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十年来，我们这些晚一辈的人，当面都称呼他们俩：“钱先生”、“杨先生”，而背后则简称为“钱、杨”，但不论是哪个称呼，都充满敬意。

在“翰林院”，小字辈或低层次人士彼此之间从来都是直呼姓名，毫无客气与礼仪，有时，是有革命同志不讲客套、亲切无间的意思；有时，则带点哥们儿义气的味道；有时，则把现实生活中的不畅、不爽、不对劲夹带了进去而有点冷冰冰、气鼓鼓，甚至恶狠狠的杂质……似乎远比美国人那种直接了当，指名道姓的习惯有更为复杂多变的内涵。但辈份不同，级别不同的人，称呼就别有讲究了，小字辈与级别低的人称老革命或级别、资格较深的对象，都在全名之后加上“同志”两字，如“何其芳同志”、“张白山同志”等等，以示郑重其事，但这在日常谈话中，特别有累赘之感，绕口之感，有时，也颇想省略个把字，把姓氏去掉，如简称“其芳同志”，但在当时这么“简称”党内或行政上一位资深人士，就颇有“昵称”或套近乎的意味，还是不要造次的好，至少应该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三思而后行为是。

“先生”在当时是一种尊称，充满了敬重与仰视，完全不像在今天“先生”一词，只意味着一种客套、礼貌或距离，有时，甚至还带点冷诮、机锋的成分。那时在“翰林院”被称呼为“先生”者，至少应该有几个不成文的条件：一、年长；二、有学问；三、有正高职称。一个50岁的饱学之士已经爬到了副研究员即副教授这一阶梯，并且也已名扬学林，可享受此称呼吗?不能，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副研”、而不是“正研”。不过，这个称呼似乎也有内在的“软肋”，对党内的学术权威，享有正高职称、拥有学术威望的党内老同志，特别是已入党多年的老同志，如何其芳、毛星、蔡仪等，却不宜称“先生”，而仍需称“同志”，如果称先生的话，那似乎就有明显贬称的意味，那就是似乎是把对方划到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行列里，愈是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先生”，愈是有划清界线的意思，一般都是在进行批判时才这么做的。可见，“先生”与“同志”之称，在当时“翰林院”里，是大有精微之别，大有微妙之意。

钱、杨在“翰林院”里所属归的等级与范畴一直是非常明确的，一直恒稳地被尊称为“先生”，只不过到了后来，“先生”这个称呼愈来愈泛化，愈来愈贬值，像我们这些原来的“小字辈”、“青年人”，如今也都被尊称为“先生”了，即使如此，钱、杨的“先生”称谓，却愈来愈有高值，愈来愈高端化，甚至带有虔诚、崇敬、赞叹，甚至顶礼膜拜的意味，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称呼一声“先生”，这一声“先生”，可不同于其他千万声“先生”啊。

数十年来，我们的尊敬恒久不变，愈久弥坚，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这尊敬又有不同的内涵与侧重，这与其说是尊敬之情的变化，不如说是我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见了“钱、杨”精神风采、人生价值的渐进展现，面对他们不同时期的文化学术景观、精神境界，人们不能不叹服，不能不尊崇，不能不赞颂，虽然他们也都是人，而不是神。

二

钱、杨分别诞生于1910年与1911年，比我年长20多岁，名副其实是我的长辈。

我第一次知道钱钟书其名是我50年代初在湖南省立一中念高中的时候，时年十七八岁，那时，我在学校图书馆的开架书中，不止一次看到由开明书局出版的钱钟书《谈艺录》，但当时我阅读的层次还没那么高，只觉得那书很古雅，也很深奥，因此，没有借阅它，失去了受启蒙的机会。后来上了北大，同宿舍上下铺的同班同学叫吕永祯，他上大学之前，就读过一些古书与深奥的书，自己别号“葽苷”，本身就古雅，我们后来一直叫他这个名字，却从来未深究其内涵。记得大学二年级时的他早已经对老子的《道德经》甚为熟悉了，经常赞不绝口，他经常称赞的，还有钱钟书的《谈艺录》，“学问大啦，学问大啦”，他总这么叹道。还特别有一叹：“旁征博引，外文材料真多”，要知道，外文系学子的崇拜往往更偏重外国文化知识的崇拜。

50年代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求学之中颇有些“你追我赶”的心理，你看过的书，我一定要设法弄来一读，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总算读了一读《谈艺录》。果然是学识渊博，根底深厚，议论精微，令人感叹!可惜那时我事先订了一个庞大的课外阅读的计划，要啃完《鲁迅全集》，并限期完成，因此，没有来得及仔细研读，而这本书是必须潜下心来细嚼慢咽的。即便是粗读，《谈艺录》也足以形成我最初对学术的一个理念与生平的第一道学术标准，那便是：“旁征博引”，如果再提纲携领加以简单化、通俗化，那就成为了：“愈是引证得多，愈是学问大，愈是外文引证得多，学问就更大”。在这一简单化的学术标准理念上，自然很容易就建立起“钱钟书崇拜”，把钱钟书当作一个远处的目标，一个前进的方向。这种理念、这种崇拜一直贯彻在我早期的致学活动中，而不自量的“东施效颦”，则往往把自己弄得很苦。

记得我的第一次“东施效颦”是在大学高年级做论文的时候，导师是闻家驷教授，我选的题目是《论雨果的<艾那尼>》，说老实话，表面上指导的是闻师，暗地里起作用的是钱师。心底里既有《谈艺录》为偶像，就不自量力欲小试牛刀，很想把论文写得“有点学问”。为此，便去把雨果的若干文艺理论找来读了读，那一次尽管是甚为初级的幼稚的“引证”，但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练习，而“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膨胀了论文的体积，正如雨果所嘲讽的那样，像一支军队补充了粮草辎重而显得声威大增。更值得我自己纪念的是，这次致学之举导致了我后来去翻译雨果的文艺理论。80年代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我那个译本，其最初的源头就是巍巍“钱山”麓下的一道涓涓细流。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期，钱钟书40多岁，已经在“翰林院”任职，但还没有出版他的煌煌巨著《管锥篇》，他的著名小说《围城》也尚未再版，还不广为人知，那时他的名声远不如八九十年代响彻中外，而仅仅是以《谈艺录》而深得学子景仰的。不过，仅仅这一本书，的确使得他在后生晚学心目中成为了一把尺度、一个标准、一个偶像，人们不是崇拜他有体系与思辩能力，而是崇拜他掌握知识的非凡能力与他所掌握知识的巨大容量。试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是来自人所共知的主义国说经典读物，不是来自大路货的资料汇编，而是条条款款均来自时空远方书山文海的深处，这得找多少书读?这得有多快的读书速度?一步步走是不行的，必须是飞，但又必须是一步步走的，否则你如何能发现散落在小径边、丛薮里的一颗颗“思想钻石”与一丝丝历史文化的遗迹?寻觅到少数几颗、少数几丝或许并非不可能，但要像钱钟书那样有丰盛的发现与采撷，可就“难如上青天了”，这种难度只有干过这事的学子才有若干感受，行外人、业外人是很难体会到的。不言而喻，对旁征博引、对典故、对注脚的向往是学子的一种特殊的僻好，如同少女对丰胸的向往，是学子常有的学术崇拜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使钱钟书的《谈艺录》在旁征博引方面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管锥篇》那种炫丽大展示的程度，也足以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

在早年的求学、致学的生活中，我内心中一直供奉着这种特殊的“拜物教”。出了大学后，仍在“东施效颦”的路上走了好些时候，总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达到多少多少引证与注脚，虽为东施小技，与祖师爷“西施”有天壤之别，但随着年龄的渐长，学力的渐增，此种“效颦”之举似稍成了一点气候。1963年我写《新小说剖析》一文时，为了用“充足的粮草”、“完备的辎重”壮大军威，不惜泡在图书馆里，把《费加罗报》、《文学新闻报》、《法兰西文学报》、《新批评》、《欧罗巴》等五六种法文报刊杂志，逐年逐月逐日地普查了一个够，结果在一篇25000字的文章里，作出了63条注脚引证(《世界文学》1963年第3期)，这在当时的学林，也算得上是小小一景。不过，说老实话，模仿之路，效果并不好，我只顾使劲把从外国书刊上摘出的评论、引文一一设法安排在文章的各个部位，几乎就是用思路与文笔去串连这些材料，或者说是让自己的论述在一条条材料与引文之中蜿蜒伸展，这样一来，势必对论述对象新小说派没有下足功夫去作深思熟虑的公正把握、深入而有说服力的评析与科学准确的评价，而任那个时代甚为流行的“左倾幼稚病”占了上风，写成了一篇“左”倾的文章，以至后来，我多次出版论文集时，都不得不将它舍去。

在我致学的早期阶段，这类故伎我可没有少加重演，又如：写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拉法格的文学批评》时，塞进去53条注脚引文，写一篇两万多字的《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则塞进去96条注脚引文。特别是有的题目本来就是一位同行前辈碗里的美餐，如果聪明一点，就该回避才是，不要去染指。虽然自己是被研究所领导指派命笔的，却忘乎所以，偏想露那么一手，以显示后生可畏、技不低人，不惜挖空心思找点偏僻材料，作点炫耀式的引证，犯下了传统的“同行大忌”。从此竟结下了“梁子”，有了“过节”，以致多年之中不断受到对方的打压，甚至“追杀”。呜呼，“旁征博引”情结，“东施效颦”之举，有意炫耀的幼稚行为，亦可导致如此奇特结果!

