之后，中华民国就成为历史。虽然蒋氏父子在台湾全力发展经济、打击台独分裂势力，但他们亲手种下的台独之草已是“野火烧不尽”了。蒋经国尚在世时，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即已成立。而他全力培养的李登辉更成为台独教父，在他的鼓励下，并借台湾的民主化，台独终于成为台湾主导性思潮。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在全力完成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接下国民党制造和无力解决的台独挑战。期待现在的国民党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在事关中华民族统一与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以自己富有勇气的做为，补偿历史的遗憾。
如何解读长春之战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引发大陆读者关注的就是“长春之战”。大陆的历史记录的是长春和平解放，但在对岸的历史中，却是长期围城之后的投降。在长达半年的围困中，长春人口急剧大幅减少，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等到解放军进城之时，几乎成为一座死城。毫无疑问龙应台对大量的平民饥饿而死无法接受，笔端充满了激烈的情感。
做为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也存在严重的不足，这就是她在结尾中所强烈呼吁的：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抛弃正义与否来看战争，显然是无法正视战争这种伴随人类进步整个进程的特殊性方式。英国没有一场惨烈的内战，建立不起来君主立宪，法国没有一场惨死的内战、外战，建立不起共和体制，美国没有一场内战，也建立不起现在的合众国。中国不经过那场内战，能有今天的重新复兴?如果没有美国投向平民的两颗原子弹，能早日终结二战?同样是针对平民的暴力，日本就是被审判者，西方各国就是解放者，其根本区别不在于战争中的暴力而是正义。
其次，长春之战，中共是围城者。围城要死人，直接的军事行动岂不也有巨大伤亡?中共围城被指责，难道国民党无视围城困境，执意坚持到最后才放下武器，岂不同样受到谴责?既然没有出路要投降，为何非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其实这种思路就是在民进党执政时仍然有遗风。民进党以超出大陆接受的条件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碰壁后就指责大陆不顾台湾民生。可是如果台湾当局真是以民生为考量的话，何必要以大陆无法接受的政治条件去挑衅?
谈到国共这场内战，龙应台收录了许多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恐怕也就注定了国民党军队必然覆灭的命运。我们不妨看看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是如何征兵的。1943年，杨正民----他是向内地迁移的学生之一，远远看到一只中国部队，走近一看却发现所有的士兵都被铁链和粗绳捆在一起，十五六个人为一组，由荷枪实弹的国军押送，原来是抓来的壮丁。每个人都面有菜色，而神情凄惶。而到了内战，抓壮丁更成为唯一的方式。这样强迫来的兵源怎么会有战斗力?陈宝善参加过淮海战役，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歼。他流落到香港后回忆道：他们(解放军)训练没有我们好，补给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一个兵团，两万多人，我们仗打的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我能说出来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么会垮的这么厉害呢?当战败被俘的国民党官兵押送路途中经过他们曾经行过军的村庄，却惊讶的发现，他们经过时，家家闭户，缈无人烟，现在则是家家热火腾腾，军民一家相亲相近的火热景象。而逃亡的士兵，则看到的是无数的民工推着独轮车，碰到河流就扛着走。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纺纱织布碾面，蹲下来就为解放军包扎伤口、上药。而国军弟兄则无人蔚藉，到处是无人收拾的尸体。他们无不有心绞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不是白打了?鲁南郯城，普普通通的40万人县城，仅有存量一百万斤，但上级的征粮任务是四百万，结果最终上交五百万!这是靠抓壮丁才能补充兵源的国民党可比的?
面对一场场败局，做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又是如何看待军队的。他1948年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他日日想的是军队如何为他战死荣归。而蒋介石又是如何对待百姓的?1947年7月，国军六十四师与陈毅野战军激烈战斗的时候，接到上峰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内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的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军队还能不迅速毁灭?还值提为之唱挽歌吗?
龙应台的《一九四九》充满了矛盾。做为严谨的作家，她对历史不讳，不避。但又由于女性的柔性以及身为战败者的地位，却又不断发射出与历史事实相反的情怀。这也体现在她对二战中德国的描述中。这显然也和她嫁给另一个战败国的国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许是龙应台此书既丰富、又理性、又情感、又矛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