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 点
一、引言
二、故宫学的提出，立足于对故宫的认识和定位，是建立在故宫研究80余年学术史深入调查与考察基础之上的；故宫学的提出，是人们对故宫认识和研究进入自觉阶段的标志。
三、人们对故宫价值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故宫学的视野来看故宫，是人们对于故宫价值认识进入新的更高阶段的表现。
四、故宫学的学科性质应该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科技等许多学科；故宫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故宫学的综合性学科特点要求采取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
五、故宫学研究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并逐步发展的，回顾故宫博物院80多年的历程，故宫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其第四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故宫学由自发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
六、郑欣淼在长期从事政研和文化系统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不间断地开展学术研究，在政策科学研究、文化理论研究、鲁迅思想研究等方面取得过很有份量和影响的成就。近几年，在学术研究方面，以主要精力投入故宫学研究。郑欣淼酷爱诗词，多年来已发表的几百首旧体诗词与时俱进，既遵旧体平仄韵律，又兼容新式情愫物事，备受读者推崇。
一、引言
余三定（以下简称“余”）：尊敬的郑欣淼先生,您好！近十多年来，我用主要精力进行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研究，我担任主编的《云梦学刊》开辟有“当代学术史研究”特色栏目，我们建有湖南省“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当代的重要学术现象、学术思潮、学术流变、学术成果和重要学人，都是我们所特别关注的。从2004年以来，我从《人民日报》（主要是“学术动态”版）、《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故宫学刊》、《云梦学刊》等重要学术媒体读到您有关故宫学的论文和报导，并且知道您先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就故宫学作演讲，可以说，故宫学的提出是当代学术界的重要现象和收获，其研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并且您是当代的重要学人，在政策学研究、当代文化研究、鲁迅研究和故宫学研究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以，我想把您和您提出的故宫学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对故宫学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回顾、梳理、总结和研究，望您能够应允。
郑欣淼（以下简称“郑”）：中国的当代学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术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开展当代学术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我了解一些你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情况，也注意到《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及主办的多次学术研究活动，我很乐意和你系统谈谈有关故宫学的问题。
二、故宫学的提出，立足于对故宫的认识和定位，是建立在故宫研究80余年学术史深入调查与考察基础之上的；故宫学的提出，是人们对故宫认识和研究进入自觉阶段的标志。
余：据我所知，您是2002年9月到故宫博物院担任院长，并兼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学是您在2003年提出来的，请您谈谈您提出故宫学的背景和过程。
郑：对我来说，故宫学思路的提出和形成，是立足于对故宫及故宫博物院的认识和定位、对故宫学术研究的现状以及80余年来故宫研究历史的调查与考察。我到故宫工作后，立即拜访故宫的老专家，系统地阅读资料，尽量了解故宫的历史和故宫的研究历史，逐渐明确：故宫作为一个大型博物馆，既有收藏保管文物的责任，也有陈列展示文物的职能，还有学术研究的任务。所以在我的认识上，越来越感到要对学术研究引起重视，这是关系到故宫博物院长远发展的大事。
我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4期上发表了《故宫的价值和故宫博物院的内涵》一文，这是2003年3月我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国际博物馆馆长高层论坛上的讲演。从文章题目就可看出这是在对故宫与故宫博物院进行定位。这个定位很重要，它决定着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方向及学术研究的重点，对我形成故宫学思路及对故宫学的内涵的认识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故宫与故宫博物院密切相关，对故宫价值认识的程度，影响着对故宫博物院内涵的理解与功能定位。通过对文物认识的深化、对古建筑的重视、对宫廷历史文化的挖掘、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等四个方面的探讨，认识到故宫不只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宝库。这是半年多调查研究的收获。当然这几年的继续调研，我对故宫的了解也不断加深，但2003年得出的这一结论基本上还是站得住的，是符合实际的。
从2003年初开始，我在继续加深了解故宫的同时，着重对故宫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调查。我在院内围绕故宫的学术研究问题陆续召开了几个座谈会，包括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和老专家座谈会；同时，请各个业务部门围绕故宫的学术研究问题认真讨论，提出书面建议；还与院学术委员会讨论成立研究机构、与北京大学等学术单位商讨进行科研合作等事项。
以上所说的对故宫、故宫博物院的定位以及故宫学术研究的调查，都是旨在加深对故宫的了解。正是在上述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开始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和命题。我向社会正式提出“故宫学”是在2003年10月，当时南京博物院庆祝建院70周年，有一个博物馆论坛，我作了关于“故宫学”的讲演。有报纸作了报导。但当时还讲得比较粗浅，只说了“故宫学”的大概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总之，其重要性在于我第一次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和命题。半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4月，中国紫禁城学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紫禁城文化”系列讲座，安排由我讲第十一讲，我提前两三个月准备讲稿，题目定为《紫禁城与故宫学》，我利用机会深化对故宫学的认识，我先列出了提纲，接着写出了六七千字的讲稿。因为快到讲座的时候，我遇到一个非去不可的出差任务，而讲座时间又不能调换，我只好请故宫博物院晋宏逵副院长代我讲（晋宏逵副院长讲时也有一些补充）。这次《紫禁城与故宫学》讲座，第一次谈了故宫学研究对象有六条（包括六条里的重点是什么），对故宫学研究近80年的历史作了阶段划分，对故宫学的研究方法也有所论及；还谈了紫禁城研究在故宫学中的地位，也讲了不赞同用“紫禁城学”代替“故宫学”。
2004年我倡议创办并担任编委会主任的《故宫学刊》第一辑出刊（2004年底编就，2005年1月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该辑发表了我长达38000字的《故宫学述略》。