在我见到钱钟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钱氏崇拜与“旁征博引”情结，的确使得我在早期致学中相当疲于奔命。日子一久，我就深感钱氏那种绝技是与他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过目不忘的天才记忆力、博闻强记的毅力分不开的，而这些天赋禀能是我自己所欠缺的。在这方面我至多只是中等偏下的资质，我要做到“旁征博引”，那么，平时读书时就得一张张做卡片，把将来也许可引证的材料与见解抄下来，显然，这就不是“飞”了，而是脚步笨重地蹒跚而行了，结果弄得自己很累，于是，我逐渐悟出钱氏这门绝技我是学不到家的。而且我还深有所感：在文章制作过程中，如果一心想方设法去安排一条条材料与引文，势必妨碍思路的顺畅、文笔的流利、意旨的层层深入，把本来尚可保有的一点优势也都丧失殆尽。在认清了这种“命定性”之后，自己就从原来的情结中解脱了一大步。加以分配到“翰林院”工作后，受到的历练是多方面的，营养来源也是多渠道的，数量多多的名士大儒并肩而立，精神风采，争艳斗胜，给人以多元的启迪与熏陶。这里有何其芳明晓透彻而又富有文采的说理，有蔡仪严密得令人折服的体系建构力与思辩能力，有李健吾的才气横溢与文思灵动，有卞之琳的精巧与细腻，有唐弢的平易近人中的深邃……走在这样的山阴道上，是应接不遐的。原来那种单打一的情结，自然缓解了不少，但在我心目深处，钱氏的学贯中西与旁征博引始终代表着最高的学术境界。在自己的“作业”中，我也始终保持着对引证与材料的重视，因此，对我早期一部分理论文章，虽然有人认为其中有“左倾幼稚病”的病征，但却从没有人认为是“空头理论家的玩意儿”。有钱氏这碗酒垫底，毕竟就有了若干底气，总算最后得到了一个眼界甚高的评论家这样的评语：“柳某某的引证充足而适当。”

三

1957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尚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本可以很快就一睹钱钟书的风采，至少在本单位的大会议厅里以及走廊过道里。但我报到的当天，一位延安老干部的夫人，专管人事的负责干部就通知我，根据上级的统一规定，新毕业的大学生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一律下放劳动半年至一年，要我做好准备，两三天之内就要动身。于是，我在学会做编辑工作之前，就先去了北京远郊的一个山村去学习锄地，这一去就是半年，后来因为编辑部里两位“大将”之一休产假，人手不够，我才被提前调了回来。

钱钟书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委，但在我参加工作之前，他已经就为最初的几期作出了贡献，从选题到提供译文，均有当时一期期“译丛”可查。待我开始在编辑部干活的时候，那几期的选题与译事业务就是靠另外两位编委了，我请教的对象也就主要是李健吾与朱光潜，仍然没有得到机会拜见钱钟书。虽然是在一个单位，虽然我心仪崇敬，但我既没有“追星族”那样的勇气，也没有青年罗新璋从北京给上海傅雷主动写信求教的那种无视间隔的大气与至诚求学的热情。钱钟书对于我来说，仍然是“神龙不见首尾”，过了好久，才偶然与他有了“一面之缘”。

那是在一次运动中，领导上要求全研究所进行“全面整改”，第一步当然是“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作动员报告的是老干部中少有的一位女杰，她强调，大字报必须量中求质，没有量，就不可能有质。为此，要求每一个人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大字报，特别是对青年人，必须严格要求，每人至少要完成50张。真是一次奇特有趣的动员，这不是在挤柠檬吗?不过，也不失为一种发动群众的艺术，而且还颇为通情达理：一是大字报“不拘一格”，论证路线问题的，对领导提意见的，揭发问题的，敦促进步的，将一军的，扫一笔的，建议帮助的，善意希望的，等等，无一不可；二是不限对象，既可向上级领导提，也可以向本单位的负责同志提，还可以向本单位的学者专家以及一般同志提……我刚到这个单位的时间还不长，要写出50张大字报交差谈何容易，何况，响应领导的号召往前冲，那是会得罪人的……于是，就跟在几位有经验的师兄后面，写了些对这的建议，对那的希望之类不关痛痒的大字报。当然，“大方向”是不能错的，当时，在文学研究所，主流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由一批老延安、老鲁艺、老白区文艺战士以及阶级觉悟高、路线旗帜鲜明的积极分子所组成，可统称为“红道”。钱钟书另属于受尊重的党外老专家之列。这些人士平时是受到尊崇的高级统战对象，但一遇上运动，地位与性质就有了微妙的变化，总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白专”之类的概念沾上边，在涉及路线是非时不免被扫上一笔，似可统称为“白道”。在此道上，钱钟书与俞平伯同为“一级研究员”，自然更是令人瞩目，在那一次“大字报全面开花”中，也就收到了几张“敦促”、“期望”、“寄语”之类的“礼品”。包装得温文尔雅，一看就是送礼者为了在“全面开花”中完成自己的份额，在“至少50张”的硬性任务中达标而送出的。我也效仿师兄之举，凑上了一张，寥寥几句话，名为“希望”，大意是说“钱先生学贯中西，研究精深”，希望他“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工农兵方向前进”，作出更大的贡献云云。天知道写大字报的此人要钱钟书与毛主席的工农兵相结合是什么意思，要钱钟书如何去结合更不得而知，但该大字报对钱钟书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却是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同一个小单位的一位曾在白区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火眼金睛，一眼便看透这张大字报的“灵魂深处”。于是，出于一种长者的责任感，为了对一个不成熟青年同志进行思想帮助，便找了大字报的这位作者严肃地指出，对“资产阶级学术代表人物”，不能看似“敦促”，实则“宣扬”什么“学贯中西”、“学识渊博”之类的。而且，他还公事公办，在一个小组会上又提到了此事，当然，是与人为善的，仅仅只是提醒提醒这个青年人而已。至于钱钟书是否看见了这张大字报，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计，他是看到了，因为，那一期间，全所的业务工作都停顿了下来，每一个人每天的正式任务就是写大字报与看大字报。大字报都张贴在一个大会议室里，似乎是为了显示与1957年的“大鸣大放”有别，也是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全所的每一个人在上班时间都可以自由出入这间大会议室，充分浏览、观看与阅读这些大字报，这成为了大家每天的必修功课，钱钟书也不例外。我就不止一次看见他在这个大厅里仔细阅读，我的那一张毫无疑问是被他注意到了，因为它的标题很醒目：“寄希望于钱钟书先生”。

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与钱钟书有了“一面之缘”。一天，大家看大字报的时间，我迟到了一会，匆匆往大厅里走去，在门口，正碰见钱钟书看完大字报出来(想必他是一目十行浏览而过的)，他穿着经常穿的那种休闲式的西装，上衣像小领口、直排扣的两用装，不打领带。因为在门口劈面而遇，我赶紧恭敬让路，而钱先生也面露笑容。那是典型的钱钟书式微笑，两边嘴角向上撇，使得那笑带点幽默意味，也带点苦涩意味，既有点像是打个招呼，也有点像是表示歉意。这不是中国人的礼数，而是西方人的习惯与教养。你在路上碰见一个陌生的西方人时，如果他的眼光无意中碰上了你的眼光，那么他的脸上肯定会浮现这么一个混合着善意与歉意的微笑……当时，虽然钱钟书脸上还没有收敛起那笑容的时候，眼睛并没正视这个小青年，但这微笑已经使得这个小青年有受宠若惊之感了，他太愿意相信这表明钱钟书认出了他，认出了他就是那张大字报的作者。不过，他从来不敢这么断定，直到今天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如果他真敢这么认定，那他简直就成为一个褚慎明了。《围城》中这个丑陋的“哲学家”，竟把世界大哲人罗素寒暄式的问话夸大为“请教了几个哲学问题”。短短几笔素描，就画出了一个自我膨胀、自我吹嘘的典型。有钱氏这警世之笔，谁还敢对自我作非份之妄想、非份之妄谈?

不过，毕竟是一个善意、亲切的微笑，给人深刻的印象，以后数十年里，钱、杨作为长辈对这个小青年的宽厚、慈和、关怀、理解、鼓励与帮助等等，似乎都预展在这个微笑里，定格在这个微笑里。这是我至今仍未淡忘的原因。

四

我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了一个时期后，蔡仪就被调到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项目中去主编《文艺学概论》。他当时在“翰林院”中既统帅文艺理论研究室，又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主编，因此，便从这两个单位选拔了几个他也许认为“顶用的”于员跟他一起去编写教材，我有幸名列其中。文科教材的各个编写组都集中在西苑高级党校，开阔整洁的校园里，有王朝闻为首的美学组，吴于廑、周一良的世界历史组、唐弢的现代文学组等等，大大小小共十几个之多。编写组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都很好，每人一个单独房间，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但编写组的大食堂有特殊的伙食补助，不仅粮食充足，而且还时常可以吃到肉(按我们的祖宗恩格斯的论断，人类进行高级脑力劳动不能不吃点肉的)。于是，我便在编写组“安营扎寨”，很少回城里的“翰林院”本部，当然也难以有机会得睹钱先生的风采。然而，在心目里，那颗学术巨星仍然在地平线上发亮，而且由于他的《宋诗选注》一书的出版而更增加光华耀眼的程度。

《宋诗选注》出版于1958年，这是建国后钱钟书出版的第一部书，为什么进入一个新历史时期，将近十年之久才有新作问世?这跟钱钟书雄浑的学力、渊博的学养与高效的精神生产能力似乎很不相称。要知道，抗战以后短短三年之中，他就有《人、鬼、兽》(1946)、《围城》(1947)与《谈艺录》(1948)三部大书问世，而相当多远不如他的学者名士却在建国后“枯木逢春”，施展起身手来了。对于钱钟书这十年的沉寂，我一直就有些想法，也许是因为建国初期一连串文化批判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的经历与情况使钱钟书记忆犹新，甚至心有余悸，就像杨绛在《洗澡》中所描写的那样?也许因为他是不愿在出身于旧时代的“原罪”上，再为下次运动增添新名目的“原罪”，而干脆来个“不说不动”；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熟悉新历史时期、新历史环境，还与这里的政治大气候、学术小气候格格不入，还不能熟练使用作为国说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文化学术生态以及自己能为时代社会所容的学术道路与学术表达方式；也许是因为他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精神文化学术的独立王国，压根就不屑于去理会那种以强买强卖方式逼人接受的思维模式与时尚，更不用说去尊从与使用了……他为什么躲进了“翰林院”古代文学研究室的“故纸堆”中，而且一声不吭，一文不发，一书未出?当然，每当举国欢腾，社会上热热闹闹、纷纷拢拢的重要时刻，更不见他像不少文化人、学者那样，或“放声歌唱”，或“慷慨激昂”。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猫在闹市里的隐士，也是不流于几俗的雅士，在灰衣、蓝衣的洪流中，特别醒目的一个“最后的贵族”。显然，在随大溜的人群中，能控制着自己的动静，能掌握着自己的方向，能自主地采取自我状态、自我方式的人，只可能是智者，钱钟书就是。他那将近十年的沉寂，似乎要比那些欢呼跳跃、振臂高呼，更有思想含量，更深沉、更有张力，显示出了一种真正的精神风度。虽然，他离我甚远，我根本就不熟悉他，我却经常这样对他进行近距离的猜度与思考，所有这些思考，都构成了我自己精神历程中、自我探索中颇具启蒙性的启示。

