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从网络搜集和整理，虽已经审读和编辑，但可能还存在文字错讹，敬请读者指正。
第五章 投身于无际的荒野
5-1 院子里的大树集满老鸹
若干年后，王元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时期时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己。我好象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不安。......多年以后，他在一篇自述文章中，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
1955年来临的运动，他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本来，这场运动与1942年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是一个思想模式。但是，当时又有谁能看得清呢。王元化心目中的党的概念完全是相当粗线条的。他只是受了一直在知识界、思想界流行的民主自由等口号鼓动，他只是一份简单的理想化的革命信仰。他本质上不过还是一倜傥书生与热血青年而已。他心目中的党的形象是讲道理的。至于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类，他从未领会。解放后，先是来了三反五反，势头很猛，气氛相当压抑。但是他想想或许不过是急风骤雨，很快就会雨过天青。他如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友人一样，完全以自己的主观想法代替了严酷的现实。
在一个颠倒而混乱的年代，有着独立想法和做人原则的人难免不合时宜。此前，王元化于筹建新文艺出版社时，举荐了日后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并且出版了胡风的两部书稿。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展起来了。张春桥被提拔，代夏衍任文委书记。于是王元立即被停职写交代材料。那些日子里，张可还开玩笑说家里发现反革命了。王元化说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要坐班房。
五月间，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发表后，组织上来人找他谈话，宣布隔离审查。
"革命内部的清理"比对反革命的清理其声势程度似乎更为浩大和严厉，在迎面掷来的嚣嚣盈耳的"交待问题"的斥责声中，审查指定给王元化的是一个不公平的位置。他所需要做的其实是只承认一种声音的力量，这种声音是权威性的，因而也是"无可置疑"地正确的。而他个人所代表的另外一种声音是这么弱小，并因隔离又显得如此孤寒，他不由怀疑：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非该如何判定？如果这对立的双方必定有一方是错误的，这错误又究竟是谁呢？平日里本是漫不经心自觉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审查中一再的追问之下都变成了重大关节，而连自己也都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反复的思考，重新的认识，灵魂处在这样的煎迫之中，王元化在长时间的隔离、反复审问和不断责令交代的压力下，几乎失去了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然而，他仍然坚持说，张中晓是一个纯朴的青年，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的文艺观点不同，就将胡风打成反革命。以至于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亲自到隔离室里交待政策，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放他出去；并说：我们这里碰到的人多喽！什么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托派，都没有你这么顽固。"顽固"一词，可以作为对一代诚实的知识分子不昧于自己的良心的品格最好的认识。当专制被当成民主，诬谄被说成忠贞，昔日的美好于今日轰毁，假与真、恶与善、丑与美互相颠倒，那么，王元化也便只剩下了"顽固"。
他被叫去的那天，还一点也不知道马上要被隔离起来。武康路100弄，王元化家院子里的那株大树上集满了老鸹，响亮地一片乱叫。王元化是走着去文委机关的，由文委的一位副处长刘溪陪同。行至华山路较偏僻处时，忽遇一队送葬队伍，吹鼓手吹吹打打喧嚣而来，有孝子扶一黑棺材前行。这在当时的上海颇为罕见。多少年后，王元化的记忆中一直保存着当时这一幅罕见而奇怪的场景。
几天后，张可领儿子承义来单位，但不准见他。从窗外可以看到，儿子已爬上高高的院墙，摇摇晃晃在上面行走。王元化眼睁睁瞧着，担心他会摔坏，却无法出去拦阻。
5-2 自杀未遂之后
后来在完全孤独的隔离之中，连家人也不知晓他的去处，汹汹逼人而来的全是冰冷、轻蔑的眼光，王元化感到比肉体的孤独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茫然无助。脑子里充满了各种矛盾、充满着各种怀疑，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尽早审查结束。抱着一线希望，他每天清晨在墙上划线记日，就这样在焦躁和煎熬之中度过了四个月。接下来终于绝望了。天天都是写不完的交待，无休止的审问。二十四小时每次都由四个看守轮流监视，和他挤在一间房子里，向他投来敌意的眼光。看守又时常口出不逊，让他感受到难以忍受的人格侮辱。在毫无结束隔离希望的漫长日子里，案子似乎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严重。许多事本来毫无问题，都成了重大的疑案或罪证，他觉得越说越不能说清，索性不再申辩。他几乎精神崩溃了。曾经不想活下去，曾以头撞墙而自杀未遂。后来嘴也歪了，眼神也呆滞了。以后隔离地点又搬到香山路，恰是他母亲住的对面。母亲隔街相望，曾见他在冬天穿一条单裤，不停在雪地里走啊走，于是已经相信他一定是神经有问题了。
隔离审查第二年，外查内调结束了，他的问题已经基本弄清。但他的态度不好，仍继续隔离。王元化经过不断申请，终于争取到可以读书。先是读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又找来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看出毛学列宁；又进而看马恩的作品，一直追到黑格尔。往往越读到后面的，越是能看出前面的问题来。
王元化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一生中最是全神贯注的读书时期居然是隔离审查的时候。他在现实中看到的与他的心灵所承认的格格不入，他无法解释，唯有于前辈的智慧中寻找解答。最终他把自己的阅读范围集中于三位伟大作者的著作方面：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隔离的生活造成了他的孤独处境，同时也解脱了他的种种的外在羁绊，促使他完全地投入到了与人类伟大精神相互对话的奇妙的契合中去。他以极其刻板的方式，规定了每天的读书进程，从早到晚，除了进餐，在准许时间内到户外散步以及休息等极为有限的短暂时间外，没有分毫光阴的浪费。读书使他觉得如在大海中游泳，是无穷的享受。甚至有时觉得真像是契诃夫小说《打赌》中的人物，再也不想从这里出去了。读过茨威格名篇《象棋的故事》的人，也许都不会忘记，那个在监狱中的奥地利贵族，在一部棋谱上倾注了那么多心血，逐渐成为象棋高手的精神苦炼过程，是如何的惊心动魄！在隔离中，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王元化分别两次通读完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最初他积下来厚厚的几叠利用香烟盒纸做的读书笔记。日后，王元化回忆说，从此他成了黑格尔的景仰者。王元化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记得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授课前向听众所做的"开讲辞"中的一句："精神的伟大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小视的。"他从黑格尔哲学中体味到的那种坚毅清明的思想力量以及对人所充满的巨大信心，这使他在那段愁苦的日子里得以拯拔于绝望之上。
哲学以理性引导人，文学则用情感激发人，长期隔离导致的长期压抑的情感在读莎剧《奥瑟罗》时爆发了出来。在用语言重塑生命的时候，王元化不可能避开这个时刻。王元化因为奥瑟罗的绝望而震撼，为其因为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地而陷入相同的悲哀不能自己。因为审查带来的长期的思想上的困绕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使他不能自解。多年以后，他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王元化的神经系统出现了一些异常征兆，嘴角歪斜，舌头僵硬，说话有时变得含混不清。据医生诊断这是由于长期孤独生活引起的心因性精神症状。
一九五七年二月下旬，隔离审查结束。王元化得组织上的批准，到华东医院治病。
5-3 他猛地夺过糕点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之后，配合医生的精心治疗，王元化的病情逐渐好转乃至康复。只是他的睡眠仍旧不好，每天均须服用安眠药方能入睡。在日伪占领上海期间从事紧张的地下工作时睡眠不好的毛病，此刻，越发加剧了。幸运的是他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妻子而外，他的父母和姐姐，张可的父母和哥哥满涛，都常来看顾，为愁闷的岁月带来了不少的慰藉。这一期间，外面正经历着反右的暴风雨，王元化却几乎与世隔绝。
王元化的审查结论长期拖延不下，没有分配工作，只拿生活费。家里的经济支撑主要靠张可的工资。为了增加一些收入，王元化开始和书店接洽，帮他们翻译书稿。几乎每天伏案笔耕十个小时左右。当时，他和父亲维周先生共同翻译了英国呤 著的《太平天国亲历记》，维周先生已届高龄，同时出版社索稿甚急，于是大部分的译事就落在了王元化肩上，在那艰难的岁月中，父子间的温情和理解，围绕着译事往复讨论推敲之乐，是又一盏黑夜中的明灯。
回家后，王元化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这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享受。他从外文旧书店不仅买回了《莎士比亚全集》，还买回了柯勒律治、赫兹列特的专著以及从班•琼生到十九世纪莎剧评论名篇的选集，以及泰纳的巨著《英国文学史》。其时张可正在上海戏剧学院外文系从事莎士比亚的研究。王元化和张可逐渐形成了一种想法，就是着手翻译西方关于莎剧的评论。从这一很少人注意到的工作入手研究莎剧。这一工作的结果是在三十年后最终出版了《莎剧解读》。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降临了，王元化在国泰影剧院前的繁荣马路上，已可偶尔看到几个外地农村来的逃荒者。他始终不能忘却这样一幕情景：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年汉子，面庞浮肿，形容憔悴，明显地是在饥饿的折磨下一无气力，只是下意识地缓缓向前挪动着，步履蹒跚。一位领着孩子的妇女，手里捧着一盒糕点从他身边经过。他猛地夺过糕点，马上塞到嘴里吞吃起来。被抢的妇女开头一怔，但很快走掉了，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一过程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声响。这场梦魇在日后脑海里屡屡的再现，总让人觉得似乎不是真实。但确实地，这是真实，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存的严峻挑战。
那几年，经过了反右和反右倾两场大运动，政治空气似乎愈益严峻。相应地，学术界文学凋零、理论荒芜、光景一片惨淡。然而就在这惨淡当中，王元化觉得似乎又萌动着一股隐隐的生机。他在书店里看到了不少北京商务版的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更远远凌架于过去商务出版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这些汉译名著一本本地印出来，王元化虽然经济拮据，还是尽力去买。他把它们看作了是使人不致沉沦在愚暗中的智慧之光。他不舍地追随着这一线智慧的光辉，苦熬痴等着生命走出洞穴的一天。
5-4 重拾《文心雕龙》研究
一九五九年底，长期审查的结论下达，王元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一九六0年初，王元化被安置于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
到了作协文学研所，王元化开始了天天上班的生活，再也不能由着自己的兴趣去读书了。他的研究重心也由莎士比亚转到了《文心雕龙》，起因是由于文研所的几个年轻人请他讲述这本书。为什么当时的年轻人会对《文心雕龙》感趣呢？这不仅仅由于所长郭绍虞前一年刚刚改定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对《文心》有了新的评价，而更多的原因是由于当年的《文学遗产》上，正兴起一场热烈的讨论，关于刘勰的世界观问题。──世界观改造得好不好，这是当时的重大"学术"问题。王元化对《文心雕龙》的研读兴趣当然不自今日始，他早在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间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讲师时，就曾挑选《文心》一书若干篇教授大一、大二学生的基础国文。而他最初喜欢《文心》其书，则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尤其是《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到刘勰对《楚辞》后学者的评价："才高者院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说，这些后学者，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由此感叹道："四语之中，含深哀焉。"如今重新拾起《文心雕龙》，不由又想起了这四句话，在这样的社会和时代，分外体味深切。
郭绍虞与王元化的友情是值得一记的。郭绍虞时任文研所所长，而王元化则是审查后多年未分配工作、刚被处理下放到所里栖身的人员。他只是本着向一个有深厚古文学养的老前辈问学的态度，将自己的几篇《文心雕龙柬释》送其审阅。他也没有料到居然很快就得到了郭先生的热情回应，充满了理解、同情与鼓励。王元化在当时的处境下几乎与人断绝了交往，也不敢奢求得到别人的同情，因此从郭先生那里感受到的情谊也就显得特别的真诚和可贵。郭先生在信里不仅给予了王元化以鼓励，并还为他筹划怎样将这些文字同时分批发表，并予之评价：我信此书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之下也。这其中，老一辈学人耿耿风骨可想见无疑，而王元化得此鼓舞，自言是在那寒冷岁月中从未领受过的温暖。不久，郭绍虞托人送给王元化一亲手书写的条幅，内容是嵇康的四言诗《赠兄秀才入军诗》，诗云：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今天，这一幅手书依然珍藏于王元化的书房里，看过这一墨宝，了解这一时期的人，都会为绍虞先生的一番苦心，一番对于身处困厄的晚辈学人的高情厚意，留下深刻印象。王元化亦从此把陆续写出的《文心雕龙柬释》逐篇送他审阅请教。