余：《故宫学刊》第一辑出版后不久，我就很荣幸得到了您的赠阅本。收到赠刊后，我细致地阅读了您的《故宫学述略》，我觉得《故宫学述略》第一次对故宫学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论述，直到今天，还无人能够超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进展，该文将会被证明是经典性的故宫学论文，在当代学术发展史上将占有重要地位。我记得全文包括如下四个部分：“故宫学的研究领域”；“故宫学的研究历程”；“故宫学的提出及其发展机遇”；“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研究中的责任和举措”。
郑：在这篇长文中，我觉得对有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还是下了功夫、颇有些新意的。例如我提出了故宫学与故宫文化的关系，这对认识故宫学的性质和特点是有意义的。又如故宫学的价值与意义，这里也有我自己的体会和认识。还有我对学科性质的解释，即故宫学到底是一门学问还是学科？是门什么样的学科？我认为故宫学就其所研究的以古建筑、宫廷藏品及宫廷历史文化为重点的皇家文化来说，它是一门学科，而其内涵再扩大一点，研究的对象再宽一点，应该是一种学问。我当时就举了个例子，像明清档案，合起来大约有一两千万份，档案对故宫学研究很重要，但所有的档案不仅仅是故宫学的。
余：您在《故宫学述略》第三部分“故宫学的提出及其发展机遇”中写道：“没有长达80年的故宫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就不可能准确提出故宫学概念，而故宫学的提出并确立将使故宫学研究进入自觉阶段，将从整体上提高故宫研究的水平。”随后，我从《人民日报》2005年2月25日“学术动态”版读到了该报记者卫庶对您作的长篇“专家访谈”（我的剪贴本内有，顺便说一句，我的剪贴本内收有多篇您关于故宫、故宫学的文章），该访谈题为《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由此可见，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观点，是您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请您谈谈这个观点的提出基础和必然性。
郑：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观点，的确是我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是我受鲁迅的启发而提出来的。鲁迅1927年提出，曹丕的时代即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几部有名的典籍，有了实践才有理论的概括，有了新的理论就能对以前文学的成败得失进行评判，为以后的发展指出路向。同样，故宫没有80年的历史，没有这80年的学术研究，没有这些成果和基础，突然提出一个故宫学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了80年的研究，故宫学已到一个关键时期，故宫的研究能不能迈开大步有新的发展，需要明确它的学科地位，重视它的建设。有了80年，水到渠成，你才可能提出故宫学；你如果不提出，坐失良机，对以后的发展就可能带来影响。这是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故宫学提出是必然的，至于谁提出，则具有偶然性。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80年的建院纪念（即2005年），80年确实值得我们回顾、总结。当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现在也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学术问题，但我却受鲁迅这一提法的启发，认为故宫学正处于从自发到自觉的重要时期。
余：望您进一步阐述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的基本内涵。
郑：前面已讲到，故宫学是客观存在并已有很好基础的一门学科。80年来，故宫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成果不断涌现，但从故宫本身的地位、作用及研究状况来看，故宫研究还需要提升、创新、突破。因此，有必要提出加强故宫学的建设，即明确故宫学是一门学科。80年来故宫学术研究无疑多属故宫学研究，但尚处于自发阶段。一门学科的建立，不仅要有深广的研究领域，还必须以一定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这是学科形成、发展的必要过程。故宫博物院成立80年后明确提出故宫学学科建设问题，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故宫研究的材料十分丰富，但以前的研究是在不同领域中进行的，故宫学则要求把这些基础研究整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是故宫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显然，没有长达80年的故宫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就不可能明确提出故宫学概念；而提出并确立故宫学，将使故宫学研究进入自觉阶段，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
三、人们对故宫价值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故宫学的视野来看故宫，是人们对于故宫价值认识进入新的更高阶段的表现。
余：《光明日报》2008年4月24日“光明讲坛”版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您的演讲稿《故宫的价值与地位》，且配发了您的照片和8幅故宫照片。您这篇演讲稿在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演讲稿包括“故宫价值认识的四个阶段”和“故宫的国宝地位”两个部分。请您再简要谈谈故宫价值认识的四个阶段。
郑：故宫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80多年来，人们对故宫价值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1年以前）：作为皇宫的故宫。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1924年前称紫禁城），中间虽经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保持了初时的格局。从1420年建成到1911清朝统治结束，491年间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并执政。皇宫是封建帝王发布政令的统治中心和豪华生活、奢侈享受的所在，因此总是力求宏大壮丽。如果说，秦汉宫殿主要是通过高台建筑形成追求“非壮丽无以重威”；那么隋唐宋元以来，则通过纵向排列，从空间序列上取得整齐、庄重、威严的艺术效果;而紫禁城正是将以往的实践经验兼收并蓄，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宫殿建筑的典范。作为皇宫的故宫，是皇权的象征，是封建王朝的中枢所在地，成为鲜明的政治符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庄严、肃穆，也充满神秘感。
第二个阶段（1925年以后）：作为博物院的故宫。故宫博物院的创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是对复辟势力的一次致命打击；其二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故宫博物院以其宏伟壮丽的故宫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珍品名扬海内外。但是，由于故宫博物院是在反对帝制复辟的背景下成立的，反对封建主义又是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因此，如何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就是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一个问题。在一个较长时期，故宫博物院被定位为艺术类博物馆，人们相对重视的是故宫的艺术品。