《宋诗选注》的出版当即就引起了我辈晚生的注意，虽然我与周围几个同辈都是外文系出身，于中国古典文学完全是门外汉，但也把此书当作自己必读的业务书，而且经常围绕着它进行议论与品味。我们当时都是凡夫俗子，自然依循时代普遍的思维惯性，首先关心钱钟书在这本书里在多大的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不上是审视，更多是好奇。结果我等发现钱氏对国家学说、对最高思想的尊重，主要只表现在选题上，那便是比较注意选入那些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疾苦的诗，我觉得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要算对那个写尽了离别羁旅情怀的风流浪子柳永，只选了他一首描写盐民痛苦的《煮海歌》。后来，我看到胡适曾经这样指出：“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至于在贯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是否还有其他的上佳的表现，那似乎就很难看出了，好在对古典文学的选本来说，这种选题的倾向性就足够了，足以在政治思想上达到那个时代的及格标准。说实话，我所期待的并不是钱氏这个方面的“上佳表现”，一旦他过了“思想内容”的及格线，令人为他放了心，就等着看钱氏的强项绝活了。有的绝活我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门外汉，是看不懂，或基本上是看不懂的，如胡适所称赞的钱氏所写的注。不过，即使是门外汉，也不难看出，钱氏的注解条条写得有学问有功力，旁征博引、蕴养深厚。好家伙，原来以为他只是一个西学名家，没有想到对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专业程度很高的领域居然如此精到，令人不由得又增添一重尊敬。

钱氏这本书中，我最爱读，也最有感于心的，还是他写的诗人小传。这些传述写得文笔潇洒，用词精妙，出语老到，视点大不同于一般文学史、文学评论与文学传记通常有的那种“讲义模式”与八股调调，至少使我深切感到认知性的评述是可以写到这种境界的，日后我自己写法国文学史时，为文学名家、文学名著作评时，都颇受这种文笔境界的潜移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目中以它为标杆、为目标。整个这本书还有一种示范作用，它对古典文学遗产认真加以精细的遴选、精辟的评注与鉴赏，本身就是一种榜样。日后，我之所以做了不少外国文学的编选工作、点评工作、鉴赏工作，实受了《宋诗选注》这个先例的启示。我在做这些工作中之所以特别要求自己要有选家的独特眼光，有识者的精当点评，有赏者的佳妙赏析，有史家的宏篇大论，更是先生之泽滋润于我的结果。我的确这么做了，也的确扎扎实实做出了一些事情，且有不少的社会影响，但究竟水平如何，我还不敢说。

钱氏此书还显示出一种精神风采，那便是超脱的态度与距离感，他对名家佳作绝无那种傻乎乎的顶礼膜拜与幼稚的“放声歌唱”，他有一种哲学家的理性立场与科学的态度，有历史学家的境界与风度，如果把这也学到手，在看待与观察世上的人与事，包括闪闪发光的事物、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时候，那就会受用无穷。如果我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学得了钱氏这一精髓，我也许就会清醒得更早，明白得更早，早一点走出蒙昧，而不用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恍然大悟。

五

在文学研究所没有分生出外国文学所以前，我与钱、杨都是一个所里的“同事”，只不过，钱钟书所在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室，与我所属的文艺理论研究室相隔甚远。但我们这个研究所与杨季康(杨绛)所属的西方文学研究组却经常在一起开“联组会”，进行政治学习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愈是遇到“整风”、“路线学习”与政治运动的时候，这种“联组会”就更多一点，因此，从60年代初起，我就常在“联组会”见到“季康先生”。1964年，我被正式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季康先生”所属的西方文学研究室，同属于一个基层单位，碰面的机会自然较多。此外，在1962年8月，钱、杨搬进他们著名的干面胡同宿舍大楼以前，曾在东四头条的宿舍大院住过一个时期。而那时，我与朱虹也住在那个大院，钱、杨住前院一幢小洋楼，我们则住后院的小木楼。在同事关系之外，又有过一段时间的邻居关系，我便多了一些熟悉与就近景仰的机会。

我初见到的杨季康正是50出头的年龄，她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似乎她就是精气神的高度凝聚，特别是她那两道劲遒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了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她的衣着从来都是整齐利索，即使是在家里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至于参加所里的会议与活动时，更是相当讲究，当时，在整个研究所有两位女士的衣着是很“高级”的，一是“九叶诗人”之一郑敏，她从美国回来不久，常穿款式特别、色彩艳丽的衣裙，极有浪漫风格；另一位是杨季康，她的穿着则很典雅，多少有点华贵，冬天常披一件裘皮大衣，很有高雅气派。她们俩人都保持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每次公共场合露面，都对面部做了不同程度的“上妆”，这在五六十年代的国内环境中，是极罕见的。不过，郑敏的“妆”饺为浓，而杨季康的则几乎是不着痕迹，似有似无。

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像是在每一秒钟对每一个人都表示着她尊重对方，与人无争、谦虚礼让的善意，她对人不仅是彬彬有礼、和霭可亲，而且有时近乎谦恭。说实话，在一个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社会里，有的时候不谦恭那就是做得不到位，不达标。政治学习会上以及其他重要的场合中，季康先生极少发言、表态，实在不得不讲几句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的地步，正如她在日后翻译《堂·吉诃德》中奉行“点烦”原则，即把用词精简到不可能再精简的程度。她讲起话来，不仅轻声轻语，而且从来都是操持低调，也就是说，从来都带着“原罪”自我认定，如“自己马列主义没有学好”，“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改造好”，“从旧时代过来，身上有旧的烙印”等等这类的话经常绝不离口，每当我观察她如此如此之时，心里常这样想：杨老太，我很懂，你这是在“刘备种菜园子”!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以前，杨季康在卞之琳所统率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研究课题是英国小说，上至18世纪的菲尔丁，下至19世纪的狄更斯、萨克莱，基本上就是英国18、19世纪的被惯称为“现实主义”的范围。那时“翰林院”的研究工作任务就是写论文、写专著，一般都是写论文，很少有人径直去写专著，即使建国前写过专著的学者(如写过《福楼拜评传》的李健吾)也不那样做，因为当时研究所的所长何其芳特别强调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把学术论文视为学者研究心得、学力水平最凝聚的体现，认为只有内容厚实、水平高超的学术论文才有可能演绎为学术专著，他自己的专著《论<红楼梦>》实际上就是一篇篇高水平的论文所组成的，因为他当时在政治上与业务上都有很高的威信，他这种主张与他自己的方式也就成为楷模与典范，大家都起而效尤。季康先生后来于1979年出版的《春泥集》就是她五六十年代任研究员所写的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很谦逊，取自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扩花”，意指她这些文字只不过是“零落的残瓣”，“可充繁荣百花的一点儿肥料”。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不到10万字，但每篇文章的学术内容高度凝练扎实，风格极为清爽洁净，文如其人，就是一个简洁、干净、利落!学术研究文章写成如此，何况日后的散文?这时已可预示季康先生特有的那种淡泊纯净、含蓄内敛的风格了。

以季康先生的才力，几年之内只写出为数并不多的学术文章，这在“翰林院”里应该说是个人研究成果“比较少”，也许有人要问，她干什么去了?从后来的事情来看，她主要精力是在搞翻译，而且产品丰硕，《小瘌子》、《吉尔·布拉斯》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才出版的《堂·吉诃德》基本上都是她在“翰林院”供职期间译出的，几乎囊括了西欧文学中流浪汉体小说的全部名著，成绩斐然，可谓译出了一个“系列”，一个“体系”。这是其他任何翻译家包括傅雷也没有做到的，这既需要有成熟的文学史的视野与见识，更需要有足够传达出这类小说风格的高超译技与精湛语言修养，那也是学懂了一门外语，只会注重死板的词义与文法关系的“全真派”译匠所望尘莫及的。

应该说明，翻译工作在“翰林院”的研究理念与工作体制中一直没有正式的地位，甚至不那么“合法”，制订研究工作计划时，它没有地位，统计研究工作成果时，它不算是“研究成果”，在评职称时，它不顶用，没有“硬通货”的效用，只是对极少数已修成正果、且名望特别响亮的大翻译家才有特别的“宽大政策”，那就是容许作为“研究员”的他们也可以在“研究计划”中订入翻译的项目，也可以将其译作列入“研究成果”。当然，这些人都已经“功成名就”，不存在“评职称”、“晋升职称”之类的问题，如潘家洵、罗念生。潘家洵早在“五四”时期就曾以译出了易卜生的戏剧名著，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立了一大功，他一直抱着易卜生不放，致力于译其全集，对此，“翰林院”的领导当然不能不“认账”，不能不支持，他虽身为“研究员”又供职于“研究室”，却堂而皇之地大搞翻译，当然他的译事也就堂而皇之地列入“翰林院”的“研究计划”。罗念生先生与潘老亦相仿，他号称中国学林中懂得古希腊语的惟一一人，一直在翻译古希腊的悲剧与喜剧，译出初稿后，还要通过英语译本进行校改修订，一校之后，还有二校，以至三校，精益求精，细致雕琢。因此，他的“研究计划”十来年之中却只有那恒久不变的一项：翻译古希腊戏剧名剧。

潘、罗二位资深元老都是“二级研究员”，他们这种“特权”，当时的中青年研究人员是享受不到的，我所记得的惟一例外，是后来的罗新璋。他在敝人所主持工作的“南欧文学研究室”里，身为供职于研究岗位的“研究员”，从来却只搞翻译，基本上不搞作为本职工作的“文学研究”。因为，他是我辈之中最为出色的翻译家，他优秀的才能与单一的兴趣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与照顾，何况，对翻译艺术进行研究何尝不是“研究”?所以，也就有一把“破伞”为他“遮风挡雨”了。不过，愈到后来，随着只学了一门外语而对文学研究既无兴趣更难以适应的“新鲜血液”涌入“翰林院”，原来那个“翻译作品不算研究成果”的不成文的法，也就名存实亡，以搞翻译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愈来愈多，甚至进入庙堂而居高位者亦大有人在，可惜像罗新璋那样译技精湛，具有大家风范的译师却如凤毛麟角。

