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是迫不及待还是从容不迫？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如果一个人经常上新浪微博，可能他的答案会是前者，而如果一个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新闻联播”，他的回答可能会是后者。由于盲人摸象式的选择性信息关注，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可能会相持不。
那么，一个“客观”的看法是什么？或者说，存在一个“客观”的看法吗？张明澍的新书《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正是试图对该问题给出一个“客观”的回答。
这本书今年刚出版就引发激烈争论。这并不奇怪。通过在四个城镇展开的一千七百五十份随机抽样调查，张明澍在此书中得出一系列清晰而尖锐的结论，其中被媒体广为引用的包括：“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腐败优先于保障公民权利；重视内容优先于程序；协商优于表决。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尽管这些结论是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因而更具描述性而非规范性，但由于其政治意义重大，仍然激起巨大的情感反响——对于政治保守派，这些结论似乎是一颗“定心丸”，而变革派则为之忧愤，甚至张明澍被某些网民抨击为“五毛”。
如何解读张明澍的研究结论？这本著作仅仅是一本“御用作品”吗？或者，一句“受访者不敢讲真话”就可以推翻其结论吗？如果不是这么简单，是否可以从此书得出结论，由于特殊传统和国情，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相当保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观念的动力？并且，即使存在改革的呼声，绝大多数人所呼吁的也是强调“实质、伦理、德治”的“中式民主”，而非强调“程序、权利、法治”的“西式民主”？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通过与其他相关研究比照，可以看出张明澍的研究值得知识界和决策者严肃对待，它所揭示的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既非臆断，更非一个学者出于政治投机所剪裁的假象；另一方面，在如何解读其研究结论方面，本文将对该书提出一些批评。由于以下三个原因，本书的核心结论及其意义值得商榷：一、没有区分“理性”与“文化”，过度拉伸了“文化”的外延；二、调查问卷本身存在设计缺陷，选项缺乏中立性；三、缺乏对不同政治主体观念权重和偏好强度等关键因素的分析，使得本书所包含的信息量有限。
“势单力薄”的右派
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以下简称什么样民主》）有重大贡献。中国学者讨论政治文化时，往往倾向于抽象的文本分析，不注重区分文本和现实、历史和当下。《什么样民主》是极少数的中国学者尝试用实证方法来探讨政治文化的努力之一，这种扎扎实实做调查的努力显然比一拍脑袋就抛出各种宏大叙事的做法要令人尊敬得多。
然而，为什么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会引起诸多非议？归根到底，很多人的质疑源于该书结论与他们的“直觉”不符。的确，对于许多时常参与网络议政的网民来说，他们在网上看到的往往是对政府或其政策的激烈批评，一次次的网络反腐和揭黑令很多人触目惊心。长期浸润在这种声音里，很多网民难以相信中国民众对政治现状相对满意，而这恰恰是这本书的发现之一。
然而，或许会令很多“右派网民”困惑甚至愤怒的是，有类似发现的不仅仅是张明澍这样的“体制内学者”。事实上，尽管表述方式各异，近年来许多国际独立调查机构和学者都有相拟发现。比如，2012年底2013年初展开的第六轮“世界观念调查”显示——该调查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每五年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次，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研究政治文化时最权威的数据库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平均支持水平为7.5分（总分l0），完全可以与许多民主国家相媲美。又比如，TangWenfang、MichaelLewis-Beck和NicholasMartini等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AChinesePopularityFunction指出：基于三千七百六十三份随机调查的研究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为8分（总分l0）。此外，世界著名的皮尤调查中心2010年的“全球观念调查”显示，87％的中国人对“本国前进的方向表示满意”（同年埃及的数据是28％，第二年该国的政治巨变震惊世界）；6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过去五年生活有进步”（埃及是18％），74％的人“对未来五年保持乐观”（埃及23％）。又比如，2008年德州农机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展开的一项民调显示（李连江论文HierarchicalGovernmentTrustinChina），85％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央政府强烈或温和支持（对省和县级政府支持率略低）。此类调查不胜枚举，结果却大同小异，那就是：中国民众对中国目前整体状况的满意程度相当高。如果说一个“体制内学者”有动机去刻意剪裁学术研究以迎合政府，各类国际调查机构和学者则似乎无此必要。换言之，张明澍先生关于“中国右派势单力薄”的调查结论被不少其他调查所佐证。