5-5 与韦卓民通信
软弱的人在困境下会躺倒下去，而坚强者却学会了顽强地站起来。政治上的磨难反而刺激了王元化在学术上的发展。他在后来的书中写道："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力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一时期，王元化除了专心研究《文心雕龙》之外，又在黑格尔的哲学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契合"，"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的哲学所吸引。我认真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讲演录》三种，成了我熟读不倦的书。仅仅《小逻辑》为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写了两次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
谈到他读黑格尔的这一段生活，不能不提到与他通信讨论黑格尔的韦卓民先生。
韦卓民是王元化的父亲维周先生的同窗好友，曾任华中大学校长。早年留学英美，对中西方文化皆有甚深的了解，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与思想的沟通。韦氏在1915年就用英文撰写了《孟子之政治思想》，后又陆续发表《佛教净土宗与基督教之比较》（1920）《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1927）《孔门伦理》（博士论文，1928）。1945－46，韦氏获选"享利 鲁斯访问学人"，在美国发表系列演说，即接下来在纽约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化之精神》（1947）。韦卓民应是中国现代最早从事中西文化比较而有卓越建树的学者之一。1995年在湖北武汉召开了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定名为《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人们普遍评价他，既对于中国文化有素养、有感情，又对于西方思想下过沉潜的功夫，不是停留在口号和时尚之中。韦卓民的学术性格，对王元化有很大影响。
王元化少年时，维周先生就曾以卓民先生手不释卷的好学精神勉励他勤奋读书。当他刚进中学时，适值长城抗战，北平局势日紧，于是举家南避，寄居于华中大学校舍。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卓民先生，并得到他亲授《大学》和《中庸》。此后北返，一别就是三十余年。六十年代初，韦卓民到沪探亲访友，王元化已入中年，提出向他请教黑格尔，卓民先生慨然应充，并约定通信讨论。此后，他们约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卓民先生的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于勉励后学事上也丝毫没有马虎。他回答元化问题的覆信往往长达十纸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划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的地方。在覆信时，常因为一段话，甚或一个术语，而查阅各种版本。倘若手边无书，没有查到，也在信中言明，绝不肯含糊过去。一次，王元化接到他的覆信较迟，读后才知他连日病床，刚能下地即赶忙作覆的。王元化对这位父执兼师友的前辈，其感激绝非言语所能讲得清。在那个年代，这种纯学术性的通信探讨进一步促使王元化的心灵远离了外在的烦恼，投向追求真实与智慧的道路。后来王元化兴趣转向思想史方面，与韦卓民先生在信中谈到我国思想史方面的贫乏有很大关系。至今，王元化在每每想起卓民先生"世兄其与我共勉之"的话，仍可深切地感受到其中所含的期望与激励。转思当年，卓民先生的音容面貌犹在，不由怆然。
5-6 与熊十力交往
这时另外一个人也走进了王元化的学问世界。这人就是熊十力。
熊十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由革命转入佛学。投师欧阳竟无。蔡元培请他在北大教了几年佛学，忽又毁稿重撰《新唯识论》，以儒家大易精神融化佛理，自创新说。成为二十世纪重建传统哲学的开山人物。49年后学术界几乎将他忘掉或有意冷落了，哲学走向庙堂、走向工农兵，熊十力的这一套已成为无味之鸡肋与已陈之刍狗。六十年代，熊十力寓居上海。韦卓民与熊十力素识，当知道王元化有意向熊十力问学时，即为他草了一封介绍信，但仍嘱告他说：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得。一九六二年秋，当王元化来到淮海中路二零六八号熊十力的寓所时，颇是惴惴不安。他早听说过熊十力先生性格狂放，意气自雄，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岗熊十力造"，也曾自称"熊十力菩萨"，为人治学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如此种种，是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这时，他站在熊十力先生门前，看见其上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墨尚浓。大意是说，本人年老体衰，身体不好，请勿来访。其中谈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十分具体，计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等等。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传说他性情怪僻的话。但当王元化见到熊十力的时候，他的全部不安都消失了。十力先生态度柔和，觉得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虽无言语，却自然地体现了理解别人的力量。此后，王元化得十力先生允诺，几乎每周走访一次。有一次，王元化去访问他，他正在沐浴。王元化坐在外间，可他要元化进去，自己就赤身坐在澡盆里和元化谈话。王元化接触到的是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熊十力。近三年的交往中，王元化从未谈过自己的遭遇，十力先生也从未问及。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王元化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其坎坷经历和当时处境十分清楚，并曾为之唏嘘。一九七九年，王元化平反，得知十力先生去世的消息，首先想起的不是十力先生对他的学问上的指导，而是他那双初见时仿佛在默默给予安慰的眼睛，以及那突然生起了亲切感的一幕情景。
5-7 黑暗预兆
正当王元化沉浸于对学问的热切研究中时，又一个意外的打击发生了。六四年夏，旧时曾缠绕少年元化达一年之久的眼病（静脉周围炎：眼底出血症）突然复发。那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进入高潮的时期，一天早晨醒来，王元化发现右眼一片墨暗，完全看不见了。这在他心灵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作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被剥夺了许多生活中的权利，现实中的混乱更使他不忍目睹，写作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如果因为眼病导致写作上的放弃，他不敢想象他的生活还有任何意义。在这愁绝的日子里，王元化的三姐碧清为他找到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何章岑，由何医生在其眼球上直接注射。王元化逐渐从消沉中振作起来。因为他这时还不能使用目力，便请求父亲维周先生帮他完成书稿。维周先生时已八十余岁，早从北京交大退休回来，和王元化的母亲住在一起。每天，维周先生步行到元化家，以极大的耐心为他阅读资料，笔录他的口述，共誉写了八大本书稿。这些手稿，王元化至今仍保存着，每一念及，感激和辛酸之情油然而起，充溢心中，久久难释。
苦难与抗争，这在王元化是一个不断而恒久的过程。当他的眼睛刚刚有所好转的时候，持续十年的文革爆发了。
第六章 自古文章穷而后工
6-1 文革来了
一九六六年，为期十年的文革爆发了。
每一个曾经走过这段历史的人都不会忘却！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混乱交织着狂热掩盖了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贫乏，也淹没了清明的理性和正常的人性。这浪潮汹涌而来，足以使原先的坚定都变为重重狐疑，将本来的常识也变成一大堆荒唐话，不被波及的少有其人。而谬误和谎言被一千次地重复之后，也变成了堂而皇之的真理。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被改造之中放弃独立思考，魔与人性双方的力量是如此悬殊，以至于世间路都似乎都是如履薄冰，每说一句话都必须显得谨小慎微，更难以忍受的还有内心里真正的思想的死寂与冰冻。这期间，许多人被逼迫至死，许多人在颠倒中疯了，还有一些人虽然幸存下来，这一段回忆却永远成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疤痕，每一触及，都有着撕心裂肺的痛和悲哀……
王元化是存者中的一个，但这一段历史该如何反省？单纯的揭露或者控诉解构不了历史的复杂，而理性也解释不了情感。在走过那段蹉跎岁月之后，王元化总不时想到这样一幕情景：伽利略被迫跪下认罪后，带着屈辱说：地球仍然是动的啊。不想说明什么，只是觉得有一种锐感，似乎从那时一直到此刻，直到心里。而他想讲述的只是一个个人的故事。
6-2 问君更得几时还
在王元化的个人生命记忆中，文革的开始，是以他的眼病好转为标志的。就在那时，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一双明亮的眼睛，本是为了寻找光明，现在看到的却是盈目的黑暗。这一切，王元化觉得象一个愁惨的寓言，但它却偏偏于眼前活生生地发生着。
六七年夏，王元化的岳母汪毓秀去世。汪毓秀女士天性温蔼，一直善视他和张可，在困难的日子里，对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关怀和慈爱。王元化从她那里获得过许多温暖，把她视为自己的第二个母亲。人伦哀恻，无时或消，王元化时曾赋五言古体诗的志哀，开头几句是：龙华落葬日，阴雨昼如晦。踽踽道路上，老少衔同悲。人生悲哀，无过生离死别，眼着曾经是无比熟悉亲切的亲人从此在人世间消失，再豁达的人也难以漠然置之，何况春雨弥蒙，虽昼犹晦呢？但是，就是这样一首诗，被造反派认为是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暗无天日，王元化因此被批判。"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样的时世，当真是要逼得人"侧目而视，裹足而立"了。然而，想想历史上，放言不禁的时代之气魄宏毅，嵌口扼舌的时代之器局偏狭，王元化几乎无比亦无暇为自己叹息！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王元化并没有被上一次诗文带来的厄运吓得就此不再敢提笔为文。文革前，他曾作过一首七律送别朋友彭柏山。彭柏山是少数几个一直与他保持友情和来往的朋友之一。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王元化受批判的时候，也一直得他的鼓励和关怀。文革间，彭柏山也受波及，被发配青海。前途坎坷，道路修长，谁也预料不到此后的情形，离情别愁之外，更有理不清道不明的家国忧思，王元化于是作《送柏山上路》一首，曰：边城风雪锁春寒，千里荒漠万重山。墨翟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函关。豪情都作断肠梦，岁月渐催鬓发斑。心事茫茫堪谁诉，问君更得几时还？──阮籍哭于穷途，墨翟哭于歧路，往何方去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迷惘，心事苍茫尽在于此矣。老聃当年出函谷关，骑青牛涉流沙万里，人言仙去，如今，西去者但有黯然愁肠，两鬓华发，梦里豪情而已。王元化此诗，其情其事，实是包含了自己的命运感慨在里面。只是，他没有想到末一句诗"问君更得几时还"竟成谶语，而彭柏山就在文革初含冤去世了。王元化日后追忆道："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曾写了一首七律送给一位和我共遭磨难如今已故的友人，借以抒吐当时的抑悒情怀。我从来没有做过诗，今后大概也不会再做了……"。沉痛之情，溢于言表。而打击与磨难，这仅仅还是开始。
6-3 张可
事隔十余年，王元化于七零年至七二年期间，第二次被隔离审查。审查而加以隔离，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用语。颇似严重的传染病人被送至医院，加以隔离一样。在那一段年月里，像王元化这样的人，无疑也是被当作"脱离了广大的革命群众"，而患有顽固的"思想病"的"病人"，病情"严重"且能"传染"，故须加以特殊的对待。王元化在五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追求真理，沉浸学术，从没想到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被看得如此"重要"，牛顿看自己不过是个在海滩边偶尔拾到一两颗贝壳的孩子。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思想本来只不过是自家生命中事，而世间某些不相干的过于看重实在是兴师动众得惹人发笑。可惜偏有许多人惯于"从小见大"。而这一切只不过因为他不幸而生于这样的时世，尤其是不幸在这样的时代又生为一个以思想为生的知识分子。
之后，王元化被遣至上海郊区奉贤农场加以劳动改造。这期间，王元化第二次发作了心因性精神病。一次批斗会上，王元化忽然感到脸上身上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疼痒难禁，他禁不住全身扭动着。这次批斗会以他为重点，这副古怪的样子自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位因去过苏联也被批判过的女同志，对此大为生气，以为他是在装假。于是恶声叱骂起来，眼里闪动着憎恶和仇恨的光芒。王元化日后没有多提这件事，也无揣测那位女同志当时的心理，只是，对当时人与人之间因此琐事无端产生的厌恶与仇恨，王元化感到了极度的痛心。
以前，被批判了，总还有个温暖的小家可供休养生息，父母妻子的抚慰足以让人重新拥有勇气和信心。这一次，再被隔离审查，再一次发作心因性精神病，似乎一切又重来了一遍，但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覆巢之下，再无完卵。因为王元化的缘故，张可也受到了株连，上海戏剧学院所在系里的两个参加造反的头头将她非法隔离，甚至因高血压昏厥也不准看病。正是在这期间，张可落下了严重的病根。七九年六月，张可因这时落下的病根突然中风，昏迷七日不醒。王元化在医院里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嚎陶大哭，后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能用脑，读写俱废。此后家务安排多由王元化承担。后来，王元化在提到妻子张可的时候，深情的说道：
