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异化理论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以下使用“马克思哲学”这个用语，若无特殊说明，均指“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中只起着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见解可以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得到印证。这些教科书在论述马克思哲学时，几乎很少甚至根本不涉及异化理论。拙文《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提出了如下不同的观点，即：异化理论是贯穿马克思一生哲学思考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拥有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参见俞吾金）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论。本文将进一步系统地、深入地阐发这一观点，以恢复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一、异化与劳动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表现在，马克思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对经济生活尤其是劳动的分析中，从而提出了“异化劳动”(die entfremdete Ardeit)这一新观念。

马克思是在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代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的。自康德以来，批判精神已经渗透到德国的全部精神生活中，而在青年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在这方面，费尔巴哈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他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中揭示出如下的真相：“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费尔巴哈，第34页）也就是说，不是像《圣经》所说的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人把自己身上的全部智慧和能力集中到一个对象上，而这个对象就是上帝。人对上帝的膜拜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本质的膜拜，因为上帝正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于是，费尔巴哈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即神学的本质是人类学。但在这个结论面前，他却停止不前了。

继续向前走的是马克思。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中指出：“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那么，究竟如何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呢？一方面，马克思把批判的触角伸向当时德国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黑格尔的法哲学；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入的方面是，他把批判的触角伸向经济领域。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是唯一真正关注经济领域的德国哲学家。他在耶拿时期写下的《伦理体系》（写于1802-1803年，首次出版于1913年）、《现实哲学》（写于1803-1806年，首次出版于1931年、1932年）（参见汝信）、《精神现象学》（1807年）等著作中已经涉及“劳动”、“需要”、“异化”等问题，但马克思当时能读到的只有《精神现象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既肯定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异化理论所蕴含的批判要素，但又指出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这样的要素归根到底是发挥不了作用的。而在经济领域中，尤其是在对劳动的分析上，虽然黑格尔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但他没有把异化理论贯彻进去：“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正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质性地推进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即进一步把异化理论引入到对劳动本身的分析中，从而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石破天惊的新观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还强调了以下两点：其一，“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同上，第101页）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揭示了私有制的起源，从而也启示我们，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消灭私有制。其二，“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同上，第94页）马克思把异化劳动与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区分开来，强调前者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同上），而私有制试图维持并强化的正是这种异化劳动。

如果我们把《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理解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自己的旧信仰、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哲学观的第一部著作，那么，在这部著作和马克思以后的其他著作、手稿中，马克思仍然继续使用异化、异化劳动这样的概念。当然，比较起来，这些概念在公开出版物如《资本论》中使用得少一些，而在手稿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则使用得多一些。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因为普通的读者不容易理解异化这一概念，而在写给自己看的手稿中，马克思则比较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本来，马克思在文字上做这样的处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有人却加以夸大，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在公开出版物中较少使用异化概念为由，得出如下的结论，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抛弃了异化概念，甚至抛弃了整个异化理论；仿佛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哲学中不应存在的一个污点，应该加以消除。然而事实上，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异化理论尤其是劳动异化的理论不仅继续被重申，而且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也得到了新的阐发。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即在表面上进行着上述那种自由和平等的等价物交换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是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9页）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也始终把异化劳动视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根本特征。马克思还进一步从历史大视野的眼光出发，提示我们：“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同上，第520页）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不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见解出发，先肯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作为异化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必然的过渡点”，然后再对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体现出道德评价优先的原则，那么，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体现出历史评价优先的原则。

可见，异化理论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当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不但在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多次使用了异化概念，而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谈到尼采所揭示的“无家可归”的精神状态时写道：“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1996年，第383页）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异化理论才使马克思哲学保持着历史视野的高度，而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从而无法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效的、创造性的对话。

二、异化与共产主义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表现在它与马克思提出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关系上。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在这里，马克思的思路是非常明晰的：他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因为财产本来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但它又倒过来支配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因而归根到底也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同时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和人性的真正的复归。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也意识到，无论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都是以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为前提的，因而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扬弃私有财产，上述矛盾和冲突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根本上就可以定义为对自我异化的扬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懂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他的共产主义学说。那么，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否抛弃了他青年时期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观点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不仅坚持了这一观点，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这一观点做出了更严格的表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其历史的大视野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地域性的关系。