第三个阶段（1987年以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1987年，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组织对故宫的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故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使人们对故宫古建筑价值的认识有了深化。建筑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纪念碑，伟大的建筑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象征物。故宫就是这样的象征物，故宫不只是宏伟的古建筑，还包括珍藏其间的文物精品，它们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与中文文明成就的一个标志。同时，“文化遗产”观念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文物”观念的局限性，强化了遗产的环境意识、共享意识，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承担管理和保护的理念，促使人们从“大故宫”的观念来看待故宫保护。
余：您关于故宫价值认识前三个阶段的论析脉络非常清楚，有理有据，实证与思辨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顺理成章，下面要请您谈故宫价值认识的第四个阶段了，望您谈得具体一些。
郑：故宫价值认识的第四个阶段（2003年以来），即：故宫学视野下的故宫。故宫价值认识进入第四个阶段，是当代人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选择。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丰富的收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从反映皇家文化的特点来划分故宫学有狭、广两义。狭义的故宫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广义的故宫学则是一门知识和学问的集合。故宫学体现出的故宫博物院对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它倡导的“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理念所蕴含的开放的工作思路、自觉的创新意识，不仅引领着故宫学术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积极规划故宫的学术前景、提高故宫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更为故宫保护和博物馆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从故宫学视野看待故宫，不仅认识到故宫古建筑、宫廷文物珍藏的重要价值，而且看到历史遗存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在此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这一认识是故宫学得以产生的重要依据，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故宫文化的这一整体性，也使流散在院外、海外、国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档案文献有了一个学术上的归宿。基于此，两岸故宫博物院在学术研究上的交流与合作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为地阻隔只能是暂时的，事实上这种交流也是在不断地发展。
从故宫学角度审视，故宫不仅是举世闻名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有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工艺技术。它们一方面以物质的形态存在于建筑物中，一方面以手艺的形态，通过工匠口传心授世代相传。故宫有专门的维修管理机构和施工队伍，涌现过一批古建大家和专门工艺人才。最近的故宫大规模维修，进行全过程跟踪影像记录，实行“师承制”，就是为了使古建筑技术薪火相传。书画装裱等文物保护传统技艺，也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古代官式建筑传统工艺和书画装裱工艺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余：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故宫学的提出与确立，正在推动着故宫学术视野的扩大与研究的深入。因此，我觉得，从故宫学的视野来看故宫，是人们对于故宫价值认识进入新的更高阶段的表现。
四、故宫学的学科性质应该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科技等许多学科；故宫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故宫学的综合性学科特点要求采取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
余：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大都会遇到学科定位的问题，即确定该门学科归属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对故宫学进行学科定位呢？
郑：对故宫学进行学科定位，的确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总计包括12个学科门类、88个一级学科、382种二级学科。对照《目录》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对故宫学进行学科定位的复杂性：首先，从“学科门类”来看，故宫学就与“文学”、“历史学”两个学科门类都紧密相关，而如果考虑到故宫学包含了科技因素，则与“理学”、“工学”学科门类也不无联系；其次，从“二级学科”的角度（我们跳过了“一级学科”，因为“历史学”学科门类内只有一个一级学科即“历史学”）来看，故宫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以上属于“文学”学科门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以上属于“历史学”学科门类）、“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以上属于“工学”学科门类）等多种二级学科紧密相关。因此，我认为，故宫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应该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科技等许多学科。因此，故宫学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余：您刚才的分析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我们应该将故宫学定位为综合性学科。但“综合性”是概括性的表述，如果将其具体化的话，那么故宫学的研究领域（或者说研究范围）主要有哪些呢？
郑：前面说过，故宫学的研究对象是故宫。具体来说，这里的“故宫”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紫禁城古建筑（故宫）；二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是以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和宫廷旧藏文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宫廷建筑群、古代艺术品及宫廷文化史迹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大型综合性国家博物馆；二者密不可分。故宫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大致来说，其研究领域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紫禁城宫殿建筑群。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廷建筑群，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和优秀传统。不只是紫禁城本身，以紫禁城为主体的明清皇家建筑是一个整体，宫室、田囿、祭坛、寺观、行宫、陵寝、藏书楼及王府等，是一个有统一规划、统一规制、统一管理的庞大的体系。
二是文物典藏。故宫博物院现有文物藏品150万件左右，其中85%以上为清宫旧藏，大部分是清宫的各类艺术品收藏。它们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蕴藏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及其丰富的史料。其中，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特别是许多艺术精品，都是流传有序的传世文物。