张可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虽然她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我没有一次看见她用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这不是许多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们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遏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在这丧失自由、倍尝屈辱的年头，丈夫和妻子谁都没有那几个词：抱歉、对不起、感谢。患难中，他们相濡以沫，默默地替对方承担起对方的那一份痛苦，又默默地传递着自己的关怀和理解，劝慰与同情，通过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在寒瑟中绽开的小小的微笑。那个年月，有多少对夫妇因为个人的利益或者相互间的不理解而分开了，甚至包括父子、兄弟，多少人因为这雪上加霜的行为而心淌着血，暗流干泪！利剑出自烈火，雪莲生于高山，唯于艰难中磨炼的真情最为感动人，也最能指引人。许许多多个夹杂着寒风冷雨的日子就在这真情中熬过去了。
6-4 父亲之死
父亲的死是承一系列苦难而来的对王元化最大的打击。虽然维周先生是九十余年的高龄，可是还是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将会永远地睡去，从此再不醒来，总觉得那一天还早呢。是啊，十余本父亲为自己口述而笔录的手稿还在面前，墨迹仍然清晰，仿佛还是那些个父子灯下治学的夜晚，父亲的笑尽管已显苍老，却仍透着爽朗和豪迈。怎么可能就这样去了？那教姊弟们作文、吟诗的温和的声音，那又宽爱又严肃的面容，偶而因自己的顽皮而显暴烈、严厉的眼神……是什么模糊了双眼，也同时模糊了记忆！几十年来，无言的关爱、督促、男儿间的心照肝胆，从散落的记忆中又串聚起来，拼成一幅无比熟悉却又隔得无限遥远的图象。
有时禁不住想，父亲在这个时刻闭上了眼睛，是不是觉得已看够这漫天浓雾中的丑恶与愚昧，而又嫌对光明的等待太过漫长？有什么比一个宁静、安祥的睡眠更好呢？但王元化还是感到深入骨髓的悲悼。"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极之德，昊天罔极！"人子的哀痛原是如此深重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一生偃寒，竟连这一愿望也达不到！
一九七五年，王维周先生逝世。独坐灯下，王元化陷入深的沉思中去。长夜正漫漫，何由而旦，又定在何时呢？
6-5 韩非与阴森森的社会
一段又一段的坎坷路途都在超于常人的坚忍之下走过去了，父亲的逝世反而更激起了王元化对命运的抗争。他从没忘记身上流动着楚蛮的血液，也从不以为人世的艰辛可以磨平人思想中不屈的棱角。楚国山川秀美，土地丰饶。《楚辞》更以其不朽的诗篇热情地歌唱了这一方土地所有的品物风流。然而，长留于楚人记忆中的，更多的也许正是那楚先民怎样在荆棘和乱流中赤手开垦的景象。"南蛮"，这是中原文化予以他们的蔑称。而当他们踩着先辈和自己的鲜血终于开辟出了千里沃野，处处山河的时候，"楚蛮"这一称呼成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骄傲，象征着强悍和不屈，进取和拼搏。
从一九七五年起，王元化开始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终在七六年八月撰成。当时的通行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对此，王元化是有疑问的。而在那个"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在那个由"人民大众"来"改造知识分子"的年代，个人敢于有自己的想法不仅需要有绝大的勇气，更需具备的还有一个学者所必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思想"。王国维当年于《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术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王元化在深信学术的价值必然比一时之政治为巨，他的研究韩非，只是因为一个学者的心灵不愿意在从于时势之下，而力求做到"根底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庶几不愧于"学者"二字。
王元化区别了韩非与早期法家。韩非思想以"术"为主，承之于申不害，而兼容法势。"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密的权术运用，而"法"则是成文的法律。韩非自言："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司马迁作《史记》，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有意将申、韩合传，而在《李斯列传》中称："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明显地把申、韩之"术"与商君之"法"区分开来。这是韩非与法家相别者一。其二，先秦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大抵是法治主义者，其进步意义在于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以法为统治。所以，商鞅辱太子，刑公子虔，虽明知后必为祸，仍不屈法求容。而韩非主张的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个人极权统治，所谓"君主本位主义"。凡事断于君主，非是决于法律，君王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见，韩非以君主的意志作为法令，并不能说是集法家之大成。在这一点上，他比早期法家来，只能是后退了。
韩非站在君王的立场上，主张以"术"治民。其书关于"术"谈得特别多，大略言之，首先在"疑"，不信人。其法又有着"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种种。如《内储说上》中的一个故事"挟知而问"，说韩昭侯握紧手，假装失去了一截指甲，故意寻找。左右把自己的指甲割下来，假装找到献给昭侯。因此，韩昭侯知道了左右的不诚信。韩非言人，"猾民愈众，奸邪满侧"，把人说得极为可怕，因之劝君主也以作伪的手段去试探别人。但又仅靠君主的人力显然不够，其次提倡"告奸"。但怎样能相信告奸的人呢？韩非自己解答道："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也即利用人的恶劣情欲。
韩非是一个性恶论者，认为人人都是坏蛋，并且一直坏到底，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并约束人的恶劣情欲，而执行这双重任务的就是法、术、势。《外储法左上》："（人）皆挟自为心。"这就是说人人都藏着为自己的私心。而这恰好可供君主奴役臣干。韩非对这点也有明确的说明，提出"质"、"镇"、"固"三术，把官吏的妻子亲戚作为人质，以备其变，是谓"质"。用尊厚的爵以压官吏之心，是谓"镇"；参伍之验，以 官吏之言，所以因其实，是有"固"。如果三术都不足以制之，唯"杀"一途。"杀"有明杀，暗杀或于饮食中下毒，或假装仇杀等。而这种法子，对于一断于法的商君，正是不屑为的。凭着君主个人的独断，尽管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但只要看着碍眼，就不择手段的进地暗杀，这哪里正谈得上什么"法治"？
王元化研究到这里，也可断定韩非与法家的不同，发现韩非凭其法术、势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相互往来，否则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人们也不得随便讲话，争辨是非，因为君主的话就是法令，除了重复法令的话之外，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让王元化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社会虽然只是数千年前的古人所设想的，然而许多地方却令他觉得似乎如此熟悉……所有的历史均可让后世以为镜鉴，与"广大劳动人民"相脱离的似乎"空言无用"的学术却又可能时掺入到现实社会政治中来。当初选择治韩非究属有心、无心？"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禁千口易，禁一心难。沉默中，文章终于完成了。
当时，文章不敢也不能公开发丧，王元化只把原稿给满涛、裘柱常等有限几人看过，在小小的共求真知的朋友圈子里共享心灵的欢悦。一九八七年，始收入《文学沉思录》结集出版。
6-6 送别满涛
大地似乎还是冬雪弥漫，地面下却已有千千万万的春草蓬蓬勃勃地绿了起来，渐渐发了芽，破了土。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并不象往年那么寒冷，相反，到处都显示出生机和活力。兴奋的议论和放声的大笑，这一切都召示着神州大地上发生的良好变化。"九州生气恃风雷"，粉碎四人帮，滚滚风雷一下子荡清长久以来笼罩着人们的黑雾妖氛，虽未至于马上晴空万里，毕竟又现出那朗朗乾坤。一天，当姜椿芳特来告知这个消息时，王远化觉得自己象从一场梦中猛然醒来，简直不敢相信所见所闻的全是真实。一阵狂喜一阵激动，他迫切需要找一个和他分享这份心情。他一口气跑到了满涛住的顶楼上，又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他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想说话却只是说不出来，末了，俩人只是相对着默默地流泪。设想过千百种迎接黎明的方式，从没想到会是这个似傻如狂，似痴却真的场面！
千万个惋惜和遗憾，父亲竟没能亲眼看到这令人血脉贲张的日子。王元化再没料到，和自己守在一起度过这日子的挚友满涛，竟也在此后三年间，撒手人寰。年近六旬，王元化已见惯了人世生死，仍自难以承受这猝然的悲痛。自少时相识，纵谈学问，结伴出游，乃至患难相扶，满涛都是那无时或缺的人。此后，更有谁与自己一起分享喜悦与悲伤，得意和失意？还有谁是能对着说不敢说的话，抒深埋心底的忧，嬉笑谑骂毫不着意，在他的面前最真诚、最坦率的？当满涛的遗体送入太平间时，王元化紧握住他的手，似乎仍能感到死者身上的体温。只是，再也醒不来了……数十年往事于面前一幕幕地掠过，王元化忽然感到悲痛无法自抑。回想近十余年来，双鬓渐华，亲友半逝，知交零落，一年年在磨难中挣扎着，岁月就这样从自己身边悄悄地溜走了，不着痕迹地先后带走了岳母、父亲、朋友……
6-7 谈龚自珍
七十年代末的几年，是王元化学术丰收的时期。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四人帮的粉碎给了人新的动力；也许是此数十年的悲惯早都结成了力量，而于此刻喷发出来，也许只是因为他从末屈服于暗夜之中，始终坚挺自励，所有耕种下的种子经过辛勤的培育，总会生长、抽枝，终于开了花，并且结了果……这时期，王元化写出了大量的有创见、高质量的论文。
七七年六月，王元化撰成长篇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这篇文章所以写出的因缘是由于在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龚自珍被尊为法家。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私利而厚诬古人，或强以己意凌加其上，这种做法并不鲜见，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所要做的正好相反，是要把后来历史的尘沙全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清除开去，还其本来面目。政治是权术诡术的斗争，而学术却只承认真实，王元化不能容忍的是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而另一方面，龚自珍恰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率情率性之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相隔两百年，王元化仍自从他身上感到一种让人震颤而且感动的力量，因为，那也正是他所持有的。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本来的龚自珍。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社会，朝廷腐败，士气衰颓，上下只是一片萎靡风气，龚自珍诗"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指的这种局面。世风反映到学术界，便是"文格渐卑庸福近"，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无非苟且之徒而已。然而，物至极必反，在这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性格坚强、才气横溢的思想家。他们留下的著作不仅反映了自己的时代，而且也开导了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河。龚自珍即为其中杰出代表。他和他的友党都是有胆识有魄力的人。鸦片战争前，他在京师曾与林则徐、魏渊、黄爵滋等交往唱和。于厉行禁烟抗侵略问题上，他们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砥砺磋商，安危与共。龚自珍并曾想随林则徐南下，为禁烟效力。未果。
龚自珍的交游极广，非只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人绘其肖像：广额 颐，戟髯炬目，故衣残履。他做人不懂世故，说话不知顾虑，交游不问身份，常和社会底层的人来往。他的一位友人记载他"曾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籍地坐，拎一短衣人共饮。"时读书人穿长衫，卒夫着短衣，他居然与一个平民走卒贩夫之徒共饮，可见出他的纵情和任性，放荡不羁。他常自觉得这些小人物纯朴率真，他们的高尚品质远远胜过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和追名逐利的名流学士，说他们"愧杀读书人"。但他的这种思想行径自然多引起人们的误解，大多目他为言行怪诞的狂士。时称"龚呆子"。便连友人也不理解，知交魏源写信劝告他："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一世人尽多非难，龚自珍也经历了几度彷徨，但从未放弃过冲决封建罗网的大声疾呼，要求个性解放。
思想反映到文学上来，龚自珍的文学主张可以"达"、"诚"、"情"来概括。"达"，指除以词达意外，还需完整地表达个性。"诚"，指真实性，抒发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情"为根本。在龚自珍，"情"非指"持人情性"之类，而就是反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自我"。他曾著《宵情》篇专论"情"之为物。正是由于这一个"情"字，龚自珍不能如外祖段至裁所劝诫的"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不能"著书都为稻梁谋"，不能谨言慎行，一世为"乡愿"，以及于在被漠视被曲解中度过了一生。一生与贫相伴，家里时有索逋者上门，几乎日闻剥啄声。最终在寂寞中悒悒以殁。
