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报业史上，要说纯粹的民间报纸、白手起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系，不能不提到成舍我开创的“世界”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开创的“新民” 报系。《新民报》从一份几个年轻人办的无足轻重的小报，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成为五地八版的全国性报系，《新民报》的故事将永远激动着中国报业史和一切追求理想的人们。从1929年在南京创刊，到1948年南京版被封、开始落幕，直到1949年后只剩下上海《新民晚报》一枝独秀，《新民报》的20年几乎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始终，以其非凡的努力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一
1948年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新民报》发表的大量战况报道只不过是透露了这个事实而已。6月17日，开封古城易手，国民党空军日夜轰炸，导致大批市民伤亡。邓季惺在立法院领衔提出“停止轰炸城市”的临时动议，有30多名立委联署。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在头版刊登这一新闻，引起强烈反响，北平104位教授以及河南省参议员分别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上海《大公报》也发表《抗议飞机轰炸》的评论。“反对轰炸运动”成为南京《新民报》的滑铁卢。6月30日，夏日的南京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亲自做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7月8日晚上9点多，停刊令终于送达《新民报》：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伐，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1]
身为立法委员的法律专家邓季惺当场提出抗议：“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2]但她的抗议同样无效。国民党中央社当晚公布了这一消息，同时发表内政部发言人的谈话：第一，“为共匪宣传，夸大匪军战力”，如《大别山的锯屑》、《傅作义、聂荣臻比气》、《从春到夏的东北》等；第二，“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人心”，如《宜昌之围解除》、《香港的野风》、《透视大巴山防务》等；第三，“谎报事实，诬蔑国军”，如《看西北战局》、《张家口一度紧张》、《悼宛西民团》、《开封逃京学生锋镝余生谈浩劫》等。[3]这一天离《新民报》创刊20周年不过两个月。
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第二天（7月9日），张友鸾主办、郑拾风为总编辑的《南京人报》发表通讯《沉痛的一天》，饱含深情地报道了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当晚的情境，为百年言论史留下了一篇极为珍贵的记录：
九点多，中山东路的新民报社，来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内同事，听候总经理的报告，一部分是同业和朋友，前来慰问。桌上电话铃响个不停，每个电话都是关心者的探问。
陈铭德先生始终在苦笑，没有别的表情。他决不说一句埋怨的话，汗湿透了他的衬衫，和平常一样亲切地招待客人，似乎忘记了疲乏，一位报社同事偷偷的说：总经理这两天差不多一点饭都没吃。
有人安慰他，说到什么“事业”一类的话，他只是摇头，并不作答，摇头，是他昨天除了苦笑以外惟一的表情。
经理邓季惺原是学法律的，她手拈那纸命令，只是出神。……这命令援引的是出版法，而出版法正是行宪立法院所将考虑审查的一个单行法，偏巧，邓又是立法委员，所以她有些迷惘。
业务部向各报送出停刊启事，要通知其他分社同人安心，同时准备清理账目，莫不汗流浃背。
十点左右，陈、邓、彭总编辑、王总编辑，全体同人，聚集在编辑部里，鼻头发酸，互不忍看，只得看着窗外的黑暗。
陈把公文拿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可以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得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许多人在流泪，痛哭。[4]
张、郑都曾是新民报人，张友鸾即是《新民报》著名的“三张”之一，正是他在南京报业联合会上愤然反对取消《新民报》的会员资格。
兔死狐悲，7月9日，另一家民间报——成舍我的北平《世界日报》以“京新民报日晚两刊，昨不幸奉令停刊！”的标题刊出这一消息。即使是已被国民党霸占的上海《新闻报》、《商报》的态度也类似。
二
7月10日，王芸生率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5] 7月13日，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的毛健吾、曹聚仁、谢东平、方秋苇、陆一远、瞿云白、胡道静、鲁莽、万枚子、余鹏、吕克难、周一志、姜豪、马义、孙炼铭、凌文林、许瑾、黄大受、程仲文、张常人、万超北、葛祥生、赵康民、谢天沙等24人联名在《大公报》刊出《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首先表示：“我们站在国民立场，应对被停刊的南京新民报首致恳挚的慰问与同情，并向行宪政府表示应有的抗议。”最后指出：
我们谨以上述坦白而正当的理由，反对内政部对于新民报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并郑重提醒行宪政府，此一措施正是违反宪法，摧残新闻自由！最后并希望全国新闻文化界人士一致主张，立即恢复南京新民报的出版，永远废止窒息我们的所谓《出版法》之类的枷锁！[6]
《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这一抗议书。一些立委如谭惕吾、于振瀛、刘全忠、刘不同等也分别发表文章或谈话，反对查封《新民报》，直指当局违宪。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转发了其中声援《新民报》的部分谈话。
