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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家在清华
第二章 少年北京
第三章 孤岛、匕首和投枪
第四章 《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
第五章 抛身于无际的荒野（1955-1966）
第六章 自古文章穷而后工（1966-1978）
第七章 春天的启蒙（1978-1989）
第八章 反思的年代（1989－1999）
第一章 家住清华
1-1第一张照片
1922年秋，北京清华园大门，秋柳萧然。柳树前一面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坐在马车上的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看了看字牌，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回，她的丈夫王芳荃好不容易才劝说她离开住惯了的武昌，带着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来到北京过冬。怀抱中那未满周岁的男孩就是王元化，瞧！这照片就是他。他第一张照片就是在清华园南院14号门前拍的，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七十多年以后，王元化去清华园探访童年故居，意外发现这南院十四号的旧屋居然还在，老砖颓垣，儿时光景，宛如昨日，而春去秋来，岁月悠悠，多少人间故事，发生了，又过去了......。
1-2南院
位于清华园西南角的南院是一四方形，当中一个场地，是王元化和他的儿时伙伴们玩耍的地方。四面的房子，实际上是两个曲尺形，一边是洋房，一边是中式房。
这南院确实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从园子大门进来，一号是赵元任，二号就是陈寅恪，都住洋房。据说赵元任住的是有名的"吉屋"，单身汉住进该屋后，全都不久后会获美满的婚姻。陈寅恪那时还没有结婚，房子很大。赵元任的书太多，摆不下，于是就摆到陈寅恪的房子里。王国维也住在南院，拖着一条辫子，很引人注目。王元化的父亲就对母亲说：你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陈寅恪搬来南院时，王元化才四岁，他当然不会认识他。而王国维的辫子，在童年王元化的心目中，也许根本就没有留下过什么印象。清华园南院的这批导师，当时正在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一个淘气的孩童来说，这一切都不相干的，王元化只是偶然住进了南院罢了。可是，在王元化的晚年，却常常提到这些名字。在他主持的一项国家博士点科研课题中，提出应好好研究王国维、陈寅恪。作为"清华懿弟子"，他与住在南院的那些导师们，越到后来，越是产生某种精神和人格上的亲近和感应。当然，这里有很多因素，最直接的一点，即他通过他父亲的人格感召，认同清华，认同清华园南院所代表的价值源头。
1-3 王芳荃
王芳荃比陈寅恪他们早几年到清华。王芳荃，字维周（1880-1975），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就读上海，190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志诚学校教英语，1911年返国进清华留美学堂授英语，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又回到清华任教，他真可以说是清华的元老。
元化记得小时家里的墙上常有一幅孙中山时期的政府奖状，那是维周先生一直珍视的一段光荣，──武昌起义时，他曾到战场上去抢救伤员。维周先生同情革命，大概是因为他青年时代曾在武昌文华书院教过书，而文华书院是当时辛亥革命的一个根据地。
那些年冬天的北京城，刮大风，道路泥泞。城里靠马车作运输工具。有一回，维周先生回家向孩子们来说起路上的一幅惨景：一匹老马，极艰难地拉着一辆载重大车，在严寒的冬天，全身水淋淋地浸透了汗水，已经是一付完全精疲力竭的样子了，老马一次一次跪倒在泥泞道中，马车夫一次一次狠命抽它，老马挣扎着，却又一次次摔倒在泥水里.....。维周先生给元化姊弟们讲这样的事情。他还常常中外文学中的一些故事。如《聊斋志异》中席方平人间受尽冤曲、而又在地狱里申冤又遭受严刑拷打的故事，外国寓言中母鸟舍身护住子鸟不受老鹰扑击的故事。元化的姐姐元美常常听得大哭起来，拉住维周先生，不让爹爹再讲下去了。
1-4 楚蛮