龚自珍的文章约分两类，一为经世致用之学，一是批判性的讽刺文，以后者价值最大。他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更法主张，以"变"为纲，因此文革间有人把他编入法家队伍。实则，龚自珍从未推重过商鞅，更未提到过《商君书》，对王安石则有褒有贬。龚自珍的思想来源极杂，均采儒释，也从未反过儒家。他只是在许多思想、许多道路中寻找最适合经世的一种。但都无成效。反是他的讽刺寓言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统治。一旦领会了隐寓在其诗文中的深意，就会使人感到他的讽刺象利刃般的犀利，象烈酒般的辛辣。而他自己也充分地认识到他的寓言的价值，言"经济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梁启超写《南海先生传》时曾提及世有"生时人物"与"应时人物"，龚自珍其"先时人物"欤？
王元化写成此文时，尚未平反，书籍未启封，手边缺乏资料，文中有二、三处地方失实，后来得一位历史所的樊克政同志写来恳切的信，一一指出，才得以纠正了资料上的错误。文章发表后，被译成日文，收入日本学者冈村繁所编的论文集《中国诗人论》。
6-8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三度通读黑格尔哲学，这种纯思维的训练使得王元化在生命的困顿时期因为沉浸内心忽视外物而安然地渡了过去。从七七年到七九年，他写了一系列的哲学论文。
七八年十月，撰《<黑格尔人类学>札记三则》，题目分别是《审美主客关系》、《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情况--情境--情节》。一九八八年十月略作修订后发表。后收入《传统与反传统》、《清园论学集》两部集子。
一九七八年，撰《应区别两种不同的表象》、《由一般到个别和由个别到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寓于个别性中》等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短论；后又于一九七九年撰《艺术表现方法不应划在形象思维之外》、《感情和理性》，一九八一年撰《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要保持生活的现象形态》，后来集合诸文，合题为《形象思维杂记集录》，收入《文学沉思录》。
七九年撰《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文，后收入《清园论学集》。王元化在《我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中说："我隔离结束回家后，利用长期等候做结论的空暇，重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这篇不长的文字中所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我们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一般认为这个说法很难纳入认识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共同规律，于是援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和"说明方法"来加以解释，以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指"说明方法"。对于这一点说法我一直未惬于心。当我根据《小逻辑》中有关知性的论述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时，渐渐从暧昧中透出一线光亮。越思考下去，问题就越变得明朗。就马克思在《导言》中对这问题的说明来看，我认为马克思也是运用了感性──知性──理性三段要求。如果这样去理解他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所作的说明，问题就变得明白易晓了。马克思在《导言》中仔细地阐释了这个方法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把他说明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即指感性）──第二阶段"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即知性）──第三阶段"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即指理性）。问题太明显了，这三个阶段不是阐明感性──知性──理性又是什么呢？这一发现不禁使我欣喜万分。
农夫因为丰收而喜悦，画家因作了一幅美妙的画而欣悦，诗人因灵感得了诗句而得意，学者则以心灵的劳动有了成果为最大的愉快。永远只有这个时候，生命充满了光辉，为精神的伟大而照亮。忘却了嚣嚣的人间，也忘却了世俗烦恼。此中乐，不足为外人道也。
6-9 《文心雕龙创作论》
在王元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部分稿是几乎伴随了他半生时光的，这就是关于《文心雕龙》的写作。七九年十月，积王元化多年心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终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稿子开始写于1961年，至1966年初稿基本完成。在文革期间原稿曾被抄走，文革后幸被找回。从开始写作那天起，王元化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
最初开始构思并着手撰写这部书的时候，王元化的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在1983年6月出版的第二版《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跋中，王元化写道：在六十年代的头一、二年开始酝酿并写作此书时，正是学术界自由探讨的空气比较活跃的时候。报刊上出现一些有关科研方法的文章，比如"抽象上升到具体"等有关科学规律的理论、边缘科学、科学杂文、文献与文物结合等，这种活跃的学术空气带来的清新气息，不仅给人鼓舞，也使人的头脑从僵滞狭窄的状态变得开豁起来。它打开我的思路，使我想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作引起新的尝试，首先想到的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
除了当时学术氛围的影响，使王元化有心探讨文学的一般规律外，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其时，王元化正耽迷于黑格尔的思辨魅力。日后，当他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并作认真清理时，七九年《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在论述规律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直到第三版时才被删除。至于又有新的增添等，都是以后的事了。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总论刘勰的身世，前后期思想变化及文学理论的梗概，下篇专论《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共八题。书稿体例以释义为正文，释义小引中说："《释义》企图从《文心雕龙》中选出那些至今尚有现实意义的有关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方面的问题来加以剖析，而这方面的问题几乎全部包括在创作论里面，这就是《释义》以创作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正文之后有附释，或专题研讨，或提供理论资料。之所以如此，是参照清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修订时不更动原来文字而只加附录的体例。书出版后，得到了郭绍虞、季羡林、王力、钱仲联、王瑶、朱寨诸先生的赞誉。此外，见诸文字的品评或引论，包括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导言》在内的专论、专著数十种。这些品评不仅仅限于古代文论范围，而且也伸展到其他领域。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文心雕龙创作论》与《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荣誉奖。"十年辛苦不寻常"，对自己的著述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及回应，王元化无疑感觉欣慰。
其时，文革虽已结束，王元化仍未得到平反。十一月九日，王元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此期间，得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转告平反通知。作为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历经二十三年，王元化此一冤案终得洗刷清白。此中的滋味亦无暇细细咀嚼。他有好多文章要一一写来。
第七章 春天的启蒙
7-1 春天里韶华极胜
1981年前后，当代史家称为"拨乱返正"时期，文学史家称为"新时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亮色，声讨"四人帮"、反思文化大革命，一场思想运动表明：中国思想渐渐复苏健康的理性、平正的人性。春天里韶华极胜，文学在其中的意味，犹如古代的启示："齐一变，至于鲁"，礼乐文明产生了孚萌新机之功。
王元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涉及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写真实。那一时期的文学实质上是苦难文学，很多作品大量展现时代悲剧和中国人心中的苦难和创伤，麻木的中国心灵终于激活了对苦难的感应。然而总有一种声音教导人民要"向前看"，他们说苦难和悲剧不是必然性，不是"艺术真实"，说真实性强了，倾向性就弱了。王元化的文字鲜明地为写真实作理论辨护，他认为只要直面人生，写出生活的真实本来样貌，就一定体现出真正有诗意的思想倾向。王元化的"真实"观无疑带着黑格尔式的烙印：理性潜寓于现实之中并表现自己，然而却有力赋予苦难文学的合法性存在。第二是人性问题。从讴歌领袖和英雄神话，转向发现人性，从革命、斗争神圣到反对精神奴役人性摧残，新时期文学如解冻的春水浩荡。理论界重新发现人性原则，但是理论界总是生活在语言套套中，突围不易。所以人们总是在人的自然属性、阶段性、共同人性等概念中倚轻倚重。王元化写《人性札记》，除了他深厚的思辨哲学素养，能够在时代的语言套套之中游刃有馀，──更可贵的是他的生活经验显出理性清明：他非常重视经典作家在《神圣家族》中一段话："玛丽所理解的善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自己的像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暇的天性。"王元化还写道："'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的成长'，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精辟地说明了文学作品中的人性问题。"──我们看到，深受黑格尔思辨方法影响的作者，绝不会将普遍人性从具体人性中孤零凸显出来，但是，良知和理性的直觉，还是不得不使他实际上认同"善良"、诚实、"纯洁无瑕的天性"等属于普遍人性的存在；而这一直觉的认同，毕竟扣合了新时期文学最有光采的思想：人性的原则的发现与醒觉。
王元化的理论文字，既有周密沈深的学理（这来自于他在隔离时期沉潜思辨世界的收获），又有良知体验的洞照（这来自于他的现实人生感受与文学纯正趣味）。放在那个时代，确只是意思端然，只是情理平正。这时却引起一位文坛老人的注意。这位老人开始从糊里糊涂的状态清醒过来，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的不好，开始回归一种端然与平正。然而，当他开始发出一点自己清醒的声音时，却又不料引起一场大的麻烦，王元化也卷入了这场麻烦之中，这须要细说缘由。
7-2《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缘起
1982年秋，王元化还在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担任领导工作，忽然接到市委通知，说北京要他去。去做什么，通知说我们也并不清楚。九月底，中宣部派文艺局局长梁光第来接他，说宣传部贺敬之副部长调他去一下，又说周扬同志有篇文章，希望王元化能帮他起草。王元化放下手中工作就去了。住在北纬饭店，第二天就开会，与会者：顾骧、陈诵、陆梅林、程代熙、王元化、梁光第。本来周扬和贺敬之要来，但不巧二人都生病了。
在这次会上，王元化得知，这次会是贺敬之安排的。周扬为这次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准备写一篇大文章，为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化，疏理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梁主持的这个会上，大家首先研究为周扬文章主持起草的人选，有人提出要王元化来担任。王元化说他工作中断了二十多年，复出不久，情况不了解，接受这项工作有困难。但是讨论下来的结果，大家还是觉得由王元化负责最合适。提到是否要对理论界莫衷一是的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作一次明确、肯定性的表态，陈诵因与王元化意见不同，在会上有争辨。陈诵大意是说西方现在提的人道主义有反动的目的，我们不能跟西方走。
会后，顾骧陪王元化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周扬见到王元化，却问："你怎么来了？"王元化大为惊诧："不是说你要找人写文章，要我参加起草么？"周扬这才记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章的事，"前些时候，我曾说起要找几个人一起谈谈，比如上海的王元化，可是现在我生病躺在医院里，怎么能写呢？"。这次王元化赴京，由于周扬生病，撰文一事就搁下了。
1983年初，王元化应邀到天津迎宾馆，与王若水、顾骧共同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讲话稿，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由王元化统稿，周扬本人定稿。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遂引起很大反响。因为讲出了理论界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的话。讲得十分系统、深入。而且由周扬的口里讲出来，增加了文章的权威性。文章的要害，是对人道主义有明确的肯定，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表述，有充分的正确阐述，实质上是承认和肯定共同人性。胡乔木找周扬等谈话，对此文严加指责，以后遂引发为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一时间，凡提人性，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谈人道主义色变。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学位论文，上面规定一定要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然就拿不到学位。