7月15日，上海《正言报》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封闭《新民报》“使天下人大惑不解”。；7月16日，发表万枚子《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抨击当局“以行宪之名，干违宪之事”。
重庆《国民公报》、《商务日报》、《世界日报》都对《新民报》的遭遇深表同情，《国民公报》以《惨淡经营毁于一旦 二十年历史不堪回首 京新民报停刊前后》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7月18日，《南京晚报》转载英文《大美晚报》的社评《新闻没有自由？》（上海《大公报》译载）。7月24日、8月5日，上海《大公报》、《正言报》还相继邀请新闻、出版和文化、法学界人士举行“出版法座谈会”。
南京《新民报》日、晚两刊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两篇评论，他在《新民报之厄运》中说：“南京《新民报》受到‘永久停刊’的处分，作为她同一系统的上海本报，始终不作一声；内政部给南京《新民报》的罪名太重了，重到使她的亲族不敢出面报丧。”他为《大公报》、《大陆报》、《大众晚报》、《字林西报》及文化界人士的抗议书而感到安慰：“我们办报，言论意见各有不同，但是希望行宪的政府能保障合法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合法’的意义，不仅指手段上的合法，也包括‘法律’本身的合乎法之精神。……假如民主自由不是空话，南京《新民报》事件应当引起朝野的关心，就这个观点，我们愿意拿南京《新民报》的命运来占卜行宪的前途。”[7]
《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指出“出版法恰就犯了‘包办’的毛病。它授权行政机关对于某种出版物，可以兼充原告，检察官，证人，法官，法律的解释者，罪犯的处罚者，全部由自己判断，而不必征询别人意见”。“要巩固法治，……以免行政官侵犯了司法官的权力，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出版法是不必要的。”[8]
如果说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的批评主要立足于法理，那么张恨水在北平《新民报》的抗议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在《新民报》20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说：
照虚岁说，新民报今年二十岁，照实足年龄说，也有十九岁了。在这个大时代里，一张报纸办到二十岁，由一版办到八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面有成千人的血和汗，有不少人白了头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没有诈取，没有掠夺，何况我们对国家社会还有小手指这么一点微末的贡献。记得在重庆庆祝十周年的时候，一个茶会未完，空袭警报呜呜的长鸣，大家还是到防空洞去完成了这个纪念会。这多少象征新民报同人还不是投机取巧、囤积倒把之流，而是一直这样苦斗下来的。不巧得很，二十年的庆祝，创始的南京版不能参加这个盛典！
《新民报》南京版主笔周绶章在七律《七月八日金陵纪事》中留下了“低徊往事何堪说，槛外深深夜正长”的诗句[9]。
《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不仅刊出这些诗文，7月1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克明《从南京新民报停刊看出版法》的评论。7月20日，成都《新民报》转载赵超构《新民报之厄运》的评论。此外他们还转载了其他报纸声援南京《新民报》的言论。
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封当晚，驻南京的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联合社等各大外国通讯社记者立即发出了这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国内至少有63家以上的报纸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7月13日的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社评批评中国不存在新闻自由。7月23日的《圣路易邮报》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令新民报停刊一事，引起民主友人之间的惊慌与惶恐。”上海的外文报纸也都表示了同情和声援，7月13日，英文《大美晚报》发表《新闻没有自由吗？》社评，指出：“出版法违反了中国宪法，因为宪法是担保言论和出版自由的。”[10]7月15日，上海《大陆报》发表《自由的代价》社论： “没有新闻自由就不成其为自由国家......摧残新闻自由工作完成的一天，这个国家就陷入独裁制度的统治了。”《字林西报》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同一天，香港《华侨日报》以《中外舆论同情新民报被封事件》的标题，报道了美联社与合众社播发的上海《大公报》、《大美晚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等对这一不幸事件的反应。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当然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一方面致函国民党政要张群、居正、吴铁城、陈布雷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李宗仁的亲信等，一方面请章士钊、江庸、江一平、傅况麟、周一志、刘士笃等六位名律师代写洋洋万言的《诉愿书》，从法律、事实、情理三方面要求内政部复议并撤销处分，幻想能起死回生，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陈铭德夫妇筚路蓝缕、聚沙成塔所创造的辉煌走到了它的终点，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新民报》向来追求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的立场，陈铭德在《我的简历》中说：“从我最初创办新民报一念而起，想以超党派立场，以舆论力量监督当权党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试图把《新民报》办成一个“说自己话的园地”。然而在两极对峙、激烈厮杀的夹缝中，这一理想注定了要被碾为齑粉。