此外，书中关于“中国人想要的是中式民主，而非西式民主”这个结论也有其他学者论证。史天健在其China：DemocraticValuesSupportinganAuthoritarianSystem一文中指出，EastAsiaBarometer2002年的调查表明，中国民众更倾向于将民主与“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将之与“自由”（25.4％）和“政治权利、机构和过程”联系起来的人（24.3％）则相对少一些，也就是说，“民粹式的民主”比“程序式民主”在中国更有市场。尽管史天健在与吕杰后来合写的另一篇文章中似乎又否证了该发现（这一点后面还会讲到），但“区分中式民主和西式民主”的思路在学界和民间却有相当的呼应。或许有人会说，这些调查的可信性令人怀疑，一个威权国家的民众可能出于恐惧而不说真话。这种怀疑虽有一定道理，却未必能推翻这些结论。首先，尽管威权程度有差异，但在其他威权国家的民调中（比如前面提到2001年前的埃及），民众也表达出了对政府强烈批判的态度；其次，在中国最敏感的问题——即最可能引发恐惧的问题——往往不会被写到调查问卷中去；最后，如果人们怀有强烈的政治恐惧，他们对很多问题至少可以选择“不知道”，而不是撒谎。史天健在前述文章中曾分析其调查结果中，为何对“民主的含义”这个问题大量的受访者回答“不知道”（34.7％），但他排除了“恐惧”这个解释。如果恐惧导致了人们选择“不知道”，那么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易对政府持批评态度）、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对危险更有知觉）以及对“如果你批评政府，害怕被告发吗”明确回答“是”的人应该更多地选择“不知道”，但事实恰好相反。基于上述几个原因，仅用“恐惧”来解释并推翻《什么样民主》的结论，显然过于轻率。
“理性”还是“文化”？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体制改革的文化动力昵？中国民众是否真的那么观念保守？更进一步，即使大部分民众目前表现得保守，这种保守倾向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制度走向？仔细分析《什么样民主》，却又可以发现一些疑点，令人对其结论产生保留看法。下面将对此做出分析。这些分析有些可以应用到其他国际调查机构和学者的研究中，但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将集中分析（《什么样民主》。
本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文化”这个概念的使用过于宽泛，往往将制度奖惩甚至胁迫机制下的理性计算也当作“文化”。什么是文化？一般我们认为文化是相对稳定的观念沉淀，在不同的制度面前具有相当的弹性。固然，一定的制度塑造一定的行为，而行为不断地重复形成习俗，习俗的精神内化又构成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和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相互循环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和文化之间相互等同。毕竟，制度比文化更依赖权力机器维持。有时候迅速变迁的制度来不及沉淀为文化，另一些时候已经更新的文化被制度所压制。不对“理性”和“文化”做区分，将人们在特定制度诱导或压力下的一切想法都当作“文化”，是本书的一个缺陷。
一个显然的例子是作者对“中国人喜欢协商甚于投票”的分析。在分析这个观点时，作者指出：“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是‘和合’，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愿意让外人看到，希望通过事先的协商消除争议，最后拿到桌面上来的是大家一致的东西。我们看外国的议会，天天都是议员在相互争论，你说我的不是，我说你的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几十年来从没有让老百姓看见争论过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使然。”各级“人大”上“和谐一致”的场景真的是“文化”使然吗？还是，如果发出异议的代价很大，那么理性人的选择通常是保持沉默？此外，“把不同意见消弭于无形”，真的是仅仅通过“协商”吗？还是，权力的不对称使得一方无力抵制另一方的提议？即使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的确是倾向于沉默与和谐（尽管民国时期动辄上街游行的民众似乎否证了这一点），也只有民众真正有选择时的选择才说明文化倾向。当所有的制度激励都指向一种选择时，人们做出该选择与其说揭示的是文化，不如说是理性。如果一个家长对孩子说“你做完了作业才能吃冰淇淋”，甚至“如果你不做作业我就打你屁股”时，孩子因此飞快做完作业的话，很难因此推断这个孩子爱做作业——虽然这个孩子可能的确爱做作业，但很难在这种情形下做此推断。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在第五章。本章中有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想对政府的某项决策提出意见，你会采用哪些方法？在各选项中，被选比例最高的是“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58.6％），最低的是“参加游行”（3.7％）。据此，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公民选择政治参与方式时，有两个与西方人不同的特点。第一是依靠组织，依靠领导，而不是西方人的依靠个人，依靠自己。第二是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与政府有合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参与方式。”这个结论的问题与前类似：如果在一个制度里只有依靠领导才能解决问题，搞街头对抗只是以卵击石，那么人们选择依靠领导而不是走上街头解决问题，体现的是理性人的趋利避害倾向，而不一定是（虽然也不能说一定不是）文化心理。