1983年10月，全国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王元化在后来《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一文说：
1983年初，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为周扬起草那篇惹起一场风波的讲话稿时，周很欣赏我对知性问题的阐释，他坚持要我在讲话稿中把这问题写进去，我说在此以前我已有文章谈过了，再写入讲话恐怕不妥。但他认为没有关系，他说可以说明他对这一观点的赞同。这篇讲话稿后来成为引发一场运动的开端。在这场运动中，知性问题虽然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也受到株连，被指摘为唱对台戏，要回到康德去。
一个直接的行动，就是中纪委派人到上海调查王元化为周扬起草讲话稿事，──虽然王元化问心无愧，他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上海市委成立了思想领导小组，由夏征农任组长。王元化的宣传部长一职，已不大能起作用，他开始养病。事后，他说："宣传部长多半是整别人的，可是我却被别人整。
7-3 宣传部长
这里要补叙王元化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一段经历。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元化被推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当时他正在黄山休假，上海方面打电话来，让他提前结束假期，准备去北京开会。这次推选是偶然的，本来文艺界没有代表，后来决定临时补上，由上海市全市的党代会投票，王元化的得票最高，大家反映他为人正直，敢说真话，理论文章写得好。王元化的当选，也真能体现新时期的世风端然，情理平正。
四人帮曾在上海活动猖獗。张春秋、姚文元、王洪文的潜力，一时难以干净清除。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攻碉堡"、陈云提出"挖根子"，中央对上海的新干部班子，甚为关注。在这一背景下，王元化开完十二大之后，不久即被提名作为市委宣传部的人选。
王元化表示自己不能做。理由是自己长期脱离宣传工作，人不熟，很多情况也不一定了解，再就是自己的性格也不十分适合，因为过于率直，有时会误事情。请求组织给一点时间，能做点一些学术工作。
但是，组织派人说服王元化，主要理由是这是一段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希望王元化能出来主持工作，带一带年轻同志。于是，王元化终于答应了。
王元化上任宣传部长没有多久，就碰到清污运动，在上海万体馆开大会布置传达，是王元化主持的，宣读文件，半个小时散会。后来就生病，似乎再没有主持什么正式的会议。但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要他写检讨，他不想写，就去了广州疗养。两年一到，他就正好下台。王元化后来回忆说，还是离开这个位子，能真正静下心来读点书，写点东西。他毕竟是惯过独立思考生活的人，毕竟是长期读书生活，养成凡事须认真推究学理到底。纷繁琐碎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以及仅仅依傍政策文件来指导行动，对一些人适合，而对于他却未必适合，所以他会跟那种适合的人，格格不入；所以，适合做这工作的人，会怎么也看他不顺眼，觉得他连做官的基本规矩、常识，都不能正常了解。而他觉得那一类人，有时不可思议，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王元化一辈子做人做事，总是认为要拿出自家真实生命来面对，总觉得这样付出才算是有力量有光采，有真实收获的人生，可是这回他总算意识到，光这样一厢情愿拿出自家真实生命来面对还不行，还要看自己是否适合，换句话说，就是要有真实的自知。
7-4 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
王元化任宣传部长期间，除了为周扬撰稿那次之外，就再也没有赴北京开过会。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就十分不高兴，说："为什么你们的部长不来？"
1981年12月，王元化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与王元化同时被聘的还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朱东润、李荣、吴世昌、肖涤非、钱钟书、钟敬文等。这一年，他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员制度的建立，是一件大事。她标志着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工作，从此走上正途。同时也标志着国家将高级人材的培养，学校专业建设的长远规划，以及对专业水平的评估等权利，不再由长官意志和外行官员决定，而是交给学术权威和专家教授决定，所以，可以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术决策机构，她的组成成员，皆是各专业学术领域深受众望的权威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
是年，王元化六十一岁。他比吕叔湘（1904）小十六岁，比王力（1900）小20岁，比朱光潜（1893）小23岁，比朱东润小24岁，比钱钟书（1910）小10岁。
王元化一直珍藏着这张全体成员合影的照片。现在除了王元化和钟敬文、李荣先生还在，其他老先生，都先后谢世，杜诗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惟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政治人生的千种风光，王元化只是当作烟云过眼，而学术世界的故旧知交，他是这样的相悦眷念。回忆起那次开会，王元化说：
老一代学人办事认真，不循私情，完全为国家培养人材着想。王力是小组长，吕叔湘是副组长。王力见我时说，你的《文心雕龙》研究写得好，你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钱钟书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当时，我的书和他的著作同被评为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现在社会上有人喜欢以炒作方式标榜，说什么"北钱南王（元化）"，《南京日报》1998年7月26日吴崇明专门找我作电话采访，我明确对他说此说不妥，钱是前辈，我只是做了一点学术工作晚辈，决不好这么提。学术界要反对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这张照片，是当时吕叔湘、钱钟书一把将我拉过去，所以挡住了王季思（起）先生。
在这次与会的专家学者中，王元化与北京大学王瑶教授最是神交。1989年冬天，王元化与王瑶通信，说自己心情不好。王瑶回信表示要到沪上开会，会后一定好好在一起谈谈话，并宽慰说：
来示所说的心情，彼此与共。晋人王弼曾云：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姑共勉之。
谁知这封信竟成绝笔。王瑶在上海因病不治去世，王元化撰文悼念云：
龙华举行的遗体告别一结束，他的家属和北大来沪的同人就匆匆回京了。这时我才感到茫然若失。在寒冷的夜晚，白天的喧嚣归于沉寂，四周静下来，我为国家推动这样一个人才，为自己推动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悲痛。我想到他们中所说的"应物而不累于物"，大概对他来说，是表示了一种对生死处之泰然的态度吧。但是，我又不大理解，他这次动身之前就已感到不适，可是还要奔波于苏州、、上海，为什么他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又想，他在信中，在电话中甚至住院躺在床上都和我提起叙衷曲的事。他的家人也和我说他向他们提过这事。但预定的这次谈话永远不能实现了，我不知道他要谈些什么，我似乎可以预料到一些，但这些朦朦胧胧的的感觉一旦具化，又像阵阵幻影从意识中纷纷退去，无影无踪了，这使我感到遗憾。
……
7-5 以《文心》为媒
《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后，王元化除继续发挥他提倡的"三个结合"的方法论之外，又在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推动《文心》研究会的成立，一是关注日本"龙学界"的情况。
《创作论》的影响甚大。一些高校将此书列为博士研究生必读书目。有力推动了学术界对《文心》的研究。《文心》研究的广泛兴趣，又有力推动了古代文论研究，以及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兴趣。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具理论系统、最有文化思想涵量，同时又对文学创作有最大涵盖面的一部名著，《文心》研究可以汇聚各种不同研究专长的研究力量，如文艺理论、美学、文艺心理学、六朝文学、诗学等，同时也可以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如文字训诂学、史学、文化学及思想史等，《文心》作为当时的一门显学，是当之无愧的。
1982年10月，王元化参加了山东济南举行的首届全国《文心雕龙》讨论会。会议成立《文心雕龙》学会筹备小组，推举王元化任组长。次未8月，王元化又出席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王元化、杨明照被选为副会长，周扬任名誉会长，会长为张光年。
此一时期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特点，是将视野扩及日本龙学界。1983年出版了由王元化编选，彭恩华译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收入吉川幸次郎、户田浩晓、斯波六郎、兴膳宏、冈村繁等日本汉学家的重要代表作品十二篇。王元化在《序》中除了介绍日本研究《文心》的学术史之外，更对以斯波六郎《文心雕龙札记》一文为代表的一些具体学术问题，展开细致讨论。这篇《序》文，可以说是中国"龙"学界与日本"龙"学界之间，由睽隔不通而对话交流的第一篇论文。
八十年代的"《文心》热"，不仅是学术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敞开国门、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时代象征。它典型地表现了压抑以久的中国文化与亚洲、与世界恢复联系的渴望。
1983年9月，王元化作为中国社科院委派的学者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团员有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牟世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王元化曾在京都、九州、广岛、东洋等七所大学发表演讲，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成果。在九州大学的演讲，后来刊载于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一书。在广岛大学，王元化与日本汉学家目加田诚、冈树繁、古田敬一、小尾郊一、户田浩晓、兴膳宏等举行座谈，这次中日汉学界一次十分有意义的交流活动。此后，又于1988年，在上海举办首次国际《文心雕龙》研讨会，以《文心》为媒，中日汉学界的交流进入一个十分和谐的阶段。
7-6 母亲的去世
对王元化来说，母亲的去世是很大的打击。虽然，那时母亲毕竟已九十六岁高龄的人，也算是享其天年了，他还那样深深地陷入了失去亲人的悲哀之中。
他与母亲的感情如此久久长长。自抗战以后，就生活在一起。日伪统治下最艰辛的岁月，隔离反省最苦难的日子，他们都是如此相依为命地过来了。他一直以为，他们就会这样久久长长亲亲密密地厮守一辈子。当宣传部长，工作忙了，呆在家里的时间相对来说又少了些，谁知母亲这时竟一病不起了。
母亲的殡仪，是请牧师来主持，在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举行的。之后还了发生了一件令元化难以释怀的事情。殡仪馆的人来运遗体，王元化根本不懂得这个时候要送烟、送钱，于是那人大声呵斥他："你自己来抬！"那年已是六十六岁老人的王元化，就在后面很艰难地撑着，从三楼上踉踉跄跄地抬下来。到了车前，只见那些人把白被单一裹，使劲就往车厢里一扔，像是扔一件东西。王元化失去慈母，心情本来就悲哀，见此情景，内心更是大受刺激。
母亲的一生，善于持家，能干、坚韧，从不向命运低头。母亲的性格，是他在许多不幸的日子里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母亲的性格颇有几分汉子气。她喜长段背诵《三国演义》的回目，诸如"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之类，铿锵有声。王元化难忘：抗战后，母亲只身一人北上，将北京老家里的东西大部弄回上海。开门只见她，绑腿，扎腰，一身风尘仆仆，大眼炯炯有神，像个古代的女侠。1979年，时年九十三岁的老人，还亲自写信给周扬为长期遭隔离的儿子申冤报屈。当时周扬看了，也不得不松口，说："我应该为他证明一些事情的。"王元化后来看到母亲那封信的底稿，为她的不折不挠，深受感动。
7-7 招收博士研究生
从1981年起，王元化就已经具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可是，他一直没有招生。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工作不在学校，在具体事务操作等问题上有诸多不方便，另一方面作为宣传部长，他也确有身不由已的任务。1985年，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他在友人和校方的一再劝说之下，开始招收首届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当年考入他门下的学生有两名：陆晓光和蒋述卓；第二年为吴琦幸；1987年为胡晓明；1992年为傅杰。后来，陆晓光的胡晓明毕业留校任教。蒋述卓分配到广州暨南大学，现为该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吴琦幸1988年赴美联合培养，现留美工作。傅杰毕业后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留校至今。
王元化指导学生有个最大的特点，即引导他们往基础扎实和视野开阔的方向走。他常常引用熊十力先生的一句话："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他认为乾嘉学派的文字训诂工夫是文史学者不可少的基础；反对基本文句都没有搞清楚，就一上来讲微言大义。为此他在不少文章中专门讲这个问题，还特意针对某些海外学人不够尊重中国原典的学风，写过好几篇论学札记。所以，王元化的几个学生写文章都比较注意根据充实，不敢轻易逞一己之意见歪批文史。在专门学问方面，王元化尽自己的努力教，同时也请学有专长的老先生指导，比如，介绍叶笑雪先生教蒋述卓佛学；介绍钱仲联先生教胡晓明诗学等。
