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李普先生离世已经一个月。这期间发生的事太多，思绪不宁，对老人去世，我一个字没写，但老人去世勾起的回忆，时常浮现眼前。
一
最初知道李普先生，是因为河南一个冤案。
1999年上半年，一份报刊文摘摘登了戴煌、李普、张思之、邵燕翔等十位老人的连署文章《一起天理难容的大冤案》。这篇文章披露河南地方黑恶势力跟与其利益相关的地方司法部门联手制造了一场惊人的冤案，蒙冤的青年农民、民选村组长曹海鑫被秘密枪杀。1997年，曹海鑫被捕第二年，十位身居北京的老人得知冤情，毅然投入到为这个素昧平生的农民申冤的斗争之中。他们先是为救人而奔走呼吁，曹海鑫被冤杀后，继而为了伸张正义、抚慰冤魂继续斗争。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年之久。我当时正写《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冤狱骇人听闻，于是在“纳税人购买到了什么样的服务和公共产品”这部分引用并简要评论了这个事件。
十位连署人，多数是第一次听说。后来邵燕翔先生来成都，问起，才知道除张思之先生外，全都是新闻界、文化界的老人。李普是新华总社前副社长，他在任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段时间，是49之后新闻环境最宽松的时期，很多重大问题的真相都是那个时段由人民日报首先披露的。那个阶段的人民日报恐怕是其史上最接近正常、最有尊严的时期，这跟当时整个大环境分不开，也跟在这个系统主持工作的一批人的新闻理念和开放态度分不开。
二
2001年下半年，我的自选集《独钓寒江雪》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书的出版方和几位朋友邀请我去北京一趟。正巧9月下旬要到银川参加西部伦理学研讨会，那里离北京不远，于是选择在银川会议结束后去了北京。在京一次学界聚会上，丁东提起曹海鑫案，大家都很钦佩十位老人的义举，深感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十分稀缺，而他们个个年时已高，最年轻的也过古稀之年了，有的还身患重病，时日有限。丁东倡议做点什么，通过让更多人知道他们，抢救一点历史记忆。有人提议分工写他们，有条件时，拍成纪录片。我应承写戴煌。过后，趁在京的时间，跟丁东一起去了戴煌先生家，一起去的还有贺雄飞。戴煌先生热情、爽朗，声如洪钟，一点不像身患疾病的七旬老人。他的居住条件很简陋，房子很窄，一下子去几个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提出，李普刚搬了家，房子宽，干脆一起去李普家。
新华社宿舍院里到处在搞基建，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感觉上，从戴煌家到李普家有点远。途中还经过一个几米深的沟，人只能从临时搭在上面的木板过去，沟那边，一位工人边走边吃饭，一不小心，险些一个踉跄摔一跤，幸亏得戴煌快步过去扶了他一把。
走了好一阵，终于到了。开门的是一位知性、和善的漂亮老太太，她是李普的夫人沈容，也是老报人。进了客厅，看见一位慈眉善眼、精神矍铄的小个子老人和三位中年人，不用说，满面笑容的老者就是李普。几位中年人也是去拜访他的，其中有博览群书的主编常大林，我之前在博览群书发过好些文章，是他的作者，因稿件的事有通信联系。
大家初次见面，却都不讲究什么客套，一坐定就七嘴八舌谈起来。那时，正值“911”发生十来天，自然成了主要话题。911事件牵涉了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争议很大的问题，在李普家，也不可避免地争论起来。时隔九年，争论的具体内容大多不记得，但印象深刻的一是曾一度气氛激烈；再就是，已83岁高龄的李普思维十分敏捷，他几乎没参与争论，却不时提些问题引起一阵阵激辩。只有两次，他对争论表达了看法。一位批评者恨屋及乌，从对美国霸权的抨击推而广之到几乎否定这个国家的一切。此时，一直未介入辩论的李老插了一句：“不能因为有霸权主义表现就否定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批评者稍事停顿后又提：美国民主很虚伪，搞种族歧视，华人在美国就很受歧视。李普接过话头，说：我多次去过美国，喜欢多看多观察。每次都要到唐人街，那里总是显得脏、乱，不像美国其他地方。内斗也厉害。华人是不是也该反省反省自己？
