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辛亥革命来说，蒋翊武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作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武昌起义的枪声也许并不会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响起；没有他继黄兴出任总司令，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也许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早就得而复失。蒋牺牲后，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

1884年12月，蒋翊武生于湖南澧县一城市平民家庭，20岁时加入革命团体华兴会，参加华兴会起义，由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11年1月，他在湖北新军中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并担任社长。文学社迅速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组织，1911年9月，与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联合，组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经浴血奋战，首义成功，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随后，蒋翊武先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嗣继黄兴任总司令，直到南北停战议和。1913年回湘策动反袁，失败后在广西全州被捕，10月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享年不到29岁。蒋牺牲后，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桂林看到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就是“蒋翊武先生就义处”。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北伐，在桂林时专程到蒋翊武殉难处凭吊，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刻在该碑正面。据查，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唯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1916年7月，蒋翊武灵柩迎归湖南，葬于岳麓山上。

策划起义的实干家

对于辛亥革命来说，蒋翊武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作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武昌起义的枪声也许并不会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响起；没有他继黄兴出任总司令，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也许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早就得而复失。蒋翊武对完成武昌起义的组织准备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以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是在其前身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军中力量最大。蒋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1911年1月30日，正是农历春节，蒋翊武、詹大悲等在黄鹤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蒋被推为社长。文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因此得到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入社人数与日俱增。文学社人员在新军中长期忍耐，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不断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蒋制定了一系列组织建设和革命运动的方略，把工作重点放在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八镇，利用一切机会和关系，亲自深入各标营士兵中，反复进行革命宣传，发展社员，壮大力量。同时还分派社员到湘、川、皖、苏各省新军中为联络员，又于军队之外，建立机关部、通讯部等秘密组织。随着社员的迅速增多和起义时机的日见临近，一些小的革命团体陆续并入文学社，也促使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5月10日，蒋翊武在文学社会议上，主动提出与孙武领导的共进会合作，随后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从而使两大团体成功实现联合，由此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蒋翊武落实了武昌起义的军事准备。文学社吸收和发展社员主要以新军士兵为对象，因此，文学社组织发展的过程与在军事上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是一致的。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已布满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为密切与新军关系，促进新军反正，蒋翊武与刘复基等亲自入黎元洪部当兵，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吸收了不少社员。另一方面，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使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策划武昌起义，在8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尽管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晚上，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原来下达的命令，一夜之间使起义如期成功。这是蒋脚踏实地为起义作了充分军事准备的结果。

蒋翊武为武昌起义的舆论准备作出了独到贡献。蒋以文学社经费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他确定了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原则，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报纸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革命化，“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8月1日，军警查封了《大江报》，但《大江报》的宣传功效已深入武汉人民心中，为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的。

蒋翊武推动完成了武昌起义的领导准备。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文学社便与共进会订立正式联盟，共谋起义。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一致推举文学社的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革命军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机关部内；总指挥部下设军事筹备处于武昌，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14号，由孙武主持。派居正、杨玉如二人赴沪，邀请宋教仁诸人来鄂主持大计。

揭竿而起的总指挥

1911年10月9日凌晨，蒋翊武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立即与刘复基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临近中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带人制造炸弹失事，机关遭到俄租界巡捕破坏，起义名单、旗帜、文告落入俄巡捕之手的消息。于是，蒋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命令由龚霞初等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同时，蒋发函岳州，准备响应。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蒋因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乡野学究，警官对其未加注意，随意将他押在花园里，他在同志的帮助下越墙逃走，刘、彭、杨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然而，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因故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响。

蒋脱险后，于10日天亮时即派胡培才等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九日原令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接着又于午前9时半，连续下达“攻击之合同命令”、“给水攻队之命令”、“给火攻队之命令”等五道命令。晚上8时，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勇士纷纷响应，迅速占领敌署，清吏望风而逃。自此，武昌首义成功。驻武昌城内外新军合计约4000人，除少数营队外，都参加了起义。参加起义的第

31标第二营右队严荣华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在10月9日果敢地发布第一道起义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

文学社在武昌起义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据考，在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43个职务，总共由33人分担。这33人中，文学社成员占20人，共进会仅8人，拥有双重会籍者5人。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事务。