王元化在八十年代后的思考重心，就已不专门放在纯文学、纯理论上。他关心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在这些领域中撰写一系列论文札记。于是他的学生也受其影响，多倾向于以文学批评史专业为原点，同时兼顾文化、思想、宗教、哲学、史地、学术史等领域，广泛涉猎，以专带博，以博辅专。几位学生的学位论文，分别从佛教、中西早期哲学、儒家思想、上古宗教与神话、近现代学术史等角度，切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域。发表后均受好评，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王元化十分推崇古人那种书院式的教学风气。所以他带学生往往不拘形式。往往在散步、聚谈、闲聊的当下，师生间就有亲切、有意义的交流。所以他的家往往成为学生们比较随意的去处。学生回忆文章写道："最忘不了我当学生时每个周未到先生家去改善生活。师母总是换着花样，把或烤、或炖、或蒸的鸡、鸭，或鱼、蛋搛到我的盘子里，然后在一旁惬意地看着我像一个灾区的饥民一样吞咽。还记得当师母站起来为我们分地，先生总是不高兴：'你不能总这样，人家有人家不吃的权利嘛。'……"
7-8 化学问为生命
王元化在八十年代时，每顿饭还能喝酒。白酒、洋酒和红酒，他都能饮上一点。他喜欢与学生的年轻朋友在一起聚谈，用他的话来说是"指天划地"。谈学问、谈思想、也谈社会现象、谈改革、谈国际国内新信息。话题不拘形式，思想自在遨游。从新思想到旧道德，从抽象的玄学推导到民间的京戏片断，从文艺复兴的经典到五四的思想人物。谈到快意时，他会朗朗背诵莎士比亚的一段对白，老杜的一首七律，或干脆就是熊十力的一段语要。他聊天时无所顾忌，臧否人物往往不讲情面。对于社会的不公、历史的扭曲、人间的阴暗龌龊，更是声色俱厉，一双大眼睛圆睁着，里面快要喷出火来！这个时候，不由让人会想起熊十力说过的话："做人做学问，都要昂首天外。这些家伙，理他做什么！"中国旧时士大夫说的"气象峥嵘"，或云古意犹存一二。
然而他对学生讲得最多的，还是要他们好好念书做学问。他常常讲自己的过去经历，尤其是隔离时期的读书生活。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意思：理论不仅是求知，学问不仅是博闻，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燃烧自己，让学问融化到思想中去，让生命放出光来，这才是求学的真谛。他说，他在遭受磨难时，最能够体会到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受腐刑、下蚕室，本可一死，一了百了，却忍辱负重，偷生苟活，为什么呢？难道他真的把生命看得太重？真是的好死不如赖活么？他绝不是的！司马迁当时如果就那样死了，他简直就像一只蚂蚁、一根干草，与粪壤土蛆同朽。然而人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司马迁真正懂得人格的尊严，生命的高贵。他把人的精神存在的意义，看得高于形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他视人格的力量，寄予在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人格力量，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所以能战胜逆境，战胜屈辱。，战胜人生的最大不幸。从粪土之中，终昂起不可屈辱的头颅。司马迁的生命气质，是真正的高贵。
可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变化的中国现实，似乎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7-9 《新启蒙》的创刊
八十年代下半叶中国社会变动加剧。一方面，久被压抑的经济动因开始释放，旧的体制开始松动，改革牵连着千家万户，社会出现经商热；另一方面，知识界十分躁动不安，久被控制的思想激情开始寻找突破，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一个以文化批判开路带动现实批判为主调的潜流涌动着，传统观念在受冲击而发生变化，酝酿着新的创造。在这个背景下，王元化主编了一个名叫《新启蒙》的刊物。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一个八十年代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文化思想事件，既引起来自左的势力的批判，又遭到九十年代一些人的诋毁。那么，王元化办这个刊物的初衷究竟如何？在办刊物过程中有什么想法，应该在这里如实追叙。
《新启蒙》创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发行了四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在第一期的"编后"中说明创刊缘起："没有堂皇的目标，也没有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在当前娱乐性消费性读物正是迅速挤走有质量的严肃读物时，为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理论探讨做些工作。"又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屏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这里再一次说出了王元化向来坚持的独立思考权利与为学真诚信念。他的初衷是积极倡导一种不讲空话、大话、假话的朴实学风，并从一种既有学理，又有思想关怀的立场，努力去经营一种有时代新意的学术空气、文化精神。论丛筹备时拟定的名称是"时与潮"，后来因得撰稿人之一包遵信的建议，才改名为"新启蒙"。
《新启蒙》的这一指导思想也贯彻于其后的"编后"文字中。由于论丛经济条件下的限制，它无法出钱刊登广告，而这对于一个刚刚问世的出版物的发行是十分需要。所幸当时有不少报刊以登载消息的方式相助。对此，《新启蒙》第二册"编后"中曾说："一些报刊完全是出于我们对文化事业做点有益工作的愚忱，义务地发表了我们送去的出版简讯。"由于这些义务相助，出版社方面收到了许多询问如何购书的来信，其中有不少是工人寄来的。接着王元化还从出版的角度考虑到当时学术文化滑坡的原因。在该"编后"中他指出原因之一是出版界在制定选课计划时"以票房价值为准则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使得切切实实进行理论探讨的读物被视为无人问津的赔钱货"，而实际上"读者并不是像某些也是文化人的头头那样趣味粗俗，知识浅陋，他们爱真理，有求知欲。"
7-10"都乐书屋"事件
《新启蒙》创办后受到的压力在次年1月北京"都乐书屋"举行的那次发行会后明显地显示出来。在此之前，论丛虽然引起一些报刊义务刊登广告的自发支援，但由于发行渠道的不畅，第一册10月出版后，至12月份编就第三册时，出售情况依然不佳。为此编辑部做了不少努力，在《新启蒙》第三册的"编后"中，主编特意就发行工作上的问题向读者致歉。"编后"中还谈到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上演优秀剧目时观众的热烈反应，以此说明好的戏剧总会有观众，好书也应该会有读者，出版工作者应该"动一动脑筋"，扭转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滑坡的局面，努力为社会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次月王元化去北京参加"都乐书屋"为《新启蒙》论丛而举行的发行会，主要也是出于开通渠道的目的，虽然王元化并不赞成当时已经风行的用所谓"炒作"来招徕读者的方法。据当时都乐书屋发行的参加者之一包遵信回忆说："宣布开会后，先由王元化讲话，他倒没有什么套话，一张口就开门见山，说：'我们办《新启蒙》就是要发表一些既严肃又有创见的论文，目的是要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从文化的高度来探讨人们关心的问题。'"
接下来是自由发言。发言者有的由出访东欧的感受谈及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矛盾，有的从当时治理整顿谈及有人想借机否定改革，也有的对出书难的现状发感慨。会至途中发生一次波澜，包的原文是这样叙述的："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突然人们鼓起掌来，原来是方励之来了。这时我们才发现紧挨着门旁的讲台边，还有几位洋记者，他们好象是专门等方励之来似的，方一进门，闪光灯就亮个不停，方先生顿时成了当晚'明星'。"文中叙述方待记者们照相忙碌后，未经主持人有请便开始发言。他谈的主题是最近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并说现在应该提出人权的斗争目标。方的"慷慨陈词"后"会场好一阵的鸦雀无声"，"好久也没有醒过来"。包遵信还写道，当他听了几个人的发言了。会场由此进入"放羊"状态，一刻钟后就宣布散会了。
到会旁听的许良英也提到此事："会上的发言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实际上是《新启蒙》丛刊的新闻发布会。""我理解新启蒙的倡导者立意不过是要继续五四运动的未竟之功，使政治向文化回归而已。""方励之出场以后，把座谈会给搅散了，什么问题也讨论不成"。
发布会的实际效果和意义当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评说，但是从《新启蒙》的角度讲，它所受到的曲解，其借口即据此。据说当时北京宣传部中某人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同样的评论不久也出现在香港的报刊中，如89年2月5日的《快报》中以"反对党的先声"为题评论此会，甚至把方励之说成《新启蒙》创办人。
《新启蒙》的编辑工作主要在上海，而出版则是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北京这次发行会，湖南教育出版社打电话告知其地的公安厅要传讯他们关于《新启蒙》的事，编辑部当时估计是出于北京某些部门的指令。为使论丛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王元化曾特为写信让编者去北京到有关方面据理申诉。申诉的结果是，湖南方面不再受查问了。
7-11 后来的夸张
与这次发行会不无关系的是，大约在《新启蒙》第三册发行后，主编王元化鉴于读者对论丛的热心和有关报道失实的情况，在1989年4月的一次答记者问，特意把筹办过程中曾经与理论界一些同志者商量而定的宗旨作了说明："丛刊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关于论丛的名称，他这样说：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些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就曾经提出并讨论过新启蒙问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无非是说现在的思想启蒙不仅是继承五四的启蒙运动，而是深化了。"（《文汇报》1989年4月16日）《新启蒙》自1988年10月创刊后，原计划是每月出一册，但是由于出版发行方面的种种障碍，实际上变成每两个月才能出一册，即在12月、次年2月、4月相继共出了四册。按这个周期，第五册应是1989年6月出，而在五月初时编辑部的稿件已经大致编至第六册。由于不久发生的事件，第五册终于未能与读者见面。王元化该年5月2日为论丛第六册所写"编后"，其中一段话颇反映出当时编者的苦心："这一本丛刊原打算在五四出版，但拖到现在才和读者见面。（实际上还是未能和读者见面）这不怪出版社，也不怪发行机构，编者只能感叹现在力事之难。已出丛刊文字俱在。但还是引起许多以耳代目的责难。编者不得不放下编辑工作，忙于去打本不需要去打的交道。两月多时间，身心俱疲，遑论其它？现在总算可以重理正业，但计划打乱，出版拖延，这是要向读者告罪的。"从中可见当时论丛所遇的障碍不仅仅是出版发行方面，更有"以耳代目的责难"。这种责难主要就是来自体制高层中某些人把"新启蒙"与所谓"建立反对党"联系一起的夸张想象。《新启蒙》在89年出版了第四册后，7月份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人民日报》那篇关于"反暴乱"的长篇报告中，首先提到了那次本来只是为《新启蒙》发行而召开的会，把它称名为"新启蒙沙龙活动"，将《新启蒙》牵连到"六四"事件中去。不久上海方面也一度出现了类似的说法，把《新启蒙》论丛1988年末在上海某大学所曾召开的一次题为"新启蒙与现代化"的文化研讨会，说成是上海动乱的起点。《新启蒙》论丛停止后仍受到种种压力和惩处。据告湖南的有关出版负责人因之受牵连被撤职，而掌管思想和文教大权的胡乔木特地来上海要对主编人下手（此事后受抵制而未实现）。这种情况在《新启蒙》停办一年后，又发展蔓延为由某些文化人出面的批判，其代表性文章就是程代熙和李希凡所写的两文。程的那篇文章中把《新启蒙》定为"具有机关刊性质"，这种思路与当时把"新启蒙"同"建立反对党"联系一起的夸张想象显然是一到致的。这些情况才是《新启蒙》在压力下不得不停顿的背景。
86年，李锐书刘禹锡《浪淘沙》赠王元化："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元化十分珍爱此条幅，这里有友人对他的理解与勉励，同时也恰是八十年代王元化心境的简炼概括。
第八章 反思的年代
8-1 白藤湖
"这地方名叫白藤湖，距斗门县府所在的井岸镇有数里之遥，它正在开发为一个旅游点，目前还是一个人烟稀封的偏僻处所，我在这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已快三个月了，虽然寂寞，但我很喜欢这片幽静土地的美丽风光，我的窗外可以看到平静的湖水映照着蓝天上缓缓游动的白色云朵，永远是那样安详和恬静，即使微风徐徐拂过湖面，吹起细细的波纹悠然荡漾着的时候，也给人带来一片和平，使我去掉浮嚣，在大自然中变得像它一样宁静……"（《思辨发微序》）。
广东沿海靠近深圳的这个小村落，是当地文联为作家准备的一个渡假村。王元化为南方这一景色怡人的小村深深着迷。92年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春节，王元化都偕同张可在那里度过。那里的简单宁静和朴素，使王元化得以躲避一切城市中浮躁、矫作和烦恼，使他得到某种身心俱适的放松。飘泊太久的灵魂需要止泊，外驰过度的心灵需要回归人性本然，相刃相靡的生命渴望平和、悠然与和谐。古诗中说："有时白云起，天际自卷舒。心中与之然，得兴每不浅"。他打心底里对这里的山水，产生一种清清平平的感念之情。
清清平平的心境，中国的老话说，叫"涤除玄览"，叫"至人用心若镜"。很长时间以来，他感到一直处于一种焦躁不安、匆促应对的心境，很难得把心放得这样平，这样清明，像书经里说的"思安安"。──思想有待于安静下来疏理；过去的文字有待于从容斟酌、去甚去泰；一些看似常识的观念，需要重新考量、重加反思。
白藤湖的冬天里，酝酿着九十年代的一些新的思想生机。
8-2 反思黑格尔
1992年前后，他修订了他的重要作品 《文心雕龙创作论》，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出版。