几个小时过去，聊得兴奋、意犹未尽。戴煌、李普、沈容三老一定要请我们吃四川饺子，说还可以边吃边聊。常大林吃素，告辞了，另两位先到的也告辞了。就丁东、贺雄飞和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新华社宿舍外一家餐馆。餐桌上，又是好一阵交谈。感觉得到，老人对于他们毕生追求的理想遭受嘲弄，内心是很痛苦的。但他们不放弃希望，总想能做点什么。
三
回成都后，着手写作准备，决定围绕十位老人为挽救曹海鑫的生命和平反冤狱进行的持续斗争来展开，题目就定为《中国左拉和中国德雷福斯的命运》。
写这个题目，需要核实许多无法通过媒体查知的事实和情节。从戴煌先生那里，我得到了最初刊登真相的杂志以及大量原始材料的复印件。在研究资料和查证事实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了这个群体，也了解了他们在那场平反冤狱斗争中的艰难处境。
这十位老人，大多早年怀抱民主、自由的理想上了“革命船”。在他们身上，理想是跟对人的信念、跟关切人的境况的人道主义融为一体的，无论民主还是人道主义，就在他们的血液中。这注定要在跟理想南辕北辙的现实中吃苦头，也使他们跟某些把民主、人权当成标签、随时挂在嘴上却漠视底层民众苦难的人判然有别。后一类人可以把圈内人被喝茶渲染成世界性大事，却对落在民众头上的巨大苦难漠然置之。而这些老人自己吃了几十年苦头，始终敏于民间疾苦，在冷漠已成社会痼疾的现状下，他们古道热肠，出来匡扶正义、扶弱济困。
在曹海鑫这个案子上，他们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可堂吉诃德作战的对象是虚幻的假想敌，他们面对的却是权力与金钱的铁的联盟，这个联盟盘根错节，能量巨大，触角无所不至，而老人唯一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们更像百年前为德雷福斯平反冤狱的左拉，却既没有当年左拉的条件能在一场全社会的大辩论中唤醒人们良知，获得民众和知识分子广泛呼应，也没有现在借助网络迅速传播和集合网民围观的力量，十位老人的斗争完全孤立无援，在横行不法的权力面前无可避免连连遭受挫败。1998年9月25日，曹海鑫在极其诡秘状态下被处决（报道处决9人，却只公布了8个名字），救人的努力失败了。愤怒的老人立即行动起来，要将这场司法谋杀昭告全社会。但昭告社会的努力极为艰辛。在反复查证、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历时两个月，由戴煌起草的《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即《一起天理难容的大冤案》），于1998年11月28日最终定稿。公布真相远比写出真相艰难。尽管老人们德高望重，又跟全国报刊有广泛联系，可是在舆论遭受严厉管控的大环境下，全国纵有数千家报刊，却很难找到一家敢于刊登这篇揭露真相、挑战司法黑暗的连署文章。历经许多挫折，四个月后，《真相》终于在名刊《今日名流》全文刊登。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真相，他们分头多方联系转载，以期用这种类似手工操作的笨办法扩大《真相》一文传播面。事实上，一旦有一家刊物先吃了螃蟹，其他一些报刊也开始纷纷转载。然而在事发地河南，盖子捂得异常严实，无一家报刊敢转载。河南方面甚至出动公安、工商到市场上没收所有披露真相的外地刊物，罪名是“攻击领导”。在河南之外，刊登真相的报刊也很快遭到整肃、查封。
他们根据曹海鑫事件写出的电视剧，更没有可能获准开拍。
平反冤狱的努力和救人的努力一样，也失败了。最后能做的，是以绵薄之力帮助冤死者的遗孀和幼女。除了精神支持，也在经济上施以援手。他们一开始就决定，将刊登或转载《真相》一文的稿酬全部捐给曹海鑫的女儿将来上大学之用。当时，存入邮局一笔笔稿费连同两年利息，总共15250.37元。
四
怀抱理想却发现自己的热情误置了方向。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人生痛苦，莫过于此。李普、何家栋、李慎之、谢韬等等，都是这样。但他们不用“青春无悔”来安顿自己的良心，而是用新的思考和努力来给自己和未来一个交代。