杨季康当时在研究所是三级研究员，以她的资格与地位来说，她未尝不可以享受潘家洵、罗念生的那种“特准”，但她是一个很尊重“翰林院”的规则，不过分强调个人兴趣的人。因此，她在个人的研究计划里，从来都订入了文学研究的课题，她的翻译工作，虽然也得到了研究室统领卞之琳的“特准”，但在名份上却始终是次要的“老二”。不过，从事实结果来看，她个人的兴趣显然是倾向于搞翻译而不是写学术研究论文。也许，她早就悟出了“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的道理。巨大的兴趣当然形成了巨大的动力，并演化为巨大的创造性。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挥了自己的所长，回避了思辩力的所短，最后达到了成功的高地。她全部重要的译品基本上都是完成于五六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今天看来，在西学领域里，她的成就比之于她的同辈，似可谓“后来居上”，在与她同一辈份、同一年龄段的学者专家中，比她的职称级别更高者不止一两个，但在同一个时期，有的正在“官场”中应付各种规矩与法则，在“庙堂”里适应种种规范，耽误了不少学术建树的大好时光，有的自恃掌握了国说主义，深谙政治潮流的方向，热衷于趁风借势，今天批这，明天批那，拳打脚踢，即或进行译述，却把过去时代风潮中那类跟风趋势的作家作品，误认为永恒经典，对之忘乎所以进行了时间与学力的投资，结果虽不能说是“颗粒无收”，但的确只能说仅收获了一朵“明日黄花”而已。而在这些年里，杨季康却甘于坐冷板凳，埋头“种菜园子”，认定自己的流浪汉体小说系列，辛勤耕耘，厚积薄发，为自己日后的成功与辉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终于，在面对着中国的文化积累史的时候，难道还能说杨季康只是“三级”，而谁人谁人是一级、二级?

六

在实际生活里，钱、杨很低调平实，他们除了在衣着上比较讲究外，在其他方面，不论是待人接物、人情交往，还是作派作风以至生活情调都力求低态亲和、平凡普通。这种低调，实际上就是有意冲淡自己作为高级学者甚至是作为学术泰斗而与身俱有的特质与标志。他们从不摆出身份架子，更没有半点作态，给人平易近人之感，不像有些名士那样身上总发散一种威严、一股冷气，使人难以接近。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他们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个。

如果你在门口迎面碰见钱钟书，他决不会因为你的辈份比他低、年龄比他小而气昂昂地当仁不让，倒会让在一旁让你先走，就像他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中青年人有信扎来往时，往往尊称对方为“××吾兄”，信扎后尾往往署上“钱钟书上”，甚至是“敬上”的字样。即使在门口相遇他让不过你而先跨一步，脸上也会带着他那特定的、嘴角朝上、有点幽默意味的微笑，似乎在向你表示歉意。

如果你是初次认识杨季康，你也会很容易发现她待人接物的态度十分平实谦逊，她虽然有时穿得有点雍容华贵，但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就像邻里的一个年长的阿姨或大嫂。她不会像某些女才人那样，一相识，一见面就言必谈学术与文化，似乎不那样就不显自己的身份与高雅，她倒是总爱聊聊家常，说说普通平凡的题目，显然，‘她在日常生活中，只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人进行交往，进行普普通通的交往。认识久了，她对晚辈后生则愈来愈有更多的亲切关怀，的的确确像一个慈祥的“阿姨”。

如果你到钱、杨家去，你会发现主人显然是力戒任何排场与气派。他们家的陈设家具可谓简单朴实之极，既无宋式或明清风格的桌椅，也没有款式新颖的西式沙发，没有古色古香、洋洋大观、包括诸子百家的书柜，没有气概不凡的文案。总之，名士方家书房里常有、甚至不可或缺的陈设，在他们这里几乎一样都没有。

他们家住在东四大院的小灰楼上时，我去过多次，客厅里只有再简单不过的几把坐椅。他们从干校回来后在文学所楼的西头居住时，我也常去，房子里更拥满了应付最简单饮食起居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具，连一个像样的书架也没有。那时，院子里正荒置着一些图书馆的高大铁书架，日晒雨淋，已成废品，钱、杨从管行政事务的头头老姜那里，借来几块铁板，用砖头叠起来支在两头，铁板往上一搁就成为书架了。直到他家搬到三里河国务院高级宿舍楼后，这种特殊的书架在他们家还继续使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到了后来很久，才见添置了一两个简朴的书架，但却矮小不如人高，容积很有限，似乎在宣称，我们没有多大学问，用不着放置多少书籍……所有这一切，与名学者教授家书架林立，琳琅满柜的景象，恰成鲜明的对照……

但只要一进入谈话，你面前就出现了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的知识大炫耀，红白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当然是钱钟书。只要有一个话头，有时话头是你引出的，有时干脆就是钱钟书本人提起的，只要话头一出，他就滔滔不绝了，几乎每句话都是一条知识，都包含一条典故，而且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以及汉语古文的语汇或语句，不时纷呈闪现……至于议论评述，则是上下古今，天马行空，文章世事，不免指点挥斥，甚至忘乎所以，口无遮拦的状态，亦不时有之。于是，在你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学识上的“高人”，心气踞傲的智者，日常的低调平实终难压下超人的高个头，“种菜园子”的作派终难掩盖“心高气傲”的本色。

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靠身外之物不论是车马房舍，还是字画、条幅、书柜之类装点自己者有之，靠头衔冠盖炫耀自己者有之，靠故作重要之态、摆出威严架式，甚至是加大嗓门音调来抬高自己者亦有之，靠意气用事、称谓用词来计较高下、争强斗胜者亦有之，这种种世态背后，无一不是发虚的内心与贫乏的精神境界。钱、杨作为学富五车、意境高远的智者，显然瞧不起这类作态，他们不仅恶之、远之，而且有意逆反，不时有意“矮化”自己、“平凡化”自己，形成自己一种行事的作派与风格。我不知道钱、杨自己是否自觉地自我欣赏这种风格，但至少我自己对此是很赞赏的，而且，我猜想，透过日常那些平凡、矮化的外表，不时凸显出自我的高大与超人，这也不失为自我的一种乐趣与享受，在反差之中，这种乐趣与享受当更为令自我愉悦。

虽然他们在与你作谈话时，其学识是绝对地、显著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是站在明显的高处，甚至可以说有时就是站在云端，但他们特别避免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态，避免有俯首而视之嫌，完全不像有的专家学者即使站在比你只高半寸的小小门槛上，也要摆出俯身示教的架势。钱、杨相反，不时总会显露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意识：尽可能地冲淡与弱化他们自我，尽可能矮化自己的高度，拉近与你的距离。面对钱氏那种知识大裂变、知识大炫耀，你很可能有眩晕之感，有难以适应、难以跟得上的尴尬(至少我自己就经常如此)，更不用说能够应对应和了，但你大可放心，你不会在难堪的低谷里难以脱身，钱、杨自会援你一手。杨季康常常会在一段段学术内容稔稠的谈话中，不时插进一两句家常内容或轻松内容的话，来有意地进行冲淡，进行稀释，使你如在学术知识洪流的冲击下，不时能碰上一片小洲、一块礁石，得以缓上一口气，小事休憩休憩。至于钱氏，他会有意识地照顾你的进度，让你跟得上他天马行空式的学术神侃，如果他引证了一句你所不懂的某种语句，他就会翻译成中文教你能懂，如果他引证了一句意大利文或德文，而你如果学过法文，他一定会用法文再表述一遍，似乎在说：“老弟，咱俩有共同语言。”有时他说得兴起，便把头微微一低，眼睛微微一眯，手轻轻一摆；有时，还用手在你的肩头上轻轻拍两下，或者轻轻一推，要不然就是把手在你臂上搁一下，似乎要用手的动作来加强你对他话语的记忆。这哪里像是宗师在讲学布道，哪里有半点“师道尊严”，而完全像是跟一个哥们儿小兄弟在聊闲天。甚至我常觉得，他似乎对“师道尊严”是毫不珍惜、不屑一顾的，他相信以自己知识的力量，就足以使对方五体投地了，何必求助高人一头的架势、威严与颜色?更用不着靠“师道尊严”之类的强制性的法规守则了。

我常想，钱、杨是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采取“种菜园子”的低调低姿态，有意识地自觉地拉近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距离，甚至有时凡俗化自己，是因为他们性格上天然就有谦恭自卑的倾向?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人格上有一种对谦虚美德的向往与追求?而其向往追求的程度又是那么强烈热切得不可抑止，以至形成了作风作派上的一种惯性，固化成了一种风格?实际上，他们都是心高气傲的智者(这么说恐怕没有冤枉他们)，他们上述风格风度看来并非秉性使然，至于是否与精神人格上的追求有关系以及有多少关系，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既然他们是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他们的高智商，当对这个时代有深刻透彻的认知与理解，杨季康甚至用了一整本书《洗澡》，描写过这个时代的尖锐时段与尖锐问题，因此他们采取何种存在姿态、存在色调，当然与时代社会有绝大的关系。

这个时代是“平均地权”的时代，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是大刮共产风的时代，是吃大锅饭的时代。在财产领域、在政治、法权领域，这一次次风潮、一股股急流又势必冲击、涌入、渗透进思想文化领域，并决定着这里的“财产再分配”。对于这一切，钱、杨都目睹亲闻，有切身感受，在一个“平均主义”盛行、并不断以平均主义的原则进行激烈“再分配”的社会里，什么色调、什么姿态比较安全?那便是平民色调，那便是平头百姓的低姿态。君不见在历史上，平民主义至上的法国大革命中，贵族都力图掩盖自己身上的印记?高贵者总力图沾上“泥腿汉子”的气息?钱、杨博古通今，具有极高的悟性，当然知道在现实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应该采取何种待人行事的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的何种风格。

七

这里我不禁想起与钱、杨惟一一次“共事”的经历，在我心目中，这件事既充分展示了钱、杨行事的作派，似乎也反映出他们的某种深层意识。

大概是在1964年，中宣部因文学理论批评界长期存在着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争论，便交给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编选出自古以来的外国理论批评家论“形象思维”的系统资料，以正本溯源。于是，文学研究所奉命成立了两个编译资料组，一个负责编译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另一个负责编译俄国革命民主义批评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有关论述的资料。前一个小组以钱钟书、杨绛为主，配备了两个年轻的助手，我与刘若端。另一个小组则由几个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学者组成，以后来担任了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叶水夫为首。