三是宫廷历史文化遗存。宫廷是封建社会国家的中枢、朝廷的中心。故宫在491年中一直是明清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和24位皇帝的居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决策和发生。遗存至今的大量宫廷文物，不仅是研究明清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了解宫廷历史文化的珍贵实物。
四是明清档案。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手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故宫博物院一成立，就把档案视为文物，一方面因为档案本身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它的规范整肃的外形、精美的装潢、优质的纸墨等，反映了当时的文书制度和文化用品的工艺水平，特别是各种字体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鉴赏价值。这些档案不仅长期由故宫博物院管理、整理，而且大多数档案本来就存在紫金城内，与宫中建筑及各个机构连在一起；这些档案不仅与宫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而且是了解宫廷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1980年4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800余万件档案划归国家档案局，正式建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五是清宫典籍。明清两朝皇帝都很重视典籍的收藏、编刊。两朝皇室藏书除前代皇室遗存外，还大力搜索购求天下遗书，使皇宫荟萃了许多极其罕见的宋元明各代的珍本。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专设图书馆典藏图书。图书馆以明清两朝宫廷藏书为基础建成，到1930年藏书总数逾50万册。抗日战争时南迁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天禄琳琅》、《古今图书集成》、《武英殿聚珍版书》、《宛委别藏》以及一批明清方志、文集杂著、观海堂书、佛经等稀世珍本、善本共15.7万余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部分善本南迁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继续清点和整理清宫遗存下来的古书，重建了善本书库、殿本书库。现在善本已建账者19万多册，现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种数量众多，包括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所产生的稿本，呈请皇帝御览、待刻之书的定本，从未发刻的清代满、蒙、汉文典籍，还有为便于皇帝阅览或携带而重抄的各式书册，以及为宫内外殿堂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此外还有翰林学士、词臣自撰的未刊行书籍，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等。还藏有20多万块武英殿殿本的书版及铜版等。
六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故宫博物院是在反对逊帝溥仪复辟的激烈斗争中由社会进步人士坚持力争并倡议成立的，成立后又受到北洋军阀的百般干扰，经历了艰难的岁月，本身有着不平凡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有着重要的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文物分五次南迁到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分三路西迁至四川，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经历艰苦卓绝，文物基本无损，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前夕，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中的一部分被运往台湾，1965年在台北近郊外双溪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北京、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同时存在，引起国际社会和两岸同胞的关注。
余：您上述关于故宫学研究领域六个方面的分析，非常全面、具体，我想进一步询问的是：上述六个方面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郑：上述六个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面的层次为所有六个方面及与其相关的丰富内涵；中间的层次是紫禁城古建筑、院藏百万件文物及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最核心的层次是紫禁城。历史上就有一些有关紫禁城的著述。为什么说紫禁城研究是故宫学的核心呢？因为故宫学与敦煌学一样，它的研究首先是从文化遗产的研究开始的。紫禁城从1420年建成至今，虽经多次维修、重建、改建，但仍保持了始建时的基本格局并遗存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建筑物。它作为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发展的集大成者，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雄伟壮丽、千门万户的古老皇宫，每天吸引着数万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又以其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多方面价值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对象。
余：您在前面肯定了故宫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一点已经没有疑义了。那么，这一学科特性对其研究方法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郑：由于故宫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在研究中就不能只用单学科的方法，而是需要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建筑学、文学、美学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即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综合性特点，在故宫学研究中表现得很突出：一是需要把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这三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研究，防止孤立对待。这是最能体现故宫特色的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具有某类文物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与此相关的历史知识，包括宫廷史知识以及其他知识。二是需要多学科协作，全方位展开。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都能对故宫的研究提供帮助。例如雨花阁，可从建筑式样、佛教造像、装饰彩画等不同方面入手，各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三是要把人文与科技结合起来。由于故宫文化的特殊性，文物藏品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内涵，需要不断地探求。例如武备、宫廷生活用具类藏品，即涉及工艺美术，更与宫廷史、文化史、典章制度等有关，而且随着资料的挖掘与研究视野的扩大，这种研究会不断深入。从多方面去探寻文物的价值，这是综合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是需要把学术研究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例如陈列展览、科技修复、宫廷原状陈列等，既是实际工作，又需要通过研究成果来体现和提高。五是需要把研究与传承结合起来。古建筑的维修技术、文物修复技术、书画器物的鉴定方法等，都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弘扬。
