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保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距离去观察，是很有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时间跨度够大了，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恰好这半年读了一些比较亚洲史备课，距离也合适了，可以谈一谈读书体会。

其实，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最初要解决的是“族权”问题，即满汉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满族统治者把汉人天下搞糟了，对外敌不抵抗。但在这个过程中，汉满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正在对西方强权的侵略做出反思和积极的回应。他们很快发现，要解决“族权”，没法绕过“国权”和“民权”。

所谓“国权”问题，实际上就是“驱逐列强、统一中华”，这在当时是最为紧迫的。近代中国一共经受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和第二次冲击，来自第一波和第二波成功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对外扩张。在这两次冲击中，不仅中国，亚洲其他几个国家也受到了侵略。对这两次冲击，后人有许多反思和评价，但与马克思以及他同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做出的评价相比，大多有失偏颇。马克思认为，西方列强以枪炮来打击和攻击相对弱小、落后的国家，强迫它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进行不公平贸易，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批评，超脱了民族主义，是站在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上做出的。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古老的帝国，如中国、印度等，之所以轻易地被来自万里之外的几艘炮舰打败，正是由于它们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落后、停滞和腐败不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曾做出一个精辟的总结：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尤其是亚洲古老而落后的文明的冲击，是以野蛮的方式促发了历史的伟大进步。

但19世纪前大半时期西方国家两次冲击对中国的撼动，远远比不上第三次——来自第三波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日本的打击。当时，不仅中国思想最开放、最新锐的统治精英，还有帮助和参与中国建设现代陆海军的西方国家的专家，许多人都认为日本打不过中国。带着这样的自信，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遇惨败，这对中国的冲击和打击是颠覆性的，太巨大了。于是国权问题还没来得及思考清楚，改革家们马上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实现了“君民共主制”。要注意“君民共主”与“君主制”是不同的，“君主共主”是君主立宪制，治理国家不能仅维护君主利益，还要尊重民众意愿。“君民共主”跨越了清王朝的根本体制，提出了君民共同治理中国的目标。

在这个认识推动下，清朝的少数统治者也主动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当时族权问题尚未解决，国权问题又没搞清楚，清朝统治者不仅排斥汉族的官员，甚至连很多满族的官员都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皇室的近亲。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很糟糕。受到外来干涉冲击后，本来应该扩大统治基础，但清朝反而越搞越狭窄权力基础，最后把权力集中在几个皇室贵族手中。所以说，当时清朝的维新、改良不仅是表面化的，而且是部分欺骗性的。到这个时候，民权问题开始凸显。

族权、国权、民权三权纠结，辛亥革命的许多领袖要把它们一并解决，这使得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背上过重的负担。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Republic of China。英文名称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中华共和国”(马克思曾用过这个称号)。但辛亥革命者认为“共和国”不足以明白清楚的突出这种国体的最先进性，因为中国是跨越了日本的“君民共主”，直接走向了民主，结果采用了“中华民国”。民主就是民权，以民权来最彻底解决国权和族权，这是“中华民国”架构设计的本意。

站在今天回看，一方面，要给辛亥革命的前辈们一个伟大的评价。“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共和制”这个概念直接来自古罗马文明的传统，包含着“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理念。在100年前，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无论从理念还是理想来看，辛亥革命的志士都达到了当时整个亚洲最高的政治认识水平，很令我们后辈敬仰。

另一方面必须说，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把族权、国权、民权一并解决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本来是想把满人驱逐回东北的，但马上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东北是不是将要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马上确定，辛亥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把满人赶走，而是要推翻满族的皇权，这样，族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到了国权和民权这更高任务，就进行不下去了。现代经济基础和教育等等社会条件，这些是强国驱外敌和建构现代民权的基础条件，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都不具备。所以说，100年前这个亚洲最先进的政治架构，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高不可攀的架构。

但不应忽略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无论政党还是个人，大多数都在不同的情况下分享着100年前的这个理想主义。大多数用不同的方式，探寻和创造实现后两权的道路和条件。这个历史性、跨世纪的任务尤其是民权，还有待我们这一代不断努力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