任命钱钟书为西欧这一摊子的负责人，既是对他的重视，也是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说重视，是因为西欧这一摊子要涉及古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多种外语，国内恐怕只有钱氏才能担此任。说难题，是因为“形象思维”这个术语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理论批评家根据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创意”而创制定型的。要到古希腊、罗马以及西欧的理论著作中找这个术语，就无异于要到海洋上去狩猎老虎，难题完全是中国理论界领导人主观上以为这个“苏式术语”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而造成的。

但难题并没有难倒钱钟书与杨季康，他们实事求是地解决了难题，最后编选翻译出了一份完整的理论资料，明确说明“形象思维”这一术语并不存在于西欧古典文艺理论之中，不过其中倒的确有一个与之相近的“同胞兄弟”，那便是“想象”。钱、杨所编译的这份资料实际上便是一份系统而完整的关于“想象”的理论资料。

作为一个青年研究人员，我当时能参加钱、杨的这个小组，要算是一种荣幸。就我的学力来说，选题的事我是插不上手的，我只是按领导的要求，当了当助手，跑了跑腿，没有什么事可干，不外是借借书而已。刘若端的情形也是如此。钱、杨怕年轻人坐在冷板凳上难受，便把法国16世纪作家伏佛纳尔克的一则论述交给我翻译，短短的仅五六百字而已，我译好后交卷，杨绛又作了校对修改，虽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出入，但她把译文改得更精练更利索了。最后，这几份理论资料都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发表了，钱、杨的这一份共节选节译了32个理论家与作家的片断论述，篇幅不大，只有三四万字，但署上了“钱、杨、柳、刘”四个人的名字。我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助手，出力很少，不止一次请求不要署我的名字，对此，钱、杨执意不听，一定要把四人都一署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个小摊子是由领导上共指派了四个人，所以，钱、杨坚持署名“一个不能少”，似乎是在坚持一个“集体主义原则问题”；另一方面当然也有提携两个青年研究人员的好意。但对这样一个结果，我心里老感到不是滋味，就像不得已蹭吃了一次“大锅饭”，也像在一次“知识共产风”中成为了一个“占了便宜”的人。那时，我虽然在学术资历上还没有修练成什么气候，但还没有“一穷二白”到要靠蹭大锅饭为生的地步。不过，编选理论资料的其他两个摊子也存在“吃大锅饭”的问题，而且当领导的人自己就跟着蹭饭吃，社会风气如此，钱、杨不过是按不成文的法则办理而已，做小辈的不必太较真，恭敬不如从命就是了，随大溜就是了。

事隔多年，钱大师去世之后，一家出版社要将上述那份理论资料收入钱、杨的集子，问我当时的情形，我如实作了说明，强调那份“理论资料”是钱、杨的心血与成果，两个助手在其中的工作量微乎其微，应该把这两个名字删掉。终于这家出版社听取了我的意见，扔掉了两个“小累赘”，不过，在删去了这两个小人物的名字的同时，伏佛纳尔克那一则译文也被删去了。其实，这倒没有必要，因为伏佛纳尔克并非文学史上一个特别显著的大家，要把他这一则论述摘选出来，只有钱钟书先生的学力才能做到，他为此肯定付出了辛劳，而且，那一则译文毕竟还是经过了杨先生的校改，应该算是他们的成果。季康先生真可以说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她力求绝对的纯净与利索，要真正做到“一尘不染”!

八

早从50年代起，钱、杨的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钱钟书参加了《毛选》的英文翻译定稿工作。时间持续很久，直到《毛选》五卷的英译本完成出版，前后共有二三十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就会对钱、杨的生活有所影响与作用。因此，与其说是一个方面，不如说是一个行程，一个进程。

首先，就其性质而言，就很不一般，甚至“非同小可”，这可不是小组长、小队长一级的领导人派你去多值一个夜班、多烧一炉开水，而是与中央领导直接有关的机构调你去参加一项无疑要算全国全党最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上调”固然是因为钱钟书精湛的外文水平令高层领导不能不格外重视与重用，但无疑也相当大的提高了钱钟书作为技术专家的业务地位，使得他在同辈人文学者中更为突显，甚至头上有了一轮小小的业务光圈。说实话，这是他的《谈艺录》与《宋词选》所不能做到的，至少在现实的意义上是如此，这是此事对钱钟书的第一层含义。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语言业务上对钱钟书的重用，首先就表明了政治上的信任，而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长期任职，而且在定稿工作中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也证明了他尽心尽职，为政治服务的良好的态度，以及他这种服务的优质优量，这就使得他完全成为了共和国真正的一级专家，成为党与政府所重视的“国宝”。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这一些都未能使得钱、杨不被揪斗，不被侮损，但毕竟“情有可原”，最高司令部里正在搞“路线斗争”的大比武，斗得情急眼红，连编修圣书此种要事，也顾不上了，况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然要打破一些“瓶瓶罐罐”，甚至包括“元青花大罐”一类国宝级的“极品”。只有双方的斗争有了某种“阶段性成果”，才会有想起保护国宝的事情。当然，最后尘埃落定之日，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之时，编修圣书的要事重续，钱钟书又得到了重用。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起伏跌宕、颇有周折，但最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毕竟水到渠成，导致了钱、杨在官方体制中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与确认，其具体表现则是在生活待遇上搬进了国务院高级宿舍的小楼，在名位上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能获此种待遇，在与他同辈的学者、专家中，特别是在人文学者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这更确立了钱、杨在全国人文知识分子、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尊贵地位。

我再说一遍，这一切是一个进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钱、杨是“受格”，除了他以自己的语言技能、语言修养，尽心尽职地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外，我们看不到他还做出过其他的努力，更不用说其他的经略与钻营了。他们仍然保持自己清高与超脱的姿态，不谈政治、不做政治性的表演。作为一个与钱、杨还有过一些接触与来往的晚辈，我在就近观察之中发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客观的实际过程，始终保持着低姿态、低调门，从不提及某些可以炫耀自己重要性与荣誉性的“事实”、“细节”，某些可以抬高自己的人事与关系，甚至对参加《毛选》工作一事总是避而不谈。但学界不少人一遇到某种“官方荣誉”，那怕只是受邀参加一次高级座谈会，甚至只是得到了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一张入场券，却也难免喜形于色，辗转相告，津津乐道，相比之下，钱、杨的确要算清高了。我想，如果说“大隐隐于市”的话，那么，钱、杨就不仅是“隐于市”了，简直就是“隐于庙堂”，“隐于朝”，其“隐”之大，亦当首屈一指。这是精神人格上的真正的“隐”，由此，可见钱、杨作为知识分子学者的人格意境与魅力。

九

在文化大浩劫中，我们与钱、杨一别就是十年。浩劫伊始，一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就把“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一切“地富反坏右”统统扫进了“牛棚”，而把“广大的革命群众”留在空旷的场地上，什么正经事也不让做，要他们专门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以这样的“最高指示”要求你投入“革命大批判”，明天以那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指引你去“文攻”、“武卫”，更绝的是，不仅有“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划分，而且还有“革命派”与“保皇派”两顶截然不同的帽子。于是，在“牛棚”外的“革命群众”，就为了确认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众的身份，为了抢夺“革命派”的帽子，而争得不可开交，大打派战，一场荒诞的全民性的战争由此打响并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在光焰万丈的红太阳足以穿透身心的射线的笼罩下，大伙却像着了魔似地忙碌，这是狂热的忙碌，荒诞的忙碌，虚掷生命的忙碌，互相敌对、互相伤害的忙碌……“牛棚”里的人忙于写认罪、忏悔书，交待材料、“揭发材料”，忙于一次次充当祭品被押上各种各样的批斗会、誓师会、庆功会、革命大串连会、革命大联合会。“牛棚”外的人则忙于“革命大串连”、到处闲逛、观摩大字报、观测风向、打听动态、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与对立派辩论、口角，甚至动手……

尽管都是在同一个红太阳的照射下，但人们都被分割在一个个互不相通的间隔里。“牛棚”里与“牛棚”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世界，鸡犬相闻而互不往来。“牛棚”外是一个个对立的兵团、战斗队，乃至一条条楚河汉界与各种名目的“革命委员会”，互相戒备、互相攻讦、互相怒目而视，互相扔西红柿、扔臭鸡蛋、扔石子……偌大一个“翰林院”里，充满了狂热的政治、誓不两立的立场、慷慨激昂的笔战、知识分子文化人生平第一次玩弄的政治谋略与手段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不入流、不堪入目的小动作。花拳绣腿，应有尽有，惟独斯文尽失，斯文扫地。大家都把文化与学术抛在了脑后，甚至完全清除出脑海，一个个原来有志于学问之道的学人，都彻底告别了这个行当的任何习气，都铁了心要去当“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职业政治家、革命家与斗士。举例来说，我们那个研究所就有一位从前苏联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竟把自己全部的外文书、业务书共好几大车都当作“废纸”处理给了收购站，而每天全身心地写路线斗争的大字报，大有要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势……

一开始的那几年，我着着实实是在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组织上多年的训导与熏陶，在我身上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左倾幼稚病”，在一开始那种狂热的时空氛围里，也不免头脑发热、激昂慷慨了几天，但很快就有了自知之明：自己既非红五类出身，又非“革命小将”，而且还在“修正主义学术路线”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染缸里泡过几年，显然不属于“革命主力军”的行列，不时要被人侧目而视，况且还被革命左派当作“修正主义苗子”扫过几笔。因此，自认没有资格去“力争革命上游”，只求自己“既跟得上革命形势”，又做到“明哲保身”，因此，在浑浑噩噩之中，也带几分战战兢兢。每天的“必修功课”是研读中央大报的社论，关注各种小报上有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消息与报道，调整自己的表态与言行，以求自己不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还有，与革命主力军、革命左派处好关系，等等。生活内容不外是在机关大院里“观摩大字报”与同派人士交头接耳、议论评析，或打听种种小道消息作为自己行为的准绳，捉摸自己该站“什么队”，该参加哪一派……回到家里，则清壁坚野，根据革命形势的逐步深入，一茬茬把过去的文稿与记事烧得一干二净，谁知道自己哪天会享受被抄家的待遇?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自己心目中还有文化目标、学术目标，还有业务上的打算与意向，那么，到了这个时期，那种狂热而劲猛的政治风暴就把所有那一切都一扫而光了。完全看不见将来还有什么学术文化道路，更无从设想自己在这条道路上会找到什么位置。生存的状态变了，存在精神支点坍陷了，于是，原来关心的事物，感兴趣的东西，敬畏尊崇的对象，全都变了，原来闪光的东西与带光圈的人物也都在脑海中、心目中黯然消退。这个时期，我很少想起钱、杨以及他们同辈的学术文化精英，只觉得他们所呆的“牛棚”，是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世界，也是自己绝对不愿意靠近的世界，不愿意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世界。