五、故宫学研究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并逐步发展的，回顾故宫博物院80多年的历程，故宫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其第四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故宫学由自发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
余：您在前面已经讲到，故宫学的提出是在2003年，但故宫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则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日起就开始诞生（只是在2003年前是一种自发的存在），想请您简要地回顾一下故宫学80余年的研究历程。
郑：回顾故宫博物院80余年的历程，故宫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25年至1948年。作为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的李煜瀛，在商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明确提出要“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后又提出，故宫博物院“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见李煜瀛《故宫博物院记略》，载《故宫周刊》1924年第2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北京大学已成为当时全社会在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的先导，在点查清宫物品及后来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力最大。（参见吴十洲《紫禁城的黎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为学术研究的需要，1935年又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10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分特约及通信两种，除本院人员，还聘请社会上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从研究人员的阵容上，可见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一开始起点就较高，并且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的特点。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主要精力用于清点、整理清宫藏品，包括档案、图书，同时注重向社会公布。在档案史料方面，出版了《掌故汇编》（后改称《文献丛编》）58辑，编印《史料旬刊》40期，汇编了《筹办夷务始末》、《清代文字狱档》、《故宫俄文史料——清康熙间俄国来文原档》等史料。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共编辑出版各类档案史料书刊达54种、358册，约1200万字，发表研究文章80余篇。影响最大的还是1929年10月10日创办、连续出版510期的《故宫周刊》。该刊图文并重，图为介绍院藏各类文物包括古建筑物，文字部分有专著、考据、史料、笔记、校勘、目录、剧本等。这期间学术研究比较突出的是对清宫档案的整理及档案管理的探索研究。沈兼士任文献馆馆长，对档案的整理制订了较为细密的计划，并开始对档案整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先后撰写了6篇有关明清档案管理的论著。结合实际工作的一批论文，如单士元、单士魁、方甦生等人的论文，也是中国现代档案科学起步并发展的记录。陈垣曾任图书馆馆长，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全面调查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撰写了许多关于《四库全书》的论文。对故宫博物院历史的论述，文章有李煜瀛的《故宫博物院纪略》、李宗侗的《玄武笔记》等，著作有吴瀛的《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值得提及的还有章乃炜、王霭人的《清宫述闻》及其章乃炜的《清宫述闻续编》等著作。
第二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又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1949年至“文革”前。
新中国的成立，使故宫博物院有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各项工作全面展开，有许多是开创性的事业。在吴仲超院长主持下，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按照博物馆的基本要求，从自身实际出发，故宫博物院主要是进行基础性的建设工作。这一阶段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主要出版物有《宋人画册》、《故宫藏瓷选集》、《中国历代名画集》；刊物有《故宫博物院院刊》（仅在1958年和1960年各出了一期）。由于故宫工作重点在基础建设上，其学术研究的方向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唐兰对每件铜器编目制档，实际上都是一篇篇浓缩的论文。罗福颐与人合作撰写的《印章概述》是一部重要著作。在故宫瓷器的研究、鉴定上，陈万里、孙瀛洲作出了重大贡献。徐邦达等对院藏书画进行鉴别整理，撰写了《古书画伪讹考辨》这一有份量的著作。朱家溍等人在恢复故宫原状上下了很大功夫，这个恢复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的学术研究活动。结合故宫古建筑修缮的实践，故宫博物院从1962年起就把整理清代《工程做法》作为科研项目并列入国家科委的科研项目计划，王璞子等人很好地完成了该古籍的整理、注释工作。后一阶段为“文革”期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故宫博物院停止开放，各项业务工作陷于瘫痪状态。1971年7月恢复开放后，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陈列等业务工作仍无大进展，学术研究也处在停顿之中。值得提及的是，为适应当时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故宫博物院一些专家学者参与了全国性的有关研究工作，如唐兰参加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和参加宝鸡出土青铜器的研究，罗福颐、顾铁符参加临沂汉墓出土汉简的研究，等等。
第三时期，为1979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主要标志是1979年恢复《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创刊了以发掘展示中国故宫历史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艺术性杂志《紫禁城》；1981年成立了出版工作委员会；1983年建立了紫禁城出版社。两刊一社开始都由资深编审刘北汜担任主编。为老专家配备了助手，既为老专家总结一生的业务学术成就服务，也在其传帮带下得到提高。这一切都为故宫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形成了比较浓厚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氛围。许多老专家勤奋撰著，成果迭出，出现了一批著作集中出版的小高潮。一批经过长期培养与实际工作锻炼的专业人才成长起来，许多人先后担任了《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当代中国》等丛书的主编、副主编、编委等重要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主要标志有两个：一个是1990年，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博物院、清东陵、清西陵等等单位一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清代宫廷史研究会”。