李普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在写像《一切光荣归于民主》这样传播民主思想的文章，是一位民主老战士。49之后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和挫败却初衷不改，始终放不下民主启蒙这个任务。2001年秋，我从北京回来后，时不时会在书屋、东方文化等思想性刊物上看到李老文章，文章题材各异，而传布民主，这个主题不变。
但李老想做的事更多。
2003年夏，我住院治疗，很多时间都不在家。一天中午溜回家，刚进屋就接一长途电话，原来是李老打来的。他说打我电话差不多一个月了，总说是错号。后来找丁东核对了号码才打通，通了也没人接。我解释这段时间在医院治疗，不常在家。他说，他考虑要有人来写一本比较系统介绍民主的书，不超出20万字，要深入浅出，尽可能把道理讲透彻，但又要通俗易懂。读者对象不限于学者，而是要让高中学生也能看懂、能有兴趣。我说，近年出版的这类书不少。但李老认为不适合他设想的读者面，他说看过我发在东方文化上写告密的文章，认为我适合来写这本书。
我明白了，他看重青少年读者，跟李慎之一样，心里始终惦记着进行公民教育的事，认为这是为国家民主转型夯实基础的一步。其实他们这批人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做的就是这项工作，绕了一大圈，不得不重回六十多年前的起点，而且言论环境还不如当年。想起来很悲凉。
我表示愿意尽力而为。李老说他出版过一本这个主题的书，还有一些文章，找到后都寄给我。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到。我想，多半又是邮路不畅丢了邮件吧。这种事，遇多了。
一年多以后，刚翻过2004年进入2005年，终于收到来自李老的印刷品。我以为是那次电话提到的资料，拆开邮件，原来是沈容的《红色记忆》。翻开书，一眼从贴在首页的打印纸看到一行小字：“沈容于2004年12月15日逝世，夏五月满了82岁。”这是李普用“敬启者”的方式通告所有赠书对象：沈老去世了。我很意外很难过，2001年见到沈容老人时，她还那么健康，而且是那么好那么风趣的一个人。
2005年1月出版的《红色记忆》，竟成沈老遗作。这本书是她的回忆文章汇集，写她早年的选择，之后的风风雨雨，从中也看得出李普先生的经历。读到这本书，才知道李普曾经长期处在比我认识的其他老人更险恶的境地：多少年背负着“特嫌”帽子，被“控制使用”。而沈容出自一个大家族，算“出身不好”，这对红色夫妻几十年遭受的磨难可想而知。但在叙述他们经历的风雨时，沈老笔调异常平静，甚至略带自我解嘲。不知怎么的，我读出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意味，当然，令其心死的，是那“船”而绝不是他们的追求。
收到书没多久就得到消息，书被禁了。“革命吞噬儿女”的逻辑在这里演绎得可真彻底，沈容尸骨未寒，遗作就成禁书。哪怕写得平静如水、毫无怨尤，也免不了被禁。书中只有很少几处委婉表达批评的文字。写“文革”时期一个随工宣队进电台的女孩的翻云覆雨做派，就是其中一处：“这个小姑娘，说起来也真可怜。本来应该是求知识的年龄，但是，她却什么知识也没有，只学会了拍马，打小报告。”而她写这类事，如她说“更多的是对一些年轻人的惋惜”，但也不动声色的指向了那几十年被制度力量“弘扬”起来的告密文化，指向它对人际关系的毒化、对人性的扭曲。
但据我看，这也不是被禁原因。真正令某些人恼火的应该是她文革时期的一些回忆文似乎不经意间记下了曾当过他们邻居的某些特殊人物，这些人物出自宫闱深处，或者到里面走过一遭。这些年轻女性绝不会见诸于官方的任何叙述，却享有神秘特权。大概就这些记叙招致书被禁，而它们不过是“热闹月坛北街”小标题下几则轶事之一二，在书中比例小得不足道。而我，李老的书没有收到，准备工作还是断断续续在做，收集了不少资料、集中看了一些相关著作。但不断被别的事打断，一直没有动笔，只在这个问题上写了一批论辩文章和评论。答应李老的书，至今只有一个不成其为开头的开头。一次次向后推延时，心里总想，会写的，早晚会把书稿寄给李老的。现在，李老已去，他的托付我没能完成，成了永久的遗憾。
2010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