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提出“中国道路”引发非议
1949年11月16日，新中国刚刚宣告诞生一个半月，就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即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刘少奇以会议主席团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概念，并概括了这条道路的基本公式：
(一)统一战线;(二)共产党领导;(三)武装斗争。
刘少奇明白宣称：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刘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故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为此，刘少奇告诫与会亚洲各国代表：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革命的军队，“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
中共代表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除苏联代表团外，与会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经过合法的渠道，从各个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的。换言之，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工人组织，在本国都有着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他们固然抱着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成就的态度来到新中国开会，却完全没有到中国取经的想法。公开号召各国代表回国后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让这些代表听得胆战心惊。开幕式一结束，不少代表就纷纷找到苏联代表团，向团长索洛维约夫激烈地表示异议甚至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只应礼貌性地致简短的祝词，怎么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大谈政治问题，甚至公开提出武装斗争和推翻政府这种激进的革命号召。他们强烈要求，绝不能把这样的发言登到报纸上去。
世界工会联合会固然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但它历来都照顾到各国工会组织所处的环境和从事合法斗争的现实，从不兜售或推销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作法。尤其二战结束后，美苏日渐走入冷战状态，双方非常注意不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挑起冲突。因此，苏联代表团也对刘少奇的发言深感不满。为此，索洛维约夫直截了当地向中共代表团反映了各国代表的意见。但中共代表不以为然，双方的交涉无果而终。
索洛维约夫马上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件事，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会的决议稿没有理会中共代表的要求，只字未提与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对此十分气愤，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执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后者明确告诉刘少奇等人：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见通过决议，“我们就得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
结果，这次会议虽然在新中国召开，中共代表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会议的决议却和以往一样，完全没有响应中共的号召。
斯大林的认可与力推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问题上一向十分谨慎的斯大林，这次却一反常态地站在中共代表的一边。
斯大林得到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前往莫斯科进行公开访问。斯大林最初在与新中国结盟的问题上还多有犹豫，不久就彻底打消了顾忌，下决心将中苏两国结为友好互助同盟关系。据此，他复电索洛维约夫，批评后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斯大林声称：刘少奇的讲话不仅是正确的和及时的，而且应该公开发表，并应向各国代表团通报他的意见。为了表示苏联党对中国党这一立场的支持，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在1950年1月4日把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译成俄文刊发出来。
此后，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动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学中共的榜样，走“中国道路”，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1950年1月6日，莫斯科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它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共奉行的议会斗争政策，要求日共学中共，用武装斗争将美国占领者赶出日本。
一周之后，莫斯科又进一步发表文章，批评印共，同样要求印度共产党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
在日共、印共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在1月下旬得到了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再度提出的，希望苏联批准和支持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在数月前还明确反对这样做的斯大林，这一次终于表示了同意，并很快通过各种方式为朝鲜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援助。
也正是受到苏联方面这一态度的鼓舞，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尽最大努力援助正在进行反法武装斗争的越南党，包括为越方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训练场所，配备武器装备，派遣军事、政治顾问，等等。
由此不难看出，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和“中国道路”推广的作用下，中国周边亚洲各国的武装斗争都迅速扩展起来，其中尤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推进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中国以某种形式参与朝鲜和越南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斯大林去世，“中国道路”暂时停摆
以武装斗争为特色的“中国道路”的推广，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多方面的阻滞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产党人因对这一政策的看法不一，先后发生分裂。除个别原本因文化不同具有分裂倾向的地区外，在印度这个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学的国度中，暴力革命全无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相当发达且地域狭小的岛国，依照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建立庞大军队和根据地，从事大规模武装斗争，也全无可能。结果，少数模仿“中国道路”走入武装斗争者很快受到镇压，而整个党因政策转变，合法地位不复存在，国内民众原来较高的支持度，也骤然降到冰点。
在整个这一波走“中国道路”的热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中苏支持的朝鲜的军事作战行动。然而，自1950年6月25日战争打响后，这场名义上的国内战争就受到了美国的直接干预。美国除迅速出兵增援南半岛的韩国政府外，还通过联合国组成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这场战争最后只是维持了战前的地理格局，但参战各方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损失极大。
在这时中国周边所有按照中国革命方式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明显进展。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边境线外，援助越南党的地理优势明显，法国却远隔重洋，运输线长达几万公里，越、法之间的战争又是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之间的战争，越南民众的同情全在越南党一边，两者力量对比优劣明显。再加上战争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同时，唯一可能援助法国的美国分身乏术，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党的军事斗争才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功。到1953年夏朝鲜战争结束时，越南党已经从最初的中越边界小块丛林地带，在越南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了武装根据地。
这一波推广“中国道路”的热潮，因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一方面，多数苏共领导人原本即不理解、不赞成斯大林的这一主张，斯大林一死，苏共中央马上停止了对各国武装斗争的支持，转而主张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希望促成国际缓和局面;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中国道路”的推行者，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国内建设工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继续深陷于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中，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不现实。权衡利弊的结果，中共中央接受了苏共中央的主张，并不顾越南党内的反对意见，硬性劝告越南党与法国方面以十七度线为界，实现了停战与分治。同样，中共也先后劝止了东南亚各国背靠中国展开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和分裂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暴力行动，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图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展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然而，改变输出革命的方针，并不等于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观点。实际上，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初步实现党内领袖地位之时，就曾明白地告诫过党内干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当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结束，全党完全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之后，一些中共领导人就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告：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是适合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一条解放道路。