在人人自危，但求自保的利己主义的麻木的自我状态中，我有两次惊异于所听到的两则关于钱、杨的传闻消息。消息都是从大院里、“办公室”里、三五“扎堆”的时候听说的。一次在暴风骤雨来到之初，听说钱、杨在自己的居住区被“革命造反派”揪了出来(作者注：以下所叙系根据当时我个人的观感见闻、即时感受，难免与实际情况不尽贴切，有所出入，好在杨绛先生已撰有《丙午丁未纪事》，其中她在“风狂雨骤”时期的不幸经历，当以她本人的记叙为准)，至于是哪个单位的造反派干的，当时我没有搞清楚。反正那时的“翰林院”是全国著名的重点“黑线单位”，“牛鬼蛇神”多，任何单位、任何地方的造反派为了显示自己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造反精神，往往都要到院里来借用几个“祭品”，何况还有院内的各单位“革委会”的左派也十分重视这一份“祭品资源”。不管是谁的“革命行为”，反正钱、杨被揪了出来，被挂了牌子，被押上了批斗会，事情便发生在批斗会上，听说杨季康对造反派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这还了得，敢与革命造反派对着干!那么多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在批斗会上，哪个不是服服帖帖?你杨季康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老虎头上动土，于是盛怒之下的造反派对她狠加惩罚，给她剃了个阴阳头。我当时听说这件事，第一次惊奇地感到杨季康性格中的刚烈与凛然勇气，我所认识的一个娇小文弱的小老太杨季康在那种被任意宰割情况下的刚烈与勇气，要知道，“牛棚”里有不少从火线上转业过来的老战士，没有一个有此种惊人之举。与此同时，我第一次感到了这场风暴的残酷无情，对杨季康这样一个文弱的高级女学者，竟然采取如此镇压如此凌辱的手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倒的确可谓“史无前例”，只可惜在当时浑噩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我没有拍案而起的义愤，至今想来甚感惭愧。

第二件事也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一天，大院里传来一个消息，说有某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钟书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这个消息真如“石破天惊”，非同小可。要知道，在那个时期，任何“路线错误”、“封资修罪行”与“现行反革命罪行”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现行反革命罪行”中，最为严重、最为“万恶不赦”者，就要算对“红太阳”不敬了。我当时既没有去观摩这张“革命大字报”，也没有找钱氏所在单位的熟人去核实消息是否属实，说实话，我很不愿钱、杨跟这么一桩事有牵连。为此，自己在对确认事实真相这一点上，就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距离”，以求达到“间隔”的效应，甚至干脆来一个不承认主义，认定贴大字报的人是在哗众取宠，谋取政治本钱，要不然就是落井下石，居心不良。果然一两天后，大院里又传来一个消息，说钱钟书出面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那张制造了轰动效果的大字报的旁边，对揭发内容正式予以了否认，加以澄清。还有消息说，有人亲眼看见钱、杨是在晚上大院里没有人的时候，出来把小字报贴上去的，杨季康打着手电筒，钱钟书往墙上贴，情景甚为动人。由于我对钱、杨一贯的敬仰与好感，他们挺身而出，据实力争的勇敢行为，很引起了我的钦佩，也很引起我绝大的同情甚至怜悯。在和平时代的“铁马金戈”时期，在这你撕我咬的“丛林”境地里，一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年夫妇竟要亲自出来抵挡扔来的巨石、射来的暗箭，我想，怎么会有这么心狠手辣的人要将一对老年夫妇往死里整?!当时，我的不承认主义使我根本没有去打听那张“革命大字报”揭发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一直也没有搞清钱氏对“红太阳…如何不敬”。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我与“季康先生”又打了一点交道。那时，大院里的三个派别经长时期的拉锯战，总算达到了某种平衡，虽互相对峙，但派战相对平静多了。在我们研究所这个小单位里，有那么一二十个人，从运动之初以来，基本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既不过激，也不“保皇”，每做一件事、每表一次态都小心翼翼要在“最高指示”、“两报一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中找依据，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总算混出了一点名堂，成了一个有二十多个成员的“兵团”。“兵团”选出了一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我是其中的第五把手，负责宣传与学术批判。在任期之内，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但也乏善可陈。惟有一件事倒值得一提，那就是宣布本所“牛棚”中的人一律“解放”。一个群众组织，既不掌权，又无实力，作此宣布，只不过是句空话，仅有的一点实际措施，便是废除了以往两届已垮台的革委会的规矩，不让“牛棚族”去打扫大院、打扫厕所，而让他们回办公室去自行学习(那个时代普天下的规矩是，学习的内容只包括《毛选》四卷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文件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甚至马克斯、恩格斯选集也没有被列入的荣幸)。我们这一派当时之所以采取这个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标榜自己是讲政策、讲人道的；另一方面则是有意引对立派出来表示反对，做出失人心的事来。可是对立派也不傻，竟然不闻不问，予以默认。于是，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牛棚族”从此在事实上就免去了劳役，其中就有杨季康，当然还有卞之琳、罗大冈，后来还有李健吾、冯至。这件事是由我推动的，也是我出面办的，自然免不了要跟“季康先生”打个照面，但打了一个照面后，我就避免再打照面了。因为我很害怕别人见了我把我当作“长官”，碰到这种情况，我非常别扭，心里也很难受，特别是面对过去的师长，那时我真想大喊一声：“我不是那样的人。”

在“翰林院”，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的压轴大戏是军宣队进驻后发动与主持的“清查516”的运动。在这出大戏中，我和我那些一贯恪守折衷主义立场与中间路线的同伙同伴们倒了大霉。我既然在一个二十多个人的群众组织中排位第五，当然就成为了“重点对象”，我的儿子刚出生三个月，我就被圈进了“特别学习班”。那是一个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我不得踏出房间一步，每时每刻都有两个专人看管，即使是上厕所的时候。房间里墙上挂着伟大领袖的画像，每天在这画像前，好几个专案组小成员长时间地“革命大批判”与“苦口婆心”并用，勒令我交待一个超出了自己的理解力与想象力的“反革命政变大案”。当然这几位高超的政治工作者是以墙上那个画像名义进行施压与劝戒的……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精神失常、脑子出问题。

我在“特别学习班”一圈就是三个多月，被释放出来后回到家里，见小小的儿子已能满床爬来爬去，不禁哑声而泣。面对着他，想到这个家庭的将来，只觉得一片黑暗，不堪设想，一场“文化大革命”下来，我们这批人的“罪行”大大地后来居上了，我们身上的“政治包袱”已经远远比一切革命对象，当然也比钱、杨老一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沉重了许多。我又开始羡慕起他们了，而千万没有想到，钱、杨的家里，也遭到了同样的伤痛与不幸。大概在我被圈在“学习班”的那个时期，他们在北师大工作的女婿王德一就是死于当时的“清查516”运动，好像也是在一个“学习班”里。不过，我当时没有任何察觉，季康先生在生活中是那样遇事不惊、不动声色，我是好几年后才知道他们家这一不幸事件的。那时，“翰林院”里好几百“516”总算被平了反，那个骇人听闻的“516反革命政变阴谋”实在因为太荒诞太离谱，总算被当作“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想象故事被一笔勾销了，我也庆幸自己活到了清白的一天，而没有像王德一那样想不开而过早离开了人世。　十

“翰林院”里的我们这个研究所，是1970春夏之交下干校的。季康先生在干校的生活，她在《干校六记》中有生动、清淡而洒脱的记叙。一个家庭里出了人命悲剧的老太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那样沉郁而镇静地面对与观察干校时期那段特殊的生活，实属不易，非得有心静如水的大涵养、大造化不可。胡乔木称赞那部散文杰作“哀而不伤”，也许就有这种意思，只不过，他是站在党的领导干部的立场上这么赞的，当政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臣民以超脱释然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苦楚与伤痛。当然，这跟季康先生所描写的“菜园子”劳动也多少有关，比较起来，菜园子里的劳动，在当时的干校里要算是比较轻松也比较干净利落的活计。我想，如果李健吾写他每天在养猪场二寸厚的烂泥堆与猪粪堆踩来踩去、艰难劳作的干校生活，那一定会有另一番笔墨。如果是一个身负“现行反革命大案”，每天天不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收工，还要再步行十来里路才能吃上一顿晚饭，夜里则在蚊虫成堆的牲畜棚里难以入眠的“516”来写干校生活，必更是另一番情景。

因为“清查516”这一场大戏实在是太离谱，进行不下去，“翰林院”的大批人马又于1972年被撤回了北京，专门等候把“清查斗争”告一段落，给这场骑虎难下的运动画一个句号。谈何容易!在中国，难中之难，莫过于纠偏、平反。其困难就来自要转弯子，要下台阶，而且是要领导上、组织上转弯子、下台阶，且不说要整个一大派清查斗争的积极分子、主力军在认识上的转弯了。事情拖了足足有两三年，总算最后归功于中央领导的决断与英明，“516大案”最后以一风吹、一笔勾销有了个了结。不久后，研究所里业务工作也有所恢复。我等身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包袱卸下来了，原来的职业行当也有了重操的希望，心境也就舒展平和多了，这才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阴影中走了出来，如像走出了炼狱。

那个时期，我们一些年轻人从干校回北京后，因为原来有的宿舍，都早已被重新分配掉了，无处安家，也只能在办公室里临时“落脚”，这一落脚就是好几年。而我和朱虹及两个孩子一家人的“落脚地”就在四号楼办公室里，与钱、杨临时安家的七号楼办公室相隔很近，因此，我们常去那里去看望与问候。