对“理性”和“文化”不做区分，不仅是这本书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都存在这个问题：当作者谈论“文化”时，他实际上谈论的是一定制度安排下的“理性”。这实际上将我们引向一个思考：在威权国家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观念调查来获知政治文化？问题并不在于——至少不仅仅在于——威权国家人们噤若寒蝉，其诚实性可能会打折扣，而在于即使他们诚实地给出答案，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选择真正反映文化而非理性？如果制度发生迅速变化，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还会同样行事吗——在议会中选择不辩论而是事先协商，遇到问题“向领导反映”而不“游行示威”？如果制度的迅速变化不会带来人们行为的迅速变化，那么在制度变化之前的观念才能称之为文化。
问卷设计的中立性
一个客观的调查应当追求“表述中立”以免干扰调查结果。遗憾的是，《什么样民主》在这方面的自觉有限。这在本书第二章“民主是什么”中反映尤为明显。在这一章中，作者通过对五个问题调查结果的分析，得出本书的一些核心结论：中国人所期待的民主“内容优先于形式”、“协商优先于投票”、“德治优先于法治”、“伦理优先于权利”，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民主相反。然而，仔细对问卷进行文本分析，会发现作者设计的选项分布缺乏中立性。比如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你觉得下面对民主的说法，哪一种比较接近你对民主的理解？
选项一：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选项二：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要受人民的监督。
选项三：其他。
之所以说这个选项表述缺乏中立性，是因为第一选项是一个中性表述，而第二个选项则是一个褒义表述，其中“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说法，似乎是在暗示“选项一”中的政党和领导人“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这种情况下，84.7％的人选择“二”、15.3％的人选择“一”并不奇怪，事实上这样列举选项，即使把问卷放到西方国家去，必须二选一的话，多数民众可能也会选择“二”而非“一”。
在政治观念调查中，当然可以检测民众更重视民主形式还是内容，但前提是“褒义的内容”应当和“褒义的形式”对比（比如将“选项一”改成“定期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选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领导”），或者“中性的形式”和“中性的内容”比（比如将“选项二”改成“民主就是政府和领导人根据他们所理解的人民利益代表民众决策”），而不是“中性的形式”和“褒义的内容”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有说服力。事实上，当张明澍的民调显示“84.7％的中国人重视民主的实质，15.3％重视民主程序”时，对同一问题，史天健和吕杰发表于2010年的ShadowofConfucianism则有不同的发现：24.6％的受访者对民主的理解是“程序式的”，只有14.1％的民众对它的理解是“民本式的”（42％的受访者选择“不知道”）。由于这个结论与史天健之前的发现相反，他不得不承认“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已经大大削弱了儒家传统的影响”。同样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何以张明澍与史天健同一时期的结论出现天壤之别？选项的表述方式很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
再比如，本章中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张三、李四、王五合伙搞运培。利润分成时三方发生矛盾，你认为应怎样解决问题？选项是这样的：
选项一：三个人通过投票决定。
选项二：通过协商.找出一个基本上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选项三：张三说得对，应该听张三的。
选项四：其他。
对这个问题，选择“一”的有18.2％，选择“二”的64.7％，选择“三”的16.7％。可以看出，选择“二”的远远多于其他两项，据此作者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民主观念“重协商而轻投票”。除上述“中性表述”对“褒义表述”这个问题外，这个选项设计的另一缺陷在于割裂民主过程中“投票”与“协商”间的联系。事实上，在“西方民主”中，不但在投票之前和之后存在大量的政治协商（比如美国近年财政悬崖问题上两党之间的协商），而且恰恰是投票本身带动了协商——民众或议员为了确定如何投票，需要展开大量的辩论和协商工作。而在一个不需要投票的国家，往往恰恰也没有了协商的必要性——既然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一个人或一小群人可以说了算，为什么要展开大规模的政治协商？换言之，“投票”和“协商”很大程度上是正相关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作者人为地将二者对立起来，让受访者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似乎重视投票的地方缺乏协商，而重视协商的地方不需要投票，这很值得商榷。
不过，本章中的第五个问题相当中立，值得额外讨论。
在美国有两个大的政党，每过几年搞一次选举，由这两个政党来角逐政府领导人的职位。你觉得中国今后应不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
选项一：不应该。
选项二：应该。
选项三：其他。
应该说，本章中这个问题的选项设计是最具中立性的，在各选项之间不具有伦理上的导向性，因此其调查结果带来的信息最值得重视。固然，持保守态度的人仍然远远多于持变革态度的人：61.1％选择了“不应该”，37.1％的人选择“应该”。但是，考虑到政治宣传的效果，37.1％的人——即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众——选择“应该”，这个数字已足够可观。而且，37.1％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作者在前一章中关于“8％右派”的判断——事实上，高出如此之多（四倍多），已经需要作者对其做出分析和解释。