第二个社会形态的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里所说的“物”实际上就是私有财产。而在所有的私有制（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中，这种“物的依赖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最为普遍、最为突出。如前所述，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因而认为在第二个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出来。然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再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单纯的道德谴责上，他已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清醒地意识到：“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9页）①这就启示我们，尽管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普遍异化”的现象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我们首先还是要肯定它，因为只有通过这一普遍异化的“炼狱”，充裕的社会财富和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第三个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共产主义阶段。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4页）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仍然坚持了普遍异化之扬弃与共产主义实现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就启示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讨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时，故意撇开其异化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实际上，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其哲学上的异化理论，乃至存在论甚至整个形而上学的背景分离开来，把它曲解为准实证科学的学说，正是实证主义思潮侵蚀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结果。海德格尔指出：“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谁若把‘共产主义’认为只是‘党’或只是‘世界观’，他就是像那些把‘美国制度’只认为而且还加以贬谪地认为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想得太短浅了。”（海德格尔，1996年，第384页）海德格尔启示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的历史大视野和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结合他的异化理论，来重新理解并阐释其共产主义学说，才能对共产主义学说在存在论乃至整个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充分的说明。

三、异化与资本主义批判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表现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础性的、普遍的表现形式——“物化”(Verdinglichung)或“商品拜物教”(der Fetischismus der Ware)现象。正是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揭露，马克思不仅坚持了异化理论，而且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推进。

严格地说来，物化与商品拜物教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别的。就物化概念来说，它本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因为任何性质的劳动，包括马克思所肯定的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都会把人的精力物化在劳动的产品中。马克思这里所批判的物化同时也是异化的物化，他告诉我们：“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0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否定意义上的物化，即同时表现为异化的物化。这种物化的具体的表现方式是物的主体化和人的客体化。人明明是物的创造者，现在却倒过来被巨大的物的权力所支配。其实，这种否定意义上的物化也就是商品拜物教。

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章中，马克思专门设立一节来讨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马克思认为，乍看上去，商品是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一经分析就会发现，它又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马克思，第87-88页）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告诉我们，商品的谜一般的神秘的性质并不来自于作为它的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于作为它的交换价值的社会属性：“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们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同上，第89页）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导致的结果是，物与物之间的虚幻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而商品拜物教还有两个衍生物：

一是货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比起商品拜物教来显得更为抽象也更为强烈。因为拥有某种商品只意味着拥有某种使用价值，而拥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却等于潜在地拥有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人们习惯于把货币作为万能的神来崇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同上，第111页）

二是资本拜物教。一旦商品或货币作为资本被加以使用，资本拜物教也就完成了。马克思写道：“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同上，第3卷，第938页）为什么这个世界会以颠倒的方式表现自己呢？这正是资本拜物教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它造成了这样的假象，似乎资本会自动地产生利润、土地会自动地获得地租、劳动会完全地转化为工资等等。其实，所有这些幻觉都源自资本拜物教，而“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同上，第440页）。因为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一旦被贷放出去，“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同上，第443页）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商品拜物教及其衍生物正是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典性的表现形式。如何识破这种异化现象？从哲学上看，马克思是通过对“抽象的物质观”的批判来识破拜物教之谜的。所谓抽象的物质观，就是用非历史的、抽象的态度来谈论物质。比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侈谈“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等观念，这些都是抽象的物质观的经典的表现形式。马克思的做法是，从不以抽象的方式来谈论物质，他考察的是物质的具体样态——物，而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如资本主义阶段上，表现为商品。商品作为“自然的物”具有使用价值，作为“社会的物”则具有交换价值。马克思注重的是商品的后一个特征，即作为“社会的物”的商品，因为商品拜物教正是在这一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物质观决不会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阐释的那样，满足于抽象地谈论“世界统一于物质”这类空洞的命题，而是通过对商品拜物教及其衍生物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在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诉诸革命的手段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总之，马克思启示我们，要以批判的方式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既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物质上，也不能停留在触目可见的“社会的物”——商品上，而是要揭示出隐藏在物后面的社会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2页）那么，马克思这里说的“关系”究竟是指什么呢？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这部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已把答案告诉我们了。他这样写道：“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同上，第518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前面说的“关系”就是指“生产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极大地启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思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中，卢卡奇写道：“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众所周知，商品交换和与此相适应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商品关系在社会很原始的发展阶段就已经有了。然而，这里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商品交换及其结构后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整个外部的和内部的社会生活？”（卢卡奇，第144页）正是沿着马克思开辟的思路，卢卡奇深入地探索并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和“物化意识”的现象，从而在当代西方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当时的卢卡奇还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并界定物化、异化、外化、对象化这些概念在含义上的差异，但重要的是，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尤其是商品拜物教的理论向前推进了。而卢卡奇的思想又进一步影响了他的学生安格尼斯·赫勒、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和美国哲学家奥尔曼等，形成了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和物化的持久不息的思想潮流。