《文心雕龙创作论》自1979年问世，到1984年再版，共发行五万多册。不仅受到专家学者的奖赞，而且十分受读者的欢迎。因为这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古代文论本身。它实际上是遥遥承接了世纪初的一个学问传统：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文献相互释证"的传统。王国维的传统在五四后曾受到相当重视，有不少后继者。但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强调"主义"的指导，立场的革命化，以及世界观的决定意义，导致思想的定于一尊，研究者个人思考的缺席，以及研究者支援意识的贫乏，所以古代文史的研究格局单一重复，几乎排斥了新观念的开发与新方法的尝试，流于陈陈相因，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的科学品质。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以他长期以来浸渍于西方哲学文论的素养，大胆采撷西方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名论，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互相阐释证明，正是直承王国维以来自西方文学与哲学的新观念、新方法，运用于中国旧学问旧材料的做法，正是一举复活了王国维的求变、求新的学问精神。所以，王瑶先生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决定选取十名典型学人，加以研究，以呈显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顺序的排列，王瑶慧眼独具：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
王元化在修订版的序言中写道："作为这部书的作者，对自己著述能够取得这样广泛的影响与回应，自然感到欣慰。但同时也萌生了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这种"喜忧参半的心情"，都是源于该书最得力的黑格尔哲学本身的思想性格。
8-3 规律是一种语言神话
黑格尔哲学有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能够在混沌中呈显秩序，在经验中凸出理性，在片面中把握全体。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在主观、情绪化和一厢情愿中，回归客观规律的把握。"五十年代末期，紧接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之后，大跃进的暴风雨席卷了中国大地。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性，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这种笼罩在祖国上空的乌云，它所带来的痴迷和狂热，倘非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在饱经苦难之后，一些学人对于唯意志论感到切肤之痛。"王元化借助于黑格尔哲学，试图去发现和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试图针对时代思想的病症，对症下药。那时，他深深为黑格尔式的理性力量所折服，认为它具有一种无坚不摧、可以扫荡现象界一切迷雾中揭示其内在必然性的魔力。
但是，他后来发现这里有着不易察觉的问题。"六十年代过去了。十年浩劫之后，当我可以重新阅读、思考、写作的时候，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再认识、再估价。……他的哲学充满了复杂的矛盾。黑格尔哲学严格地恪守他为自己体系所建构的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理念深化运动的三段式。他的著作明显地流露了对这种刻板的、整各划一的体系的追求和用人工强制手段迫使内容纳入它的模式的努力。……我认为自己需要对黑格尔哲学认真清理的，除了他那带有专制倾向的国家学说外，就是我深受影响的规律观念了。……"
王元化对所谓"规律观念"的反思质疑，是以九十年代讲究学理和排斥情绪化冲动的思考方式，来继续八十年代的思想课题。长期以来，中国人政治生活与文化思想中，一直有一个符咒式的语汇，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解除符咒的思想家眼里，这只是一种"意谛牢结"，一种知识权力符号，一种取消人们独立思考的一元式语言，在这种语言神话的笼罩下，人们只能屈从命运，而不能探寻可能；只能定于一尊，而不能有多种声音；只能消解创造性，而不能释放探索精神；只能思想专制，而不能文化民主。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思想命运，似乎一直很好，在相当多的文学教授、哲学史专家那里，讲黑格尔就是诠解规律、必然，他们都没有谁真正反思黑格尔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奇妙关系。王元化从自己开刀，从营垒中突围。很少有谁象他那样认真严肃，将自己也当作思想材料。陆九渊说："宇宙内事是我份内事"，一旦生命融化学术，学术确是我份内事。
《文心讲疏》还有一些新增论文是关于中国传统思想，这方面他也有新的改变，我们按下不表，先说对黑格尔思维方式反思的延伸。
8-4 又一政治神话的源头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再进一步，就是在政治学说领域中对黑格尔式思维的反思。
这当中有一个契机：1992年5月，王元化应邀主持复旦大学金重远教授的博士生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答辩会。王元化受此引发，进一步思考政治民主问题。不久后，写成《与友人论公意书：致李锐》。信中说：
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身需求的公意，乃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只有在国家干预有所限制的条件下，方能容纳各种需求，使多元性、自发性、独立性的公民意志得以沟通，达成真正的契约关系。这样才可以使原先淹没于抽象普遍性之中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取得真实意义上的存在。黑格尔幻想有一种不同於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可以将个体性与特殊性统摄并涵盖於自身之内。但这种具体普遍性只存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不承认独立存在於普遍性之外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实际上也就是用普遍性去消融个体性与特殊性。不管把这个普遍性叫做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情况并不会有什么两样。黑格尔的同一哲学，使他非常方便地 辑推理，得出消融在普遍性中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竟能保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过期我曾十分迷恋黑氏关於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哲学，认为这是他的辩证法所创造的在一大奇迹。现在应该从这种逻辑迷雾中清醒过来了。
1996年他写《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一文，又说：
当时我对黑格尔关于两种普遍性的划分十分钦佩，……长期以来我不止一次援用了这个说法。近几年我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反思，这使我的看法有所改变。我认为黑格尔在具体的普遍性问题上，没有能够摆脱给他哲学带来局限的同一哲学影响。知性的普遍性固然不足取，但以为总念的普遍性可以将特殊性与个体性一举包括在自身之内，却是一种空想，……如果不承认它是不可能将特殊性与个体性一举囊括在自身之内这一事实，那么这样的思想就将会给人类的政治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他原来是想为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可是没有料到竟流为乌托邦的空想，并且逐渐演变为独裁制度的依据。当黑格尔陷入同一哲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后果。
8-5 与吴江论《社会契约论》
从反思黑格尔引发对政治学说的关注兴趣，王元化从哲学的层面敏锐发现了问题，"卢梭的公意概念和我们的人民概念竟如此相似"，但是，他还是在哲学的圈子里提出问题，还没有真正深入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内部，去察看他的来龙去脉，卢梭思想与洛克、与西方政治学说史的关系，他还没有涉及。在读书治学上，王元化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追寻习惯，在文革前读经典，就养成了不断往深处追寻的做法。他又非常推崇中国老一辈学人读书读第一手材料、读原典的朴学精神，于是不顾自己已是近八十岁的高龄老人，不顾自己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不十分熟悉，执意要闯进这个对于自己来说较为陌生的领域中去探寻究竟。
1997年至1998年，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反复精读《社会契约论》。那本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名著，只是一薄薄的小册子，却被他密密圈点，朱色灿然。同时，又摘录、钩玄为一本笔记。在读原典过程中，他还参读张奚若多年前的《卢梭与人权》和《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两篇长达十余万字的大文章。张文引文直据法文原典，王元化为了弄清张奚若的理解可靠不可靠，又邀请了复旦大学法语专家李棣华来家里，一句一句地校读释解。终于，他发现《社会契约论》原来是一本思辨色采报浓厚的政治哲学著作，之所以后人有不可化解的歧解甚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因即在于"书中那些思辨哲学不是仅仅凭借常识就可以理解，相反，常识在这里往往只会起着误导作用。"
要不是老友吴江的一封来函，王元化或许不一定将读《契》的结果写成专文。吴江，中央党校的教授，曾发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资深理论家。他在给王元化的信中说："非常惋惜，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的理论界（无论前辈或后辈）并没有提出过一个比较具体的完整的新国家学说来。……我想，这恐怕正是导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王元化回覆吴江的信，大约是原信的回倍，完全是一篇大文章，并且附有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的长段注释。这篇文章从剖析卢梭对民主制度的矛盾态度入手，深入考察思辨哲学对卢梭构建公意概念的影响，努力还原卢梭民主理念的来龙去脉，并把他与洛克等西方政治学家的思想相参证比对，证明张奚若对卢梭的评判大体正确，公意概念确是通往全权国家和抽象人民的合法性依据，而与《人权宣言》强调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毕竟南辕北辙。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篇文章无疑有两层结构：一是学理层面的求真、求实、力图对西方民主学说，以及卢梭思想本身，有真实透彻的理解；一是中国思想史层面的映照、对勘，──作者说，这是关系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一直有现实与历史关怀的一份自觉。前一层面是"根抵无易其因"，而后一方面则是"裁断必出乎己"。
1998年底，王元化将前后论《社会契约论》的三篇文章，合为一编，题为《社约论三书》，交给新创刊《百年》发表。至此，他九十年代反思的一个集中的思想轨迹，可以较清楚呈显出来了。
8-6 《思辨随笔》序
老年人思念故土、思念儿时、思念父母，中国古人称之为"孺慕之情"。越到晚年，王元化就越是怀念儿时生活，尤其是想念母亲。母亲待人热情，与青年人特别能谈得来，有母亲在，家里热闹，多客人，多欢声笑语。有时候，母亲俨然成为大家谈话所围绕的中心人物。有时候，王元化的朋友来到他家里，甚至不是来找王元化，而是为了跟她的母亲谈谈话的。每到圣诞节，母亲会请许多人来家里过节，她会精心地安排一切，包括为每个人准备好的小礼物。大家唱歌、做节目，十分欢乐融洽。元化常常怀念那充满和谐、温馨的美好亲情的时光，而今不复再有。又到节日，元化只与张可二人怅然枯坐而已。谈到中国文化，王元化说他是有感情的。他就常常用他的家庭作例子。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和谐、重视亲情的家庭观念，他有真实的受用。
1994年《思辨随笔》出版。这是一本后来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书。在序言里，王元化这样表达他的孺慕之情：
我可以实现我的多年宿愿了，那就是将本书献给我的亲爱的母亲桂月华。她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初一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殁。她的慈祥、仁爱、贤慧伴我度过幸福的童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恐怖岁月里，她为我受尽惊吓 ，给予我只有母亲才能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在二十多年的坎坷命运中，母爱是我得以排遣寂寞、孤独、苦闷，从颓唐中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那时如果没有她和另外几位亲人，我不能想像，我将活得多么凄苦。
8-7 最忆是杭州
九十年代的春夏，王元化常去的一个地方是杭州。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要偕同妻子张可去那里小住一段。淡妆浓抹的西子湖，桂子飘香的灵隐寺，泉香烟暖的九溪十八涧，──越是到了晚年，王元化越是对自然风景留心在意，尤其是钟灵毓秀，含藏太古之心的江南山山水水。最忆是杭州的云栖。他在《清园夜读后记》忘不了记下一笔："上午偕可与光年夫妇去云栖梵径，在修竹丛中漫步，林中有参天古木，苍劲挺拔，放眼远眺，见处处绿荫，浓淡相间，如叠玉集翠，景色如画，幽静宜人……。"看不够的山水与说不完的文化传统一样富于迷魅。
反思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传统文化，关于国学研究。
《文心雕龙讲疏》仍然是一个思想新起点。与六十年代的《创作论》更多关注中西文艺思想的普遍性、共同原理相较而言，九十年代他更多关注中国文艺思想和文化传统的特性；与八十年代他更多关注中国传统思想的落后、弊端相较而言，九十年代他在批判传统压抑个性一面的同时，又较多忧虑优秀民族思想传统在现代的打断、缺失、以及文化精神的超越性与继承性问题。
他晚年尽捐故艺，小说不看了，诗歌散文也早不读，唯一让他不改初衷，不倦玩索的艺术，竟是儿时耳濡目染的京剧。据《学术年表》：
1992年7月。撰《京剧札记》，文中说："在京剧老生中，我尤喜爱余派。"
1995年10月。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京剧与文化传统丛谈》（原名《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的长篇连载，连载的小标题分别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京剧与传统伦理"、"摹仿说与经兴说"、"演员、角色、观众"、"心物交融"、"善出善入"、"发展与承传"、"假象会意自由时空"、"失败的例子"、"鲁迅谈梅剧"、"以神传真"、"成功的例子"、"振兴与戏改"，后据此修订，自制五十本特藏本，赠送友人与图书馆，全文于1996年春季发表于《中国文化》第十二期。