钱、杨流落在七号楼时的那间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显得特别狭窄寒碜，颇有逃难的景象，陈设简陋之至，用砖头与铁板摞搭起的一个“书架”，上面主要是放了些简单的锅碗瓢盆与生活用品，一看就知道房间的主人是把物质生活压缩到最低的水平。房间里占据最佳位置的是两张临窗的桌子，显然是钱、杨分别伏案工作的地方，现在想来，钱钟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篇》恐怕有一部分就是在此一时期的这种环境中完成的。而杨季康的《堂·吉诃德》译稿，很可能就是脱稿于七号楼的这间小屋。

在钱、杨那间绝对平民化的小房间里，我比任何时候更感到他们格外平易、亲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钱钟书怕热，往往就穿着一条短裤、一件汗衫，接待我辈，真使我觉得是到了一个平民区的邻居家，没有了距离。什么级别、职称的差异，什么师道尊严的规格，什么学术水平、文化层次的距离，似乎一下都消失了，眼前的景象使我似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至少我觉得他们与我们都是从炼狱里走过来的，我不难理解他们。他们使我有不少感慨，而这些感慨是我不惮于向他们坦诚相告的，如果我的确想那么做的话。

在70年代末期的“翰林院”，随着秩序的恢复，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向文化大革命前的回归：官复原职，所长们、党委书记们各就各位，翰林们一一复坐，由此，上下级之间的规矩法度，尊卑长幼的次序规范又自然而然地形成再建。在此种变化中观察人，是一种有益的事情，可以得到不少感绪与启示。有的人又摆出了长官的威风，有的又重拾矜持之态，有的又恢复了师道尊严，有的则有意识地拉开了与一般人的距离，有的又飘飘欲仙了，也不知道他凭什么可以上升而为仙。有的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中恩恩怨怨、磕磕碰碰的不可释解的怨结正在以自己复得的优势还以颜色或正欲还以颜色……“冠盖满京华”。比起这一番“盛况”，钱、杨却显得“斯人独憔悴”，他们挤在七号楼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默默耕耘，过着低调的平民化、群众化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与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任何尊大之态，没有任何架子尊严，穿着汗衫短裤与来客说家常话……我想，这是这个时期有很多年轻人、“小人物”乐于接近他们、前往拜访的原因，他们居住在那间小房里，似乎有点像避居在菲尔奈的伏尔泰，倒具有一种强烈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拥有了一批尊敬他们、佩服他们、亲近他们的“信众”。据我所知，一直聚集在钱、杨周围一批的年轻人、“小人物”，大多是在这个时期与钱、杨建立“忘年交”之谊的……刻意要树立自己权威强势的、刻意要成为宗师的、刻意要建成自己学术王国的，到头来都落空而去。而钱、杨在自己的流落中，却成为了“众望所归”的“磁场”、“气场”，说他们有点像“精神导师”似无不可，其中的人格品位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使我深有感触、深有所思的是，在这个时期的钱、杨身上，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对人的悲悯之情，特别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愚弄，最后又被严重伤害的普通群众与小人物的悲悯之情。“翰林院”有不少研究所，各个研究所的情况有所不同，以我所在的外国文学研究所而言，青年人员占很大的比例，基本上都是建国后大学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一来，很多人都天真地按《人民日报》的社论表态行事，也算戴上了“造反派”的小帽子，其中有立场较为激进的，有较为温和折中的，但还没有一个像人们在反映“文革”时期的电影中所看到的造反派那样恶狠凶残。秀才造反，不过动动嘴皮子，舞舞笔杆子而已。我想，这个研究所的“造反派”，恐怕都是王德一那种类型，实际上毫无政治头脑，全凭概念与词语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按着报纸上的曲调跳舞，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全都被当作“516”成为了革命清查的对象，异常沉重的“现行反革命”政治包袱一背就是好几年。这一个过程钱、杨都看在眼里，而且，又有身边的王德一作为参照，因此，他们对于倒了霉的这一大派群众从未有过疏远、划清界线之态，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老当益壮”，在“清查516”斗争中“焕发革命的青春”。钱、杨有家回不了而到处流落的过程，正是这一大批群众苦等“落实政策”、精神备受煎熬的时期。钱、杨以高度涵养、含蓄内敛、而从不显于言词的方式，对待这批人的宽厚、善意与理解的态度正是他们悲天悯人情怀的自然流露。既像基督精神，也像佛家慈悲。这就是当时一批年轻人、“小人物”真正把他们视为值得亲近的慈祥长者的原因。我虽不敢说人人都有此感受，至少我与朱虹是深有所感的，这里，还有一件事，我们永志难忘：

一次，我们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便主动支援我们几百元。后来，又一天，一位经常在钱、杨身边行走、替他们办些琐事的青年同志，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20元人民币，他对我说：“这是钱先生、杨先生要我交给你和朱虹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还要你们收下就是，什么道谢的话以后都不要讲。”恭敬不如从命，我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收下了。那个时期，我与朱虹承担着赡养两个孩子与双方父母的义务，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四十元，由于业务断了路，没有半点稿费收入，生活的确相当清苦，钱、杨这一接济，真是“雪中送炭”，使我们倍感温暖……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那位同志又照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而且我也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钱、杨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处境倒霉、生活拮据的青年人、“小人物”。这就是说，钱、杨两人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而且至少坚持了好几年，如同一项固定的“制度”…… 从“十年浩劫”的炼狱里走出来，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惟一例。

十一

从1976年以后，人们看到了钱、杨生活中“苦尽甘来”的转机，尚在流落于七号楼的斗室之中的后期，就已经有《毛选》翻译委员会的要员不止一次来访了。事情很简单，《毛选))的英译工作又重起炉灶，缺了钱钟书这名匠师实在不行。作为国家顶级技术专家重新被启用，这才真正意味着钱钟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业务上真正走出了“十年浩劫”的浓重阴影。领导的重视、地位的提高，必然带来生活待遇的改善。

1977年1月，钱、杨得到了三里河高级寓所的钥匙，从此，钱、杨才脱离流落生活的尴尬。范围不大的三里河高级宿舍区直属国务院，由一幢幢小洋房组成，聚居着一些高层次的特殊人士。在“翰林院”里得到此待遇的仅有二人，一是伟大领袖曾经有话在先的“大儒”俞平伯，另一个就是钱氏。他们的待遇规格显然高于“翰林院”任何研究所的学术行政首长，更不用说高于任何其他的“翰林”名士了。这件事，在当时真给人以“矮子方阵里出了一个高人”的印象，使人似乎感到有一棵参天大树拔地而起。对此，崇羡者有之，红眼者、侧目而视者自然也不会少。当时，我这样想，以后再也不会见到穿着汗衫(甚至光着赤膊)与短裤见客的钱钟书了。

1978年，中国派学术代表团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家会议，代表团成员均为国内国学精英，钱钟书当然是成员之一。1979年，胡乔木入主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又组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拿出来的阵容是当时“翰林院”的“顶尖级”，钱钟书仍是成员之一。1980年，钱钟书个人又应邀对日本进行学术访问。这是钱钟书建国后惟有的三次出行，次数虽仅为三，但非同小可，比起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名士学者如家常便饭般的学术访问，其质量显然有天壤之别。对于钱钟书而言，它们就像乌尔姆、奥斯特里兹与耶拿三大战役对于拿破仑一样，奠定他简直是名扬环球的赫赫名声。钱钟书这三大“战役”的战场不过是学术演讲会、学术座谈会以及接受记者采访之类的活动，而其独门的本领则是英、德、意、法几国语言并用、妙语连珠、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虽然他这种功力与绝技早在《谈艺录》中已有展示，但而今却不是尚容思索与查阅的伏案功夫，而是面对济济一堂的跨国学术精英，必须即席而发，脱口而出。于是，人们就亲眼目睹了一个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妙趣横生的奇才，它是如此奇特罕见，旷世难逢，称之为天才亦不过分。关于钱氏学访的概况与花絮，那时的国内媒体尚不发达，何况，建国后也没有大肆报道文人学者风采的传统，这些记述只能见于海外报刊杂志与后来出版的钱钟书传记。其中美籍华裔学者、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汤晏的《钱钟书传》，对钱氏的出行记叙其详，钱氏的风度才学读来使人颇有孔明出使东吴，面对一堂名士、语惊四座之感。

钱氏在国外的才学大展示、大出彩，无疑首先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长了脸。当时，这块牌子新挂上不久，外国人谁认识你这块招牌?如果有所注意的话，那是由于院长是胡乔木，因为国外的“中国通”都知道他是中共的第一号“笔杆子”，也是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而今又出现了一个钱钟书，他这么一个学术奇才就是属于这个单位的，岂不能令人对这么一个单位格外关注?当然，不言而喻，在当局者看来，钱钟书也为国“争了光”。新中国竟有这样一个旷世难逢的饱学之士，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不正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而在我这么一个本“翰林院”台下的晚辈观众看来，钱氏是从此成为了可以对外开放的“国士”、“国宝”(要知道，有的“国士”、“国宝”是不公开的，如“两弹之父”邓稼先)，成为了我国的第一号大放异彩的“学术橱窗”，足以引起外界学林的惊羡。我还认为，这实际上是钱钟书于1983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件事胡乔木做得很高明。有了他与钱钟书，“翰林院”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与国际高标准的学术品位两者尽显无余矣!