11月，南京《新民报》采访主任浦熙修、记者钱少舫、校对叶劲冬等相继被捕，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也上了“黑名单”，只得化名出走香港。随后，赵超构等多位新民报人逃往香港。年底，陈铭德也化名避去香港。
三
南京《新民报》为什么被封杀？ “停刊令”和内政部发言人所列举的只不过是直接的表面原因。在此之前，《新民报》就屡闯红灯，1946年10月蒋介石60大寿，南京版日刊推出《西太后六十寿》专辑；1947年蒋介石即将登上总统宝座时，晚刊的《夜航船》副刊又推出《袁世凯》专辑。首先遇上黄牌警告的是上海《新民报》晚刊，从创刊以来，它对当时发生的许多侵犯人权的事件几乎都作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如李闻血案、沈崇事件、摊贩事件、臧大口交子事件等。1947年2月20日，吴祖光主编的“夜光杯”副刊刊出根据国民党党歌（“国歌”）改写的《冥国国歌》，报纸被迫停刊一天；5月25日，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与《文汇报》、《联合晚报》一起被勒令停刊（接受屈辱条件才恢复）。《新民报》重庆版当日发表短评《无言的自由》，26日又发表社评《我们的抗议和呼吁》。这年6月1日，重庆发生“六一”大逮捕事件，《新民报》有十多名记者、编辑被捕。
《新民报》无党无派的民间报定位、“中间偏左”的办报方针越来越与国民党当权者试图垄断舆论的专制导向发生冲突。自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以来，《新民报》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29～1937年为创刊时期，发行量最高达2万份；1938～1945年抗战结束是发展时期，在重庆、成都两地分别出版日刊、晚刊，总发行量最高时达10万份；1946～1949年是《新民报》的黄金时代，从1945年9月18日邓季惺出川，不过三个月，《新民报》就迅速发展成为五社八版的庞大报系，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之一，共发行十一二万份。独立的民间报纸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由于其“超党派”、“独立”、“民间”的定位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抗战以后，它的报道和评论不时被国外转载，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陈铭德夫妇一向认为报纸是超政治的。1931年9月，陈铭德在《新民报》两周年纪念增刊上表示“决不官报化，传单化”，就是要在一个民智未开、舆论专制的国度，办一张不带官方色彩、真正代表民间声音的报纸。1936年9月9日，《〈新民报〉七周年纪念词》提出：“为办报而办报，代民众以立言，超乎党争范围之外。”1946年5月1日，上海版晚刊的发刊词说：“我们愿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11]同年10月10日，南京版日刊复刊词明确：“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12]
1947年4月5日，重庆版社评《为本报改版敬致读者》说：
本报一贯是纯粹的民间报纸。民间报的性质，是不受任何党派的拘束，他中立而不倚，纯以民间意识为意识。
我们既系以民间性之报纸问世，所以结合的分子多系一些自由主义派人士，也正因为是自由主义分子，我们并没有好多成见，并没有任何党见，不愿意过左，也不愿意太右，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总想求得一个不偏不倚之道。[13]
4月14日通过的五社八版言论编辑方针强调“不偏不倚，不囿于任何党派之立场”，“在言论方面，要求不受任何党派意见之束缚，追求真理，明辨是非”。陈铭德进一步说：“今后应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间报纸之公正立场，发挥言论上之领导作用。”[14]
这一年，成都、重庆两社经理张君鼎、崔心一因为与张君劢的师生关系加入民社党，陈铭德就解除了他们的职务。
5月29日，张恨水主持的《新民报》北平版发表方奈何执笔的《我们问心无愧》一文：“本报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是为办报而办报。我们信真理，主正义，没有党派偏见。……我们是民营报，是老百姓的报，不能阿附任何党派，作任何人的尾巴！”[15]
我们不难发现，“超党派”、“独立”、“民间”一直是《新民报》的自我定位。尤其是1938年迁至重庆出版之后，早期曾资助过《新民报》的四川军阀刘湘已死，报纸的经济逐渐独立，从那时起，它逐渐发展成一份不折不扣的民间报纸。
四
作为独立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既不是站在国民党的官方立场，也不是站在《新华日报》这样的党报立场，它有着自己的选择。
1944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他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从7月30日起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逐日连载，轰动一时。赵超构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他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和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做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16] 11月，《延安一月》单行本出版，陈铭德亲写序言，重申了客观、公正和自由批评的原则。
1945年11月14日，发行4万份以上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首先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发表时题为《毛词·沁园春》），在山城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夜谭》副刊编者吴祖光在词后有热情推崇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17]