在1949年5月，即刘少奇上述讲话半年之前，也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多前，毛泽东也针对这条道路的普遍意义表示过看法。他当时针对朝鲜问题有过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武装斗争是实现落后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哪怕中国可能会卷入其中，也是必要的。他告诉过朝鲜党的代表：朝鲜目前虽没有解放全朝鲜的实力，但这个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应做好思想准备，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在毛看来，一旦中国自身完成了统一的军事作战，美国人又离开了朝鲜半岛，比如1950年上半年，就可能出现有利时机。到时候，即使有国际干预，我们也能迅速派出精锐部队给予朝鲜党有力的支持。
由上可知，即使是在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道路”经验意义的看法，也是不会改变的。1954年，英国共产党为了能够把《毛泽东选集》翻译介绍给英国民众，同时又不致因毛泽东文章中对暴力革命和战争手段的强调引发反感，主张删除相关论断，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了强烈不满的态度，坚持对这一原则性观点绝对不能做任何删改。这件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全面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治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对这些新的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逐渐溢于言表。他开始告诫党内干部：要警惕苏共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道路的倾向，暴力革命是共产党人手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刀子”(武器)，放弃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一革命手段，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制胜的法宝。
对邻国的援助逐渐停止
1958年，越南党因看不到在自己主导下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再度恢复武装斗争，毛泽东表态支持。紧接着，中苏围绕着要不要对美缓和发生争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态度中立，进一步加深了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
1960年4月，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公开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政论文章，阐明了坚持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原则立场。随即，针对印度当局纵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和蚕食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情况，毛泽东不仅下令越境打击印军，而且从此改变了对中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战态度，逐渐转向了“三斗一多”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坚决斗争，绝不缓和;对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必须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仁不让。
既然要由中国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道路”又再度成为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了。国防部长林彪为此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把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国革命的地理状况相类比，认为帝国主义就相当于城市，落后国家和地区就相当于农村，世界革命理当按照“中国道路”，到处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由星星之火而渐成燎原之势。
其实，说到底，所谓“中国道路”，核心就是一个“打”字。对此，毛泽东讲得很明白。“文革”开始后，他曾明确讲：各国革命的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正是依照这个“打”的部署，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把联络和援助的目标全面转向了各国激进的小组织，采取接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国内地建立训练基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以及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和战术，再援以金钱和武器，送他们回去开展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即把中国进一步树立成世界革命的样板，广泛传播毛泽东革命思想，并且向各国输出中国式革命的对外政治意图。尤其是对周边容易援助的各国党，这类道路的输出就更是驾轻就熟了。
以1954年后与中国关系最好的东南亚邻国缅甸为例。“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基于上述意图，批准并协助来华十余年的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当年对越南党一样，中国政府在1954年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时，曾停止了对它们武装斗争的支持，并把其中相当多数无法在缅甸合法生活的青年骨干分子，撤进中国来，分别安排在远离云南边境的四川和贵州农场中劳动生产，并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介绍了中国姑娘，帮他们在中国安了家。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因为相信只有重新推行“中国道路”，才可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大环境，故决心要在周边国家进行此种实验。缅甸被选为试验的重点国家。早年撤到中国来的缅甸武装斗争人员自然又被安排受训，然后送回国开展斗争。
为了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安全回缅，以及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建了训练营，组织后勤补给基地，成立了武装护送部队，甚至不惜化装成缅共游击队，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中国道路”的试验，其成功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
做过缅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不但挂像，每天还必读毛主席语录，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缅共人民军穿的衣服、用的枪、吃的粮食，都是中国的。缅共部队中都派有中国的军代表。军事训练营地最初是设在中国云南境内，后移至缅甸境内……
“中国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内部和当时特殊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若相信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赢，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厢情愿。其实，毛泽东自己反复讲过，中国革命的经验，首要就在于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曾经再三表示过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然而，却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都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办，对外国的事情也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抱怨这些小党“不争气”，转而去和美国打起交道来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要对世界开放友好，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再度放弃支持缅共等小组织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
1979年底，中共中央召见了缅共领导人，宣布了中方的决定：给缅共5年的过渡期，从198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部中止对缅共的援助。随后，中国顾问团和参加缅共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全部撤回了中国。缅共内部顿时人心浮动。若是读过杨美红的回忆，读到那些曾立志要为实践“中国道路”而牺牲的人们，最后竟因失去援助而绝望自杀的情景，相信一定都深感震撼并扼腕不已。杨美红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慨：“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一切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作者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