另一个是在故宫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于1990年倡议、199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紫禁城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联络国内中国古建筑及有关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对故宫进行深入研究和加强保护。现有学会成员，包括了全国与明清皇家建筑有关的主要单位，汇聚了全国古建方面的硕彦泰斗及知名人士。这两个学会成立有重要的意义，使故宫研究的力量从故宫博物院扩大到更多的相关机构与专家学者。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与力量，使研究成果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扩展了研究的视角。随着故宫博物院对外交流的加强，许多研究人员到国外讲学，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当访问学者，增长了专业知识，开阔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研究能力。这时开始的《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珍品大系》60卷的编写，动员了各个业务部门，本身是对文物的一次整理和专题研究。2000年8月，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等在故宫建院75周年时，共同发起召开了第9届国际清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反映了故宫博物院在学术研究上主动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学术机构进行合作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进入21世纪以来，故宫博物院一些有较好的专业基础的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经20来年的业务实践，出了一些成果，逐渐崭露头角。为了进一步提高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水平，更好的展示故宫学者的研究成果，从2001年开始，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这期间，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在清史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古陶瓷研究、金石考古研究、工艺研究、宫廷图书文献研究、古建筑研究、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成立于1965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故宫学研究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办有学术性的《故宫学术季刊》、普及性的《故宫文物月刊》，并先后出版了多种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等书册和祷装画轴、手卷等。国外有关故宫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余：我想故宫学研究的第四个时期应该是2003年至今天了。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便是故宫学的研究由自发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
郑：是的，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第四个时期还处在起始阶段，一切还在开启的过程中，这一时期还将延续到未来一个较长时段。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在2003年提出了故宫学，从而使故宫学研究由自发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具体来说，这几年里，在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整合研究力量，规划研究方向和重点，加强薄弱环节，不断提高研究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这里主要谈四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努力构建故宫学的学科体系。故宫学的内涵很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从已发布的研究成果看，许多都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明清史的重大课题。故宫学又可包括紫禁城学、明清宫廷史学、明清档案学以及中国古代书画、工艺、金石等多种研究学科。初步梳理。故宫学至少包括如下若干方面：故宫学与紫禁城皇宫建筑群研究的关系；
故宫学与明清皇家建筑物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中国古代艺术（古书画、古青铜器、古陶瓷及各类工艺品）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民族问题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皇家艺术品收藏与制造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时期皇宫修书藏书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典章制度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宗教政策及宫廷宗教活动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皇帝、后妃子嗣、太监生活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朝臣疆吏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明清档案管理、利用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研究的关系；故宫学与80年来中国文物保护的关系；故宫学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关系；故宫学与故宫专家、学者及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史的关系；故宫学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关系；故宫学与文物科技保护的关系；等等。
其二，整合多方面研究力量。我们在观念上明确：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全世界。第一方面是动员院内外的力量来研究故宫学。2005年6月，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有关历史、考古、文博、古建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就继续推进故宫文化整理和学术研究展开讨论。2007年底，故宫博物院举行了首届紫禁城文化论坛，邀请铁凝、冯骥才、李学勤、刘梦溪、阎崇年和熊召政等参加。会上有学者将故宫学与敦煌学比较后认为，故宫学与敦煌学一样，都具有深不见底和横无际涯的特点。近几年，我们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都有过很好的合作研究。
第二方面是动员海内外的力量来研究故宫学。