王元化从世界戏剧史的文化比较背景中，谈京剧的民族艺术意味。他更多注意到中西方美学趣味的差异特质，肯定中国传统艺术思想有着不低于西方的卓越成就。有个叫弗朗索瓦•于连的法国汉学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中国很晚才出现有关"想象"的观念，王元化不同意这个说法，曾在一篇与海外友人的论学书中据理反驳。胡适认为京戏缺乏西方的戏剧三一律，因而不值一顾。在这篇文章中，他也驳斥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
王元化更加注意京剧背后所体现的传统思想的价值。他说："虽然我喜爱京戏，但我研究京戏并不完全出于兴趣，主要在对于传统文化的考虑，我认为京戏在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说，在谈到传统伦理道德时，必须注意将其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说："岳飞、文天祥的事迹，今天仍会使我们感动，可是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充满忠君色彩的。我们对于皇帝再也不会产生神圣的感情了，为什么还会被这些充满忠君感情的人物所打动呢？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对皇帝抱着一种神圣感情，而是从他们的忠君意识中领会到另一种崇高精神。我们是被它所打动的。这种崇高精神固然蕴涵在他们的忠君意识之中，可是我们却把两者分离开来了。"
其实，早在两年前，他为《杜亚泉文集》作的长篇序言，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认为陈寅恪所说的"超越时间地域"之"文化理念"，梁启超所说的"思想的根本精神"等，都有学理上的根据，是可以"排除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条件之后的精神实质或思想实质"。而1995年1月，他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研讨会，与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旅馆相聚，曾就传统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关系问题，谈至深夜时分。……这都是反思中的思想轨迹。
8-8 反思"五四"
从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八0年代的"文化批判热"，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始终占据主流地位。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从思想特征来说，是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以"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毁灭人的生命尊严感，粗暴践踏人权、人性为归宿。王元化的后半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饱受各种激烈斗争的磨难，生活经历促使他透过思想史表面现象，去思索可以连贯史实的深层原因。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型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的真实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同时也去取消其他被他们认为不进步不理性不新潮的声音。二者无论如何不同，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要改造和控御他人的思想，要越来越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则是十分一致的。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起点是五四，因而，王元化方方面面的反思，最终会从不同的问题点辐集到五四这一现代思想发源地的核心问题上，反过来也可以说，他始终不离对五四的重新思考，而思考的心影又不断辐射到诸如文化传统问题、政治哲学问题、中西思想比较问题以及近现代思想人物评价问题等等。五四是反思过程中的一个充满思想张力的核心。
自1996年起，王元化先后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以及台北联合报系"跨世纪文化反省与展望系列论坛"等，作同一主题的讲演，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他反复指出，五四除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之外，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是五四精神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后者更是值得中国知识人承传的现代精神遗产。五四是否凸显了真正的民主思想，值得探讨。很大程度上，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大革命的民主，而低调的民主，即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思想是相当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不足。
在连续几年读书、讲演、不断反思的过程中，王元化经反复思考，逐渐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他慎重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的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这种观点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的考虑放在首位。
1997年12月，王元化撰《清园近思录后记》又说："在二十世纪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股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其覆盖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这时期其他思潮不能比拟的。直到今天它仍在支配着许多人的思想，甚至对一些和五四精神并不一致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值得认真探究的是，这些人虽然已脱离了五四的思想轨道，"他们用群体意识来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来代替民主，用暴力来代替人道。可是在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方面，他们和五四时期所盛行的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观，却是完全一致的。"
8-9 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
1999年4 月，王元化与《人民日报》李辉作了一次谈话录，将他对于五四的思考又进一步深化。下面是其中一段对话：
问：你曾说到在你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往往根据一种政治信念，在民主理论上只取一家之言，形成偏识的现象。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答：当然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普遍问题。因为它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这种政治信念又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化往往基于一种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许多观念改变了，但这一传统未变。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得很厉害，但意图伦理的传统却一脉相承下来。我那篇为杜亚泉文集做的长序，曾谈到一九一九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了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近数十年来此种思维模式大盛。我曾询问一些友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要义可否用一句话回答，朋友多答不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思想领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问题。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一九二零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接下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你所说的偏识。`……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发行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8-10 八十岁的老人与八十岁的五四
王元化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已经过了八十周年，按中国传统的算法，王元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一个现代文化精神传统，已经有了她八十岁的生长岁月。他们一起长大，共同经历了时代与人生的沧桑岁月。因而王元化讲起五四，那样一种切身的存在感受，后辈小生们似乎很难用那一套训练有素的语言去取代。然而人的生命毕竟短暂有限，而一种文化生命的精神传统，应该从长计议，用更大的时间尺度来考量。王元化多次用佛教入华来作比较，称五四为第三次中西文化接触期。中国文化花了八百年的时间，来消化佛教文明，那么，五四才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片段而已。用一位学人的话来讲，"佛教这顿大餐，中国人整整吃了一千年。"那么，五四开始的这顿"大套餐"，中国人才刚刚开了一个头！
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接受西化毕竟已有六十年，始而造兵、继而练军，再继而变法，最后知道教育、文化、思想观念的重要，于是结晶一个"五四"。这是"五四"的来之不易，值得爱护珍惜之处。五四之后的中国，由一个小农社会、宗法社会，上下翻转为一个初具现代理念、现代组织的工商社会，科学为本、教育为本，无论如何，已成社会主流共识；民主观念、理性精神、权利意识，多多少少，正在慢慢浸入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而不再是空洞虚渺的天方夜谭。八十年过去，谁不承认五四带来的新空气，与中国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谁会否认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已经那样深地接受了五四的厚赐？王元化一生尊理性、重人文，崇个性，反专制，他岂不知这些都是五四的光彩所在？他之所以特为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五四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恰恰是五四在崇个性、反专制方面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最为吊诡的是：任务之所以没有完成，恰恰又是因为五四传统中一些深层思想模式所造成的。这也正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谓"启蒙的辩证法"。爱之深而责之切。他毕竟是五四之子。
8-11 重返清华园
1997年3月，一个春雨蒙蒙的清晨，清华园。
王元化清华大学友人的陪同下，重访清华园。
他终于寻找到了南院十四号故居，童年生活情景，一一回到眼前。他兴致勃勃谈到那时的一些生活细节与人事。陪同者惊异于这位老人有极好的记忆，竟然对七十多年的事情如数家珍。王元化说，他也很觉得奇怪，最近的人事，反而越忘得快；而过去多年的一些旧事，这几年反而在记忆中渐渐清晰，渐渐浮现出来。
清华园世纪初的建筑楼宇，当时是相当洋气，极富现代风格的，现在却已经有了更现代、更新式的楼群，体现着时代的变迁。然而古老的楼宇还是那样自信、那样好看，并不因为新的出现而显得过时。古老的楼宇与新式的建筑相互映衬着，在春天的雾霭之中，都是好看的样子。
王国维的纪念碑，非常朴素、简单，地点也十分幽静。碑文为陈寅恪所撰，七十年过去，不仅不曾被人忘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还不断被人说起，成为九十年代最有魅力的思想主题。纪念碑不仅是清华园神圣的所在，而且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
七十年过去了，王元化从这里走出，终究又回归了认同了这里的精神价值。"沪上清园"，是他的书房名称；《清园论学集》，是他的自编选集的书名。清园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有意味的结构：以思想为生的中国现代知识人，一个世纪艰难跋涉的开端与归宿、展开与局促，丰富与困涩，幸福与苦痛……。黑格尔老人说得真好：
精神生活在其素朴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邪的天真和淳朴的信赖。但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素朴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的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但这种分裂境地，同样也须加以扬弃，而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而导致返回这种统一的根本动力，即在于思维本身。（《小逻辑》"逻辑学概念的初步规定"）
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构成理念的内容和意义的、乃是整个展开的过程。（《小逻辑》第三篇，概念论）
那天晚间２３点５０分的《读书时间》，王元化通过电视节目，对全国读书爱好者们讲述他的思想求索经历，谈他的《思辨随笔》的写作甘苦，也谈到了清华园里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撰写的碑铭。……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