几乎在钱钟书几次出行的同时，他的《管锥篇》分卷陆续出版了，又构成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此书以其海洋般浩瀚的旁征博引与学术讯息而被公认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由此，钱钟书也奠定了中国的国学大师第一人、西学大师第一人的双重顶级地位。而后，他几十年前旧作《围城》搬上荧屏并大获成功，钱式的隽永与幽默进入了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寻常百姓家并得到了欣赏。他关于婚姻围城、城里人城外人冲进冲出的妙语，已经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被广泛地“普及化”，其被引用概率之大，也许仅次于萨特关于“自我选择”的名言。

与钱钟书一样，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时间里，杨季康也有了特别令人瞩目的业绩。在搬入三里河新居前不久，她居然在七号楼那间斗室中，完成了她的巨译《堂·吉诃德》，这部作品本身的重要分量与译作精湛娴熟的“化术”，使得译者原来的流浪汉体小说的译著总体就更为锦上添花，又大大提升了一个层次。它出版后不久，即得到西班牙卡洛斯国王来华时颁发的奖章，显著地提高了杨作为翻译家的声望与地位，从中国译界为数不多的名家高手中更加脱颖而出，格外耀眼。接着，她的《干校六记》也是大获成功，甚至脍炙人口，成为中国散文中的一本堪称杰作的书。在“翰林院”呆久了的人，习惯于审视、估量、评价一个个前人在文化思想史上的分量、地位与影响。面对钱、杨创下的这些业绩，我等亦不难预见他们肯定将进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不朽者的行列，而且必然定位于第一流人物之中。

钱、杨在学林的凸显崛起，难免不在周边地带引起种种反应。眼见钱、杨长足进展，大大地拉开了与同辈翰林在业绩上的差距，哪能叫人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乐观其成?要知道人人都关心自己现时的作为、成就与将来在文化学术史上的坐席，要知道，在一个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时代，红眼病与酸葡萄心理是普遍存在的，并不因为层次地位较高、甚至并不因有“德高望重”之誉就自然有免疫力，即使我当时很孤陋寡闻，交往活动甚有局限，也不难感到，在钱、杨的同辈中，在高级翰林的层次里，若有若无地存在着一种针对着钱、杨的“冷气”，或对他们的进展有意视而不见，或刻意不置一词，或偶露讥诮，或明确贬损……

在学术界，学术业绩是“硬通货”，是“硬道理”。钱、杨正是以其辉煌的学术业绩，在对青年一代学人保持巨大的吸引力、感召力，甚至造成了真正的学术文化崇拜。就我在“翰林院”里的切身感受，青年一代学人都乐于聚拢在他们周围，就像铁屑铁粉被吸附在一大块磁铁上，有的为他们跑图书馆借书，有的为他们核对材料、看校样，有的为他们换煤气罐，有的为他们做通讯联络工作，有的为他们跑腿出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三里河的寓所成为了一个有形无形的中心，这是某些以一己之权威与地位、有志于惟我独尊的高层学术人物可望而不可及的。特别是钱钟书的论著作品被各个不同出版社争相出版后，《管锥篇》更是成为不少青年学者通达学术殿堂的“必由之路”，仅在“翰林院”里，读《管锥篇》已成为要显示自我属高学术层次的人士之中的一种时尚，以《管锥篇》为由，前往请教、拜见、论学者比比皆是，以《管锥篇》的内容为题撰文立说来获取学术名声的亦不鲜见。……总而言之，钱、杨成为了人们学术景仰、学术朝圣的对象，他们所享受的那种巨大的学术荣光在学术文化史上实不多见。

在这一片耀眼光圈的笼罩下，我所见到的钱、杨仍然在各个方面保持着低调与谦让。在钱氏三次成功出行之后，请钱、杨出国讲学访问的邀请信如雪片一般陆续来到，规格与待遇都很高，但钱、杨都婉言拒绝，一一退让，以至钱钟书上述三次出行竟成为了“绝响”……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后，我们从未听说过他如何到任视事，从未听他打过一次官腔，从未听他讲过一句官话，他仍然保持着平头百姓的姿态，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不仅有“大隐隐于朝”的清高，而且有“大隐隐于荣”的平易，在整个“翰林院”里，有此种境界、此种风度的，我只见惟钱、杨而已……在他们三里河的高级公寓里，一切陈设仍然简单而朴素，没有大书柜，只有两个不及人高的小书架，墙上没有名人字画与任何条幅，对前往拜访的晚辈他们仍平易而亲切，甚至对有的年轻人称兄道弟，礼称“××才子吾兄”；每出版一种书，他们就送给我们一本，写给我们夫妇的题签不是“鸣虹俪览”就是“鸣虹惠存”，亲切地把我们当自家的后辈晚生……

在显荣中而平易，居庙堂之上而非“庙堂”，这是钱、杨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精气神，而这种正气在他们为人中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青年人、对小人物、对“翰林院”中低层知识分子的关注、支持与鼓励。允许我这里借用《围城》中唐晓芙的一个用词来说，那就是对“弱小民族”的“赞助”。

无庸讳言，在“翰林院”里既有政治职务上的等级，也有学术资格上的等级，青年学子要在学术阶梯上一级一级向上爬登，的确甚为艰难。比我先入院的“师哥辈”，有不少人在阶梯最低一级上一呆就是七八年，没有“动窝”。我辈即使年已半百，学有所成，名扬士林，但在双重的长辈层面之前，仍然是“小字辈”、“年轻人”。敝人虽然勤奋有加，在学术舞台上也算露脸较早，也算有所作为，但在古稀之年的今天回顾起来，个中当“小媳妇”、当“小字辈”的辛酸实不为少……说实话，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常使人感到的是一片险恶与冰冷，使人真正感到心里暖乎乎的只有对那么几个前辈“翰林”的回忆，除了蔡仪、李健吾与朱光潜，就是钱、杨了。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

我们的《法国文学史》上册于1979年问世后，颇得外界关注与好评，在“翰林院”里，也有李健吾先生的热情赞许，但我也明确感到有阵阵冷风从背后袭来，甚至感到有人在使绊子，有人在暗中拆台，惟恐中册得以问世。因此，1981年，在中册付印的前夕，我为了作为晚辈学生向钱钟书交一份“作业”，也为了得到一种坚强有力的支持，特将中册一篇约五万字的概论与部分重要章节交给他审阅。仅三四天后，他即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使我深受鼓舞，倍感温暖。这是我所保存的惟一一份完整的钱氏手札，20多年来，我从未公开见示于人，因为我不愿把钱氏的手札当作我个人的学术通行证。我相信“存在决定本质”之说，自己的学术本质之品级只能靠自己的学术存在、自己的学术业绩来证明，而不应靠任何鉴定与评价，但到今天，钱氏去世将近十年，而我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与时候，自己好歹“就这么一堆”了，不至于由于任何评价鉴定而有所增减，故将该信全文抄录如下，以见钱公当年“赞助弱小民族”的好心：

鸣九同志：

《法国文学史》尊稿，遵约于今晨起细读，《概论》各章，至晚完毕。叙述扼要，文笔清楚朴实(不弄笔头、嵌词藻)。而且以我外行看来，言之有物，语之有据，极见功力。已超越老辈“专家”所作《述要》，可佩可喜。

我是外行，又无书籍，只好提些粗浅意见，或推敲文学。好在你是“大海不涓细流”。

兹奉还，即致敬礼!

虹均此候。

钱钟书上

星期三晚

1981年，我赴法国作学术访问，回国后写了20多篇文章，陆续发表于《读书》杂志与《文汇月刊》，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样感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无奈，外面读书界对这些文章的反应是称道与关注，但在“翰林院”里，我同样感到“寒气逼人”，一位前辈学术权威不作任何肯定，却单挑出《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一文(此文在当时影响甚大)责备我说：在文章中为什么把同行的同志称为“君”，“对你使用五四时期这种旧称呼，同志们很有意见”。当时，看那严肃的架势，我本以为对方会提出什么有分量的学术意见，没想到竟这么“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既感到怜悯，又感到寒心。1983年那些文章结集为《巴黎对话录》与《巴黎散记》两书出版时，我在“前言”中写有这么一句话：“既然有长期对外文化交流经验的权威、学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还没有做这一工作，我也就不妨先抛砖引玉了”，这多少与上述情况有关，带一点针对性，同时也表白我自己不过是一个“种菜园子”的人，不值得他人“认真对待”。两书出版后，我都敬赠给了钱、杨，作为学生晚辈的“汇报”，很快我就得到他们的回信。全信如下：

鸣九同志：

承惠寄大著并附信都收到，谢谢。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一笑。

贵恙想已痊愈，尊体想已康复，天气酷热，希望你和朱虹同志都多多保重，专此复谢，即问近好，朱虹同志均此。

杨绛八月十三日

钟书同候

“珠”颗“玉”片早在刊物上零星发出光彩，现在串珠成圈，聚玉成盘，合在一起，更可宝贵。

钱钟书

他们信中一些意见，是对我前言中的那几句话而说的，使我感到莫大的抚慰与鼓励。

我这些年来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在卑鄙、露骨的攻击与冷酷无情打压下，之所以还有勇气继续前行，还有力量奋发抗争，实与钱、杨的善意、理解、支持与鼓励是分不开的。至于我前言那几句“麦芒”对“针尖”的话无意之中又得罪另一个前辈权威，致使我被否掉了“博导”资格，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谁说学界全都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谁说学术界不险恶?正是在这种有时像“丛林”的环境中，我觉得公正与正义的体现者，的确宝贵如金。

十二

有志于写中国散文史的人将不难发现，杨季康的《我们仨》是一部百年难遇的绝作，特别是《我们失散在古驿道上》一章，语言纯净透明、凝练含蓄，达“点烦”术的极至，构思颖奇，意境悠深，很具表现主义的奥妙，中西绝艺合壁，表现出一家人“在古驿道上”这一人生的大悲极悲。

人生而必死，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本是自然的必由，人世的常情。但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最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就不能不说是自然的逆反、命运的亏待了，因而倍显凄凉，格外给人以悲怆之感，而这偏偏却发生在中国20世纪知识界第一精英家庭的身上，令人扼腕叹息。

1997年，送走了独女钱媛。1998年12月以“一切从简”方式、在寥寥极少几个友人的陪同下，又送走了钱钟书。杨季康回到自己三里河的寓所，她发出了足以令人凄然泪下的心声：“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三里河只是我的客栈”。

眼见一个将近90岁高龄的老人，从此将独自承受着丧失亲人的哀痛与凄清孤寂的生活，的确令人深深同情，并难免使人有几分担心、几分忧郁……但是，我们很快就看到，她生活在对“我们仨”充实而丰富的回忆中，从记忆中汲取了充沛的精神力量，以惊人的坚毅，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石上山而不止，用心血写出了《我们仨》与一系列散文佳作，以不断开拓的精神又译出了古希腊哲人的名著……这个瘦弱矮小的老太太真不简单，她的性格原来是这么坚韧，她的身姿原来这么高大……这是一个值得尊崇的老人，是一种值得敬仰的人生，一种世上难见，世人应该倍加珍视、倍加呵护的夕阳景观……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在孤寂中挺立劳作的老人，却一而再遭到欺负与亏待……她优秀的译本《堂·吉诃德》遭到不公正的围攻，就是突出的事例。

在一个人文精神明显失落、人文大家甚为罕见、人文财富并不富饶的国度，对于人文精英、人文佳品不是更应该倍加珍视、倍加尊重、倍加理解、倍加呵护吗?但愿世人、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的人们都有此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