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社论，展开一场笔战。11月26日，《新民报》发表《对大公、新华两报论战之观感》社评，从民间立场出发，它认为《新华日报》“是色彩鲜明的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自不能认为《新华日报》的话是老百姓心里的话，可是也不能说一句没有。我们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他们是比较代表共产党说话的成分多”。[18]这是《新民报》在两极对立的年头所持的言论态度。它不仅对革命的共产党保持警惕和距离，批评当权的国民党当局、抨击社会黑暗更是家常便饭。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贯远离政治的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连写《七步诗》等三篇杂感，借古喻今，指斥蒋介石的逆行。同年12月11日，浦熙修以多条“点滴”形式逃过新闻检查，在重庆《新民报》日刊透露了著名的“飞机洋狗” 消息，与11天后王芸生的《大公报》社评一起，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支激动人心的插曲。1945年12月5日，《新民报》重庆版发表《给收复区以新闻自由》社评：“政治不受批评，政治一定会腐化；官吏不受舆论监督，官吏就容易胆大妄为。只有新闻事业是无须监督无须限制的，因为公开自由的竞争，相互的监督与批评，自然可以淘汰思想不良观点错误的报纸。”[19]
更多的时候，《新民报》是以民间报的立场呼唤和平、民主，政协会议开幕前的一个多月，富有才华的女记者浦熙修独家采写的38位政协代表访问记，每天一篇，千字左右，刊登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头版显著位置，如实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对政协的态度。这些专访忠实于时代，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成为浦熙修记者生涯中的华彩乐章。1946年2月1日，国、共、民盟、青年党、无党派代表达成共识，政协决议草案公布，重庆《新民报》日刊社评热烈欢呼：“这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各方同意的革命。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新民报》的成功固然离不开邓季惺的精明强干和雷厉风行，但首先取决于陈铭德办报和用人的方针：“铭德曾想学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作风，把各党派人物都网罗进来，只要对报纸的发展有利，实行兼收并蓄。”[20]陈铭德被誉为“刘备”，就是因为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如早年不拘一格起用20岁出头的赵纯继担任总编辑，大胆邀请刚出狱的阳翰笙、田汉办《新园地》副刊。《新民报》重庆时期，主笔、编辑、记者中有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夏衍、陈翰伯、吴祖光、谢冰莹、陈白尘、郁风、黄苗子、聂绀弩、张先畴、崔心一、浦熙修等。撰稿人中有田汉、阳翰笙、郭沫若、徐悲鸿、洪深、叶圣陶、老舍、夏衍、巴金、朱自清、冯玉祥、黄炎培、章士钊、顾颉刚、孙伏园、陈寅恪、吴宓、高语罕等，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可谓兼容并包，左中右，各党各派都有。所以才有了 “三张一赵”会师《新民报》的佳话，张恨水的小说连载、《上下古今谈》，张友鸾的《曲线新闻》、《山城夜曲》，张慧剑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等副刊、专栏都脍炙人口，深得读者喜爱。后世的人们已很难想像——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如何呕心沥血，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创造出这一奇迹。这是中国报业史上一个聚沙成塔的故事，是一段永远不会褪色的历史。透过这些发黄的故事，我们将真切地感受到脚下这块土地上民间报纸曾经跳动的脉搏。
1948年7月8日夜，宣告了《新民报》时代的结束。它和《大公报》转向（1948年11月10日）、《观察》周刊（1948年12月24日）被查封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民间报刊时代中断的象征性事件。在1949年来临的前夜，对那个脆弱的独裁政权而言，任何独立的社会舆论都是无法容忍的。有20年历史的民间报纸《新民报》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一事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尝试拓展公共空间的努力即将告终。
【注释】
[1][3][14][18]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三辑， 174、174～175、159、159～160、1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10][16]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 281、282～283、287、172～1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5]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208、210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6][9] 陈理源：《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的始末》，《〈新民报〉春秋》，276、285页，重庆出版社，1987。
[7][8][19]《赵超构文集》，第三卷， 624、625、626、154～15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11][12][13][15][17][20]《〈新民报〉春秋》， 50、46～47、205、375、164～165、28页，重庆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