起义成功后，蒋翊武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他在刘公、孙武等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独自承担起指挥的责任，按照起义前约定，立即派人赴湘，敦促湖南革命党人即刻举义响应。湖南都督府首任军务部部长阎鸿飞回忆道：“武昌起义的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他们先到体育社找焦达峰、阎鸿飞两人。”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出任战时总司令，蒋翊武为总司令部经理部长兼顾问，协同指挥阳夏战争，调度全军后勤。当时汉阳民军约在13000人以上，后增到2万余人，另有民夫数千人修筑工事，全部给养由蒋负责。蒋还协助黄兴将汉阳民军整编为第一军，在汉阳四面设防，亟谋反攻。黄对蒋十分倚重，称赞他“智勇双全”。

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辞职赴沪，武昌危在旦夕。当黎元洪准备放弃武昌时，蒋翊武与张振武坚持“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蒋在众人推举下，以监军继任总司令。接着，他命张廷辅等沿江布防，又派董必武等率兵重创清兵，使武昌转危为安。

高风亮节的革命家

蒋翊武不争权。作为武昌首义的总指挥，蒋翊武理所当然应该在军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在共进会的操纵和蒋翊武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军政府给蒋预留的位置却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孙武地位反在他之上，成了军务部部长。不少共进会的人，甚至非革命党人也担任了政府其他部的部长。蒋翊武却认为无关紧要，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争权夺利，而是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于是，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汉口军政分府的建设、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中。当军政府对武昌防御忧心忡忡之时，蒋翊武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任总司令，对武昌防御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南北议和，枪声刚停，某些政客不甘心他出人头地，马上策划以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取代了蒋的总司令的职务，使蒋大权再次旁落。蒋又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出任“北军招抚使”，积极策反北军，且卓有成效。如果不是他不争权，文学社和共进会就难以融合，武昌起义的历史也许要重新改写。

蒋翊武不拉山头。首义领导者中，以“三武”最有名，其中孙武是同盟会员，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期，他到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张振武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在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建立过程中，曾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党人，但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却停留在比较狭隘的层面上，后来也是“民社”的发起人之一，许多言行明显倾向于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当孙中山被迫下野，同盟会处于困难之际，唯独蒋翊武立场坚定，不改初衷，继续追随孙中山，将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这是他有别于另外“二武”的一个根本方面。一向压抑文学社的共进会成员李作栋说：“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纯朴，即敌对者亦表示好感。”还说：“刘公才干不如孙武，孙武品质不如翊武。”

蒋翊武不搞特殊化。当军政府设部授官时，曾打算对官长实行高薪，蒋翊武带头竭力反对，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概支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这个规定表现了蒋和起义初期革命志士们积极向上、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

蒋翊武不图虚名。蒋翊武曾被中央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推辞没有接受。回乡省亲时，澧州将县城“多安桥”改名“翊武桥”，将东门改称“翊武门”，将正街改称“翊武街”。然而，蒋并不希望这样做。他从长沙乘船到津市，然后弃舟步行20里，悄悄地绕道回到了家里。次日，澧州要员纷纷来家拜访，他对乡人申明，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希望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桥梁、街道、门楼恢复过来。

蒋翊武不怕死。二次革命爆发时，蒋翊武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他讨袁失败、不幸被捕后，袁世凯电令广西方面将他就地枪决。蒋看了电报，索纸要笔，为遗腹子取名，留下三封遗书和四首七言绝句，表达了他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及对后人的期待。第二天，被押赴桂林丽泽门外行刑时，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宣讲革命，听众动容，有些为之痛哭。行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有变，突然从背后向蒋开枪。时为1913年9月9日。湖北革命党人温楚绗回忆说：蒋“从容就义，无半点乞怜，尤令人肃然起敬”。

身后寂寞的先驱者

蒋翊武本来应该是一个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第一，他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策反和改造新军，而不是联合会党来推翻清廷的道路。孙中山一贯重视会党，对新军看法比较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的死角，基本未顾及过。再者，在选择起义地点方面，只重华南，没有想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当宋教仁、谭人凤等同盟会领导人把战略重点移向华中时，蒋早已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第二，武昌首义是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关键所在，文学社和共进会是这次伟大起义的主要力量。作为文学社社长、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对武昌首义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比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被历代传诵的辛亥志士，蒋的名字被提起的频率却少得多。所谓“沉寂的英雄”，用来形容他再确切不过了。为什么蒋翊武身后寂寞？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军政府中盘踞高位的黎元洪、汤化龙一伙，极力分化和打击革命党人，削弱文学社特别是蒋翊武的影响。黎原是清朝高官，与蒋翊武等革命党人本不是一路人，当上军政府大都督以后，以“首义元勋”自居，对真正的首义元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二次革命前，自然千方百计将蒋翊武边缘化。二次革命后，又与袁世凯相勾结，置蒋于死地，极力屠杀文学社成员。