余：近几年来，我注意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愈来愈多，您个人也注重对两岸故宫的比较和综合研究。我的剪贴本中有《北京台北喜迎故宫80大庆——郑欣淼与石守谦共话两岸故宫发展大计》（《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新华社记者陈斌华、斐闯，载《光明日报》2004年10月13日。注：石守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文物藏品比较》（郑欣淼，载《光明日报》2005年1月14日）等长文。最近又读到您的新著《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您在该书《后记》中写道：“这是一部首次将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并列一起介绍的小书。揆其意义，主要有二：从公而言，是想让公众了解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渊源、流变及全貌，进一步认识故宫的价值、意义及地位；从私而言，则是我从事故宫学研究的基础和需要，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我认为，将两岸故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将两岸故宫藏品放在一起来研究，是一种开创性的研究，可以说《天府永藏》是一部特别具有创新性的著作。据我所知，《天府永藏》出版不久即引起两岸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郑：与此同时，在故宫学研究中，我们日渐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2003年，我们举办了“中国宫廷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我们先后举办了清史研究、中国古建筑研究、《清明上河图》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等4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几年，我们注意和英国大英博物馆、俄国艾米塔什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等加强了学术交流和多方面合作。
其三，加强学术研究的科学规划。
余：我知道，加强故宫学的研究规划，确定故宫学研究的发展战略，也是您提出故宫学以来特别重视的一项工作。您发表于《故宫学刊》2004年卷（总第1辑）的《故宫学述略》第四部分“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研究中的责任和举措”中第一项就是“制定故宫学研究规划，发扬故宫学研究的传统”。最近，我又有机会读到了完成于2008年6月的《故宫博物院近期科研规划（2008-2010年）》、《故宫博物院中长期科研规划纲要（2011-2020年）》和故宫博物院的《科研成果奖励办法》，我觉得上述两个规划，既具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又具有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保障条件和可操作措施，真正地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
郑：你说的两个规划都是我们在充分调研，整合各方面的意见基础上完成的。我们2008年到2010年（近期）的科研发展目标是：强化博物院的社会功能，将我院建设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大馆，树立新型的世界级博物馆的目标。理顺科研管理工作，进入有序的发展状态，初步完善学术布局工作，为今后打造良好的学术基础和政策基础。以故宫学统领我院明清宫廷历史文化、文物典籍等领域里的研究实力，支撑起我院博物馆学和故宫学研究、不可移动类文物即古建筑等保护与研究、文物鉴定与研究、明清宫廷史研究、文物保护与现代科技应用研究等五大学术支柱。我们2011年至2020年（中长期）科研发展目标是：科研是我院业务发展的工作动力，使我院各项业务活动在科研工作的带动下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在这十年里，我院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要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文物展览和现代科技应用的水平领先或接近国际大博物馆，向国际一流博物馆迈进一大步。以故宫学统领我院明清宫廷历史文化、文物典籍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均衡发展我院的五大学术领域即博物馆学和故宫学研究、不可移动类文物即古建筑等研究与保护、文物鉴定与研究、明清宫廷史、文物保护与现代科技应用研究，充分发挥各个非建制性学术中心的国际平台作用。将科学发展观深入到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使我院的研究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余：我认为，故宫博物院两个科研规划的制订，进一步显示了故宫学由自发到自觉阶段的转变。
郑：其四，科研平台的不断建立和拓展。研究机构的建立，是重要举措之一。我们成立了科研处（原来只有研究室），这是为了加强故宫的学术研究、包括故宫学研究而成立的一个机构。组建研究中心，在《故宫学述略》一文中我就提出：故宫博物院为了推动故宫学研究，拟在近几年陆续成立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及明清宫廷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从2005年开始，上述研究中心已陆续成立。刊物的改进与出版的加强也是重要举措。《故宫学刊》于2004年创刊，这是专门刊登故宫学研究成果的大型学术刊物，从2004年开始坚持了每年出版一辑。《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院刊》两本刊物这几年也在努力加强学术性。出版方面，继续出版《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明清论丛》的同时，从2004年底起又策划、推出了《紫禁书系》、《故宫文丛》系列丛书。
余：除了您说的上述情况外，我最近比较细致地翻阅了《故宫博物院年鉴》2004年至2007年的四大卷，每卷内都有“学术与出版”专题，从中可以看到，除了故宫博物院办的刊物外，还有许多院外学术刊物（包括一些大学学报）发表了故宫学的研究论文。另外，我最近读到了您的新著《紫禁内外》（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觉得其主要内容也是研究故宫学的。这部新著很好地做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郑：经过上面的简略回顾，我们可以看到80余年的故宫学研究大致表现为如下特点：第一时期可以说是开启阶段，以清理文物资料并向社会公布为主，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发展势头很好，但因战争原因而停了下来。第二个时期可看作是以个案研究为主的阶段，重点是博物院的各项基础业务建设，有一些著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深入研究有了较好基础，一场“文革”迫使研究工作停滞了十多年。第三个时期是专题研究蓬勃开展的阶段。故宫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以故宫学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主要问题是缺乏长远、统一的研究规划，重点不很明确，研究力量缺乏必要的整合。第四个时期是由专题研究向综合研究转变的阶段，故宫学的提出实现了故宫学研究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
六、郑欣淼在长期从事政研和文化系统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不间断地开展学术研究，在政策科学研究、文化理论研究、鲁迅思想研究等方面取得过很有份量和影响的成就。近几年，在学术研究方面，以主要精力投入故宫学研究。郑欣淼酷爱诗词，多年来已发表的几百首旧体诗词与时俱进，既遵旧体平仄韵律，又兼容新式情愫物事，备受读者推崇。
余：您在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和文化系统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不间断地开展学术研究，在政策科学研究、文化理论研究、鲁迅思想研究方面取得过很有份量和影响的成就。我读到过您上述方面的多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在我的印象里，行政官员和著名学者的身份是有机地统一在您身上的。我觉得，正因为您是卓有成就的学者，是专家，才更助于您作好行政领导工作；反过来，由于您是政策研究和文化系统的重要领导干部，才具备更宏阔的视野、具有更关注现实的自觉精神并去选择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并有可能组织学术群体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深入研究。可以说，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在您身上很好地实现了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想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您的学术研究的历程。
