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江渭清(1910-2000)的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发现这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高级干部，是一个“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人物。所以，无论是在“反右”、“反右倾”还是在“公共食堂”和“四清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中，都能如实地讲出自己的看法，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与毛泽东、刘少奇，彭真、柯庆施这些党的领导人，也都曾经发生过正面的争论与冲突。可以说，他是我们党内一个少见的、能为革命事业披肝沥胆、敢讲真话的炮筒子。
回忆录中写道，在1957年7月的“反右”斗争中，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按照当时的说法，此时的政治气候正是从“和风细雨的春季形势”转向“疾风暴雨的夏季形势”之际，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江渭清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里有“右派”，那他就是“头”，所以他对毛泽东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我是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江渭清这么表态，毛泽东反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了嘛”，并还幽默地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在这次同江渭清的个别谈话之后，毛泽东在别的会上当着各省第一书记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们要执行；不正确的，你们要过滤，打坝嘛！”（编者按，打坝即筑坝拦截之意）回忆录说，话虽如此，但按照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精神，中央要求各地的反右派运动要“继续扩展和深入”。这年8月，彭真又来到南京，坐镇江苏的反右派运动。他先同江渭清个别谈话，说：“渭清同志，这次主席要我来打招呼，他说你‘右’。”江渭清回答：“主席说我‘右’，就不要同我个人打招呼，明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请你在会上当众宣布，向全体常委打招呼。让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在第二天上午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彭真到会讲话，传达了毛泽东向江渭清个别打招呼的话，并且发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江渭清当即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作者回忆这两次谈话，一次是毛泽东亲自向他下指示，一次是派彭真来传话，他都给“打坝”了。所以他认为，可否这样说，江苏省虽然也反了右派，并且同样出现了“扩大化”错误，但就党内来说，还是没有因为反右而到过分“伤筋动骨”的地步。从省委常委起到地市县这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扣“右派”的帽子，给保护了下来。30年后，彭真同传主谈起往事，还说：“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当时毛主席威信有多高，他老人家说你‘右’，要你反省委的‘右派’，你却不怕扣‘右’的帽子。发右派这么大个运动，你们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尽管如此，江渭清还是觉得“一直内疚在心”，认为“打坝”也只能说是顶住了一部分，江苏省当年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国右派总数的2.4%，属于全国打右派比较低的，但还是伤害了一些同志、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与痛苦，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运动中，江苏省委接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需要处理的“老右倾”，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就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刘顺元。这次，江渭清又一次站出来“抗旨”、“打坝”，全力保护刘顺元。据《江渭清纪念文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苏南分会编)中子女的怀念文章记述，庐山会议后，柯庆施到江渭清家中，二人在刘顺元问题上发生争吵，柯庆施质问，反右你不打刘顺元，反右倾你又不打刘顺元，为什么死保啊？江渭清回答，谁不讲几句错话，办几件错事？一讲错话就是右派，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的话，省里有刘顺元，地市有张顺元，县里有王顺元，那要打多少啊！柯庆施说，主席当面问过你，你是知道主席意思的，怎么向主席交代？江渭清说，主席那里我去说。柯庆施反问，那你就是不打了？江渭清答道，你先撤了我的第一书记，你来打！柯庆施说：你这是抗旨！说完后就出了客厅上车走了。有人评价，在轰轰烈烈的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江苏省居然没有给一个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戴这两顶“帽子”，在全国这也是惟一的，很了不起。
江渭清何来的胆量与勇气，敢于屡屡“抗旨”与“打坝”，在历次运动中敢于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这自然是出于他胸怀坦荡、不计个人得失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此，曾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也曾明确讲过，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教训，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见2010年12期《纵横》梁金泉《真诚、坦荡胡耀邦》一文)。正是有了江渭清说真话的勇气，才会出现全国惟一的“了不起”，也让不少如刘顺元这样的干部为此而避免遭受无端的伤害与人生的苦痛。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江渭清这种“抗旨”与“打坝”的勇气，不仅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也是一种需要继续发扬蹈厉的可贵精神。（原载 2011年1月16日《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