二是共进会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孙武，身居要职后，“与宪政派渐渐接近，旧日患难朋友反见疏远”，身为军务部长，却醉心于“扩充势力，植营私党”，不惜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竟至“拥黎以自重”，与汤化龙“一文一武，同恶相济”，极力打压为首义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的文学社。孙武就任军务部长后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10月25日的会议上改组军政府，将民政部所属各局改为内务、理财、外交、司法、编制、交通等部，一批共进会成员被安置在部长级位置上，在部长名单中，只有外交部长、同盟会员胡瑛与文学社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宁肯接纳旧军官和立宪党人，就是不能安置一起共谋大义的文学社成员。蒋翊武及他所领导的文学社成员处于权力中心圈外。起义刚成功，占得政治先机的共进会成员就开始打压、排挤文学社成员，后来甚至暗杀了文学社骨干张廷辅、祝制六等人。更有甚者，共进会会员蔡汉卿（蔡希圣），在辛亥首义中曾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当上黎元洪的“戒严司令”后，却摇身一变，对文学社同志大开杀戒，被人称为“屠户”。

三是地域观念作怪。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成立两年后，由一些同盟会员另起炉灶建立起来的，主要发起人刘公、居正、孙武均是湖北人。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基本清一色是湖南人（詹大悲除外）。熟知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马上就会想到，这种乡土分野的省籍意识，肯定会有日后两个组织的嫌隙与不和，武昌首义发生在湖北首府武昌，不少湖北人，尤其是共进会的领导人，不愿意把功劳记在外乡人身上。更有甚者，当蒋翊武提出由黄兴出任“两湖大都督”时，共进会的部分成员竟然丧失革命理性，不愿意湖南人黄兴地位在湖北人黎元洪之上，借口文学社的主要领袖是湖南人，反而给蒋翊武扣以“地域观念”的帽子，否定了蒋的建议。共进会的不少领导人本来是黄兴的部下，他们对黄兴的这一态度，说明他们自己的地域观念（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是何等强烈！四是组织合并的结果。辛亥革命老人李六如说：“文学社与同盟会，是在武昌革命运动酝酿成熟之际，才发生联系，受其领导。起义后，文学社员集体加入了同盟会，故后来谈武昌起义者，只知有同盟会，而文学社及共进会反被遗忘。”另外，同盟会虽然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为代表的兴中会一直被多人视为同盟会正宗，而蒋翊武为代表的文学社人物中，只有极少数同盟会员，且主要同华兴会有历史渊源，按照历史学家李剑农的说法，“它的组织行动，并不必由同盟会本部的命令”。于是，和同盟会历史渊源较深的共进会成员，包括不少同盟会会员，自然更多地讲同盟会对武昌首义的贡献，而不会刻意去讲蒋翊武。

五是文学社社员牺牲过多的结果。辛亥首义中，文学社成员在革命中贡献最大，牺牲最惨，阵亡大半。谁会料到，在首义成功的武汉，由于孙武的关系，一些原共进会系统的人大多沦为黎元洪的鹰犬，日以寻杀文学社同志为能事，使得湖北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严重影响了反袁斗争在湖北的开展。共进会会员陈孝芬评价说：“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师长被暗杀，使文学社的同志寒心，共进会手握兵权的师长蔡汉卿和其旅长杜邦俊，甘愿与黎元洪御用师长王安澜、杜锡钧等朋比为奸，助纣作恶，日以寻帮诛戮文学社同志为快，孙武从未加以制止，任其所行，以见媚于黎元洪保全其禄位，遂致仇恨日深，形成势不两立。文学社中坚分子幸存者不及十之一二。”又说：“辛亥以后，共进会同志变节的多，文学社则罕有，这也是事实。要知道文学社的同志在1913年（民国二年）以内存在的为数甚微。”既然如此，蒋翊武身后寂寞也就不奇怪了。

辛亥革命整整100年了，让武昌首义的总指挥、献身共和的民主革命家蒋翊武身后不再寂寞，应是纪念辛亥革命这一场伟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