郑：我的学术研究与我所从事的行政管理工作的确有着紧密的有机联系。我1992年前在陕西工作，曾任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其中，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共有15年时间，主要搞调查研究，为省委决策服务。在第10年的时候，我想，搞了这么多年的政策研究工作，体会很多，也读了不少书，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便决心写一本政策学著作，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写出了《政策学》，该书1989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当时来说，该书是为数不多的、最早的政策学著作之一。《人民日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发表了评介文章，给予肯定。顺便补充一下，上述《政策学》里学科框架的构架对我后来初步构架故宫学的学科框架，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是有启示意义的。我1992年11月调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组组长，199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著作《社会主义文化新论》；我1998年12月至2002年9月任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这期间我先后发表了《建立全社会参与为重要内容的文物保护新体制》（载《求是》2000年第23期）、《古代文化的独特视角——我看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载《人民日报》2000年3月1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谈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载《光明日报》2001年3月21日）等10多篇有关文物、文物保护的文章；2002年9月至今我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在故宫学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出版了著作。
余：我还知道，您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曾较长时间兼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会长。我读到过您的《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鲁迅与宗教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重版）等著作，从《云梦学刊》2006年第5期读到过《鲁迅的方向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郑欣淼访谈录》（熊元义）的摘录稿，浏览过您主编的多卷《鲁迅研究年鉴》。
郑：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一些新的材料的陆续发现，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鲁迅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新事业仍然可以从鲁迅吸取思想和智慧的营养，这便是我一直关注鲁迅研究动态，较长时间参与鲁迅研究的根本原因。
余：您不但是著名的学者，杰出的行政管理专家，还是很有影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发表不少诗词和散文作品。先就散文来说，您不但创作了若干感人的散文作品，而且有些论文就带有散文的笔调和艺术魅力。比如您发表于《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4日的长文《回眸•检视•展望——写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开头一段就表现出一种优美的散文韵味。这一段是这样写的：“故宫博物院已经走过80年历程。回眸检视，这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时代的风雨使它留下了太多曲折而又始终前进的印痕，也记载着我们民族对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的认识过程。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正以努力开拓新的局面迎来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在我们科学地传承文明、再创文明辉煌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诗词方面，据我所知，您先后出版过3本旧体诗词集，它们分别是：《雪泥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陟高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欣淼诗词百首》（线装书局2006年出版）。《郑欣淼诗词百首》出版不久，《文艺报》2007年1月25日发表的专题报道中评论道：郑欣淼的诗词作品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用韵较宽，郑欣淼历来主张诗韵改革，认为除入声外应皆用今音。二是用典有所选择，反对引用生僻典故。三是风格受杜诗及鲁迅影响较多。《郑欣淼诗词百首》还收录了您对旧体诗创作的一些理论研究，指出了旧体诗创作要健康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郑：我自幼酷爱诗词，至今已发表诗词几百首，上述评论虽有过誉之处，但确实是我所追求的诗词创作的目标和境界。
余：让我深感荣幸、并特别要表示感谢的是，您为我的南湖藏书楼写了一首五言诗《题余三定先生藏书楼》，大作在《光明日报》2007年9月14日发表后，引起学界和文艺界的注意，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多位学界、文界的朋友先后来我的藏书楼作客，更多的朋友则是纷纷主动向我赠书以让我拜读、收藏，让我欣喜、兴奋不已。
最后，再次深深地感谢您！
2008年10月11日晚毕
附：郑欣淼（1947— ），男，汉族，陕西省澄城县人，中共党员，西北大学党政专修科毕业。1970年7月参加工作，1992年前在陕西工作，曾任陕西省委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1992年调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组组长；1995年调任青海省副省长；1998年12月至2002年9月任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02年9月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2003年9月兼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着力研究政策理论、文化理论、鲁迅思想和故宫学，先后撰写了《政策学》、《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社会主义文化新论》、《鲁迅与宗教文化》、《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紫禁内外》等多部著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旧体诗词集《雪泥集》、《陟高集》、《郑欣淼诗词百首》，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散文作品。1999年以来，在博物馆建设、文物与旅游、文物保护体制改革、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故宫学研究等方面，发表了多篇论述。
（载《学术界》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