选项中立与否，还与受访者对不同选项表述语言的熟悉度有关。正如我们去超市选择日用品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品牌，当一个选项的表述语言和我们脑中的库存知识相勾连时，我们选择它很可能不仅反映我们对选项内容的偏好，而且反映我们对其表述语言本身的认同。熟悉的语言系统比陌生的语言系统更具优势，而“熟悉”则与宣传机器的大规模运转有关。
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下面，作者列举乃八个选项，其中两个是这样的：“领导人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28.8％）、“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7.1％）。可以看出，选择前者的人远远多于后者。虽然向往开明领袖的中国人可能的确远远多于关心政治权利的人，但这一结论也许应当因语言熟悉度因素而略打折扣。在我们的公共领域，“领导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样的话语不但频度高而且色彩正面，相比之下，“公民”、“自由”、“权利”这样的词语对于中国公众则相对陌生。从表述上而言，前者显然比后者更能激发普通民众内心的亲切感。有理由怀疑，即使不对上述两个选项的内容做任何调整，仅仅修改其表述方式——比如将“领导人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改成“领导人为公民争取利益”，将“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改成“让群众说话、允许老百姓参政议政”一一调查结果可能都会有所变动。
关键信息的缺失
不管“右派”的数量是8％还是37.1％，我们都有理由相信，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拥抱“西式民主”。这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然而，如何诠释这一事实？是否可以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缺乏体制改革的文化动力？
对此，《什么样民主》并没有给出清晰有力的回答。当然，每项研究都有自己的重点，一本书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因此不能说这是该书的缺点，只能说它雄心有限。但由于确实有不少读者顺着这本书得出结论“中国改革缺乏动力”，因此有必要对此观点进行厘清。
历史表明，制度变迁的动力未必来自多数人温和的观念，也可能来自少数人激烈的态度。众所周知，由于掌握的资源悬殊，一个北京的大学教授或者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想，比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民怎么想更能影响中国的走向。《什么样民主》中，作者的确分析了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并总结出“六○后定律”和“高中定律”：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相比之前出生的人、高中学历以上的人相比以下的人平均而言更“西化”。有理由相信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和中青年人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张明澍先生的发现本身就暗含了这一结论：如果不仅仅以人数比例而论，而是加权不同群体意见的影响力，那么当前中国制度变迁的文化动力会比表面数字所揭示的要大。事实上，由于张明澍的分析标准相对粗略（“六○后”、“高中学历”），更精细的划分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一结论。比如，“博士以上学历的人相比“高中以上学历的”观点可能更西化，其影响力也更大；甚至，媒体上活跃的“意见领袖”相比“博士以上学历的人”，观点也可能更西化，影响力则更大。总之，就分析社会变革的动力而言，和“多少人怎么看”同样重要的是“谁怎么看”，而本书对此分析有限。
同样欠缺的是对“偏好强度”的分析。三个朋友就餐，两个“有点”想吃粤菜的人可能拗不过一个“非常”想吃川菜的人。在公共生活中，强烈的偏好常常可以弥补集体行动的惰性，从而推动社会运动所需的组织化和资源集中化，这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运动中，人数不多但态度强烈的激进者可以裹挟运动的方向。当然，没有证据表明当今中国“右派”比“左派”的偏好强度更激烈——虽然网络右派对某些政府行为和左派人士表现得激愤不已，但“乌有之乡”等左派力量的激烈程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什么样民主》中的调查涵盖对偏好强度以及“激进人群”的考察，那么它在揭示制度走向方面可能就更具启示性。
《什么样民主》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一次突破。它从经验论据出发的研究方法，是对在相关问题上“以意愿代替思考、以口号代替研究。讨论风气的一次超越，而它从中得出的鲜明结论，也打破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左右僵局，使我们对今天中国人的“政治面貌”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但是，由于概念上的模糊、问卷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关键变量的缺失，本书的核心结论说服力有限。当人们试图据之对政治现实和趋势做出判断时，则更应保持审慎。应当说，《什么样民主》是一个研究的起点，它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经验研究“探了路”，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有待更多学者去“拓荒”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