四、异化与辩证法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叙述马克思的辩证法时，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它与异化理论分离开来，仿佛一涉及异化理论辩证法本身就会被亵渎似的。其实正好相反，只要人们撇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尤其是他的异化劳动的理论来谈论他的辩证法，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并阐释他的辩证法。

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宣布：“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他还进一步告诫我们：“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56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实践的视角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不仅包括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的考察，也包括对思想观念、理论学说的考察。马克思实际上已暗示我们，他对辩证法的思索也是以实践为载体的，而实践总是社会实践，因而辩证法只能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加以讨论。

马克思的上述暗示也包含着其固有的批判意识，即任何以非社会实践的方式阐释辩证法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然而遗憾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正是沿着这一错误的方向来阐释辩证法的。比如，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这一阐释结构中，辩证法被置于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中，当然是与社会（包括人的社会实践）相分离的。这种分离导致的结果是辩证法成了“自然辩证法”；由于这里的“自然”是与“社会”相分离的，所以自然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化自然辩证法”，而是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然自身运动的辩证法”②。

马克思甚至说过：“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身运动着的自然界根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载体。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人的社会活动为载体的。那么，这种社会活动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正隐藏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同上，第99-100页）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仅关注精神领域（如宗教、法哲学）里的异化，而且更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并敏锐地发现，“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劳动乃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实践活动。所以，“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以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劳动作为载体来理解并阐释自己的辩证法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同上，第163页）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是以劳动作为载体的，而黑格尔所理解的世界历史，正是通过这种劳动的辩证法而展示出来的。如前所述，遗憾的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精神劳动，所以，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关注的足以现实的劳动为载体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同上，第131页）

然而，马克思发现，在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现实的劳动总是表现为异化劳动，“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同上，第127页）所以，马克思始终是以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异化劳动作为载体来叙述自己的辩证法思想的。在他看来，只有扬弃私有财产（人的自我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后克服异化劳动，使之上升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异化劳动及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乃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哲学的某些阐释者那里，马克思的辩证法之所以蜕化为诡辩，是因为他们抛弃了马克思辩证法的载体——社会实践以及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的劳动（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则表现为异化劳动）。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辩证法由于未在生存论中奠立根基而必然是无根基的。”（海德格尔，1987年，第358页）

五、简短的结论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四点结论：

其一，当前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被实证化。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有些人避而不谈马克思的存在论（由于异化理论是从属于存在论范围的，所以他们也避而不谈异化理论），而用“世界观”的概念取而代之。其实，海德格尔早已指出：“哲学是存在论的。与此相反，世界观则是关于存在者的设定性认识，是对存在者的设定性表态，它不是‘存在论的’(ontologisch)，而是‘存在者的’(ontisch)。”（同上，2008年，第13页）事实上，只有恢复马克思哲学在存在论发展史上的应有的地位，只有深入地探索异化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抵御把马克思哲学实证化的思想倾向。

其二，任何把异化理论作为不成熟的观念从马克思哲学中剔除出去的做法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从上面考察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四个主要侧面——异化劳动、异化与共产主义、异化与资本主义批判、异化与辩证法——来看，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扮演着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其三，在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的阐释中，他们最重视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使用的核心概念则是异化、物化、外化、商品拜物教等。无法设想，人们可以撇开这些概念来准确地叙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批判性的见解。

其四，马克思的辩证法决不是描述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身运动着的自然的辩证法，而是人化自然的辩证法，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正是这一辩证法把特定历史背景下存在的异化劳动和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共产主义）视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只有把异化理解为辩证法的本质内涵，才可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注释】

①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也多次使用了异化概念。比如在该书第13章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马克思，第473页）

②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恩格斯，第177页）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1971年:《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2] 费尔巴哈，1995年:《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

[3] 海德格尔，1987年: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

[4] 海德格尔，1996年:《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三联书店。

[5] 海德格尔，2008年:《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6] 卢卡奇，1995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7] 马克思，1975年:《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10] 汝信，1978年:《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载《哲学研究》第8期。

[11] 俞吾金，2003年:《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