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序的推移，钱锺书先生在我们这些现已年过古稀，但曾和他有过不少接触，并曾深受他君子之泽滋润的晚一辈人的心目里，愈来愈像一座经久的、高大的青铜塑像。他的身影已渐隐入历史背景的深处，他文化学术的业绩已进入了历史经典的文库，他的博学、睿智与机敏已深入人心、铭刻在人群的口碑上，他在中国事实上已建立起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这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既非恩赐、也非赞助，而是建立在他丰厚的学术文化业绩上，是他卓越的精神力量浇铸而成。他在学术上的创建与他为人为学的人格精神，对于后人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遗产。
在学术文化上，锺书先生是一位跨学科、跨领域的巨擘，我们很难仅仅以单一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名号来概括他，即使是国学大师或西学大师这样的称谓也表述不了他全面的致学领域。他是学术文明史上罕见的全才、“通家”，这种旷世奇才在中国、在世界的历史上都寥寥无几。他在对数千年中华文化与两三千年西洋文化都有通透精深的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比较的、综合的、互通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特别高难度的领域，我们姑且暂称之为“通学”，不具有多语种多文化的深厚功底者，是无法靠近的，而他在此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在文化史上少有古人，看来今后也很难有能超越他的来者。他的学理、他的学术文化成果，既在全面与整体上达到了令人称奇的广博，又在文化理论与文化史的一个个具体范畴上，达到了令人叹服的精深程度，其专业水平往往使得以毕生之力耕耘“一亩二分地”专业田的我辈也深感自愧不如。他能达到如此的高度，既得益于上天所赐给的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天赋，也是他勇于攀越、勤于攀登学术高峰的结果，仅以他的外文字典而言，其中密密麻麻书写着他所作出的修正、校订、补充以及新见语例，就足见他致学之勤，一个极具语言天赋的人在语言的积累上如此下功夫，实在令人敬佩。他在学术文化上的攀越精神永远是后世学人光辉的楷模。
在文学创作上，锺书先生是写知识阶层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大师。他的学识、睿智与幽默使他的小说作品具有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品位，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史上名符其实的经典作品。作为中国知识阶层的优秀代表，他的作品写这个阶层人物的笔触是冷峻的、讽刺是无情的，这只能用马克思所说阶级的思想家与一般成员的关系来加以解释，他是站在知识阶级意境的制高点上、以知识阶级理想化的标准，来冷峻地观察这个阶级的芸芸众生，来衡量这个阶级的人生百态，来评述他们在困境中的尴尬、无奈、状态以及选择，在小说中是方鸿渐、赵辛楣，在小说外，则是李鸿渐、张辛楣……他的述说与点评或许过于冷峻了一些，这也许会在书内书外引起不适与不快，但他这是出于更高的对人、对知识人物的理念理想，他是在完成自己作为知识阶级优秀思想家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识阶级的反思者、把脉者、拷问者，是本阶级的“良心”，正如鲁迅作为中国人的优秀代表、作为中国人的良心，严峻地剖析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样。一个阶级、一个群体有自己的良心是绝大的好事。
这可以以保证它有自省力与反思力。作为小说家，作为世态观察家、世态点评者的钱锺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很值得世人思考。
在中国，锺书先生已经是社会主义文化殿堂上一尊受人敬重的偶像，他以自己高度的学术声望与权威的外语技能赢得了一般人文知识分子难以得到的重用与礼遇，他为翻译毛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知识分子中，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也许只有钱学森发展中国导弹技术可以与之同日而语，他被任命社会科学院的要职是自然而然的，这对该院也起了添光增色的作用。
在这种境遇中，一般人是很容易会有相应的变化，但众所周知，面对着境遇的惯性，锺书先生却令人印象深刻地保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真我与本色，以我等能比较就近仰视他的晚一辈的人的所见而言，他显然杜绝了官本位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习性与俗气。与他在学术文化上要求自己尽可能地高不同，他在处世为人上却显然要求自己尽可能持低调谦退的姿态。他似乎仍怀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这才使他在中国当代士林中具有一种少见难有的隐逸风度，他是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真正的雅士。我相信，他的高雅人格对后世将永远发散荷莲的清香。
无庸讳言，锺书先生晚年所得到的高等礼遇与尊崇，对他来说，其实只是一种“苦尽甘来”。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他可没有少遭遇过逆境与困境，在历次“兴无灭资”的运动中，他多次被当作批判对象、冲击对象即使是在没有运动的“和平时期”，他超人的才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而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中，他更是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与批斗，承受了丧失家庭成员的痛苦、干校生活的困顿以及后来受人挤兑、不得不搬出家宅的尴尬，最后还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锺书先生却都承受了下来，坚挺了过来，这不能不说表现出了一种卓绝的坚忍精神。这种坚忍精神，背负着、承受着不公正与伤害委屈而仍然工作着、创造着的坚忍精神，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高贵的品质，社会主义中国终能安定、稳固、发展、繁荣至今，其中就有中国知识阶层以其坚忍精神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锺书先生另一深具感召力量的人格魅力是他的仁者胸怀，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与晚一辈学人的关系上。这一些学人大都是建国后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这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他们在业务进修、学术发展、职称、职务、工资待遇、学术荣誉等等多方面都“时运不济”、“生不逢时”，身上的束缚、头上的紧箍咒实在多多，有幸得遇锺书先生之时，正艰难地在学术阶梯上攀登。锺书先生以近乎悲天悯人的胸怀，一直关怀并促进他们的发展，即使他与一些人并无直接的学术行政关系，只要你在学术文化上敬业努力，他关注的视线一定会投射在你身上，他迟早总会肯定你、嘉许你，给你精神上的鼓励，你受到压抑与敲打时，他也不忌讳为你说公道话，给予关怀的温暖，至于他在百忙中为青年学子们审阅成果、给予指导、提供建议，更是常事，如果你有幸参与他所主持的科研项目，即使你只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事情，他也会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待你，甚至在学界人士特别在意的署名问题上，也予以提携照顾，几乎达到了过于慷慨的地步，而当他发现青年学子有经济困难时，他则常常解囊相助，“雪中送炭”，颇有信陵君之风。他是我所见的学术庙堂中的一位真正的仁人君子。
锺书先生已经进入了文学史、当代中国史，这是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中华大地上，人工建造的神碑与神像，我们看到的已经够多了，我想，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是否可再添加一尊人工建造的人之纪念碑、人之塑像呢？为一个真正的学术超人，高人雅士，仁人君子。
日期：2010-11-13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