王元化常说父亲人好，正直,淡泊名利，说遗传了父亲的很多品性，不过，也包括父亲的暴烈脾气。基督信徒的爱心与荆楚蛮人的激烈，真实地融合在维周先生性格中。他曾说："我们家的上代，是一个寡妇拉着两个孩子逃到湖北去的。"这个寡妇的故事是不是惊心动魄？谁也无法闻其详。这一支楚蛮血性刚硬得很。元化小时，甚淘气。有一次，在客厅里， 维周先生也不知为了什么事，生了儿子的气，当着客人的面，"哗啦！"──一个盘子就摔过来，粉碎一地。吓得一个姨父赶紧抱住元化的头。王元化也曾对人说："我有楚蛮的血液，这是不好的，而且有些可怕，我也觉得不好，但很难克服。"然而他性格中倔犟、不屈服的汉子气也是来自楚地的赐予。除了父亲这一系，他母亲也是楚人。母亲曾告诉元化，他外祖父也十分刚直。有一次，曾为教会事与外国人争执，外祖父脸胀了个通红，一口气喝了三大碗凉茶才压住火气。元化《癸酉日记》中曾回忆道："小时听父亲说，家乡一带留下不少三国故事的遗迹，什么"张飞过河一拳一脚"、什么"咬草崖"等等。前者说的是张飞有急事要过江，受阻过不去，一怒之下，在一块巨石上打了一拳，留下一个比常人拳头大数倍的脚印。咬草崖也是种传说，相传关云长一次骑着他那赤兔马，翻越一座险要的山岭，行至悬崖峭壁，无路可走，马咬着青草向上攀登。所以至今那里生长的草，还是没有草尖的。儿时听了这些带有传奇性的故事，真是不禁神往。"
1-5 桂月华
初到清华园的那几年，北京城里的局势有些紧张，然而城外的日子还是平静如常。王元化每天穿越一座大林子，到成志小学去上学，那林子里只有蟋蟀的声音叫破了寂静。晚上常常在母亲的弹词吟唱声中，恬然入睡。
母亲名桂月华，记忆力很好，又对于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背诵得许多古人诗词以及清代闺阁诗人所作弹词，她还能助丈夫润色中文函牍、与他诗词唱和。但是桂月华可不像那些旧时的闺阁才女。她热情干练，有主见，富于爱心，也与元化父亲一样，信基督，甚至有更道地的传教士家庭背景，──外祖父桂美鹏，曾做过沙市圣公会的第一位中国会长，并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而沙市的圣公会当时竟也是孙中山的同志们开会演说、策动革命的基地之一。《癸酉日记》中，王元化曾追叙从外祖父到母亲的精神影响：
母亲常常向我们诉说的是，做牧师的外祖父和他的圣公会教堂，以及寄居他家的那些师爷们。外祖父的两个妹妹，一个嫁出去了，因丈夫不良而忍受着折磨。另一个则是心肠柔软，极富同情心，往往倾自己所有，甚至不惜脱下陪嫁的金镯去周济穷人。她一见到别人受苦受难就忍不住流泪，以至终于哭瞎了双眼。还有邻居家的那个可怜的养女，每天天不亮，就拎着饭篮里面盛着粗粝的饭菜，摸黑赶到纺织厂去上班，她因害眼病，眼边一圈全烂了......这些故事在我们的幼小的心灵里，曾激起不少感情的波澜。
1-6 母系亲属
王元化似乎对他身上的母系文化血统，更为看重。他常常对人说起他的那些相当成功的母系亲族，他们确实是一些得时代风气之先、最早沐浴欧化的春风春雨的新型知识人：外祖父桂美鹏曾于光绪十一年（1885）创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美鹏学堂，其他如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先后均以第一名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学堂赴美，均取得博士学位。四姨后来嫁给闻亦传，即闻一多的堂兄。三姨桂德华是元化小时最亲近的，她酷喜文学，曾去英国和欧洲求学，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等校教授，教外国文学。元化自小喜爱文学，一是母亲的熏陶，一是三姨的影响。当然，也不要忘了提及慈祥的老外婆常常带他去看戏。晚年仍酷喜京戏的王元化，总忘不了这一段童子戏缘。总之，一个同情革命，而又知识程度甚新的大家庭，一种混和着基督教的爱心与中国旧时士大夫刚正严苛性格的教育气氛，一种深受宠爱的独儿子身份感（他有三姐一妹，和一个在他童年就已夭折的大姐），这就是他童年的生长背景。
1-7严师傅
这个背景中还有几个人要提到的。一是姓严的大师傅，一是做女保姆的黄姨妈。这两人后来一直跟着元化家。元化在七十年代末还跟严师傅见过面，他就住在海淀中关村附近。这次见面，严师傅很高兴，毕竟是看着元化长大的。元化还能忆起儿时的情景：严师傅买了很多连环画，是宣传北伐的，骂军阀，后来大革命局势紧张时，他就在清华园的厨房灶头里烧这些连环画。元化母亲用黄姨妈做女佣很长时间，一直到后来还寄钱为她养老送终。北京的冬天极冷，屋子里烧着煤炉，被窝里依然冻如冰窖，黄姨妈把砖放在炉子里，翻来翻去烤得透烫，然后用布包密实了，放进元化的被子里。清晨，黄姨妈早就起来了，厨房里传来她擀面、切面的声音，大铁锅里的水烧得滚开，切好的面条还在水里翻腾着，黄姨妈已经炒好了咸菜肉丝。王元化曾回忆，那是他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汤面。
第二章 少年北京
2-1孔德与育英
1927年，国民党派罗家伦接管了清华。罗家伦入主清华，请来了一大批有名的教授，同时，也在清华园实行党化教育。也不知为了什么事情，维周老先生与罗家伦发生抵牾，甚而一气之下辞职，去了东北大学任教。元化家搬出清华园，住东城报房胡同。元化寄居清华园西院六姨母家，不到一年，回到北平城里父母家中，父亲这时给他买来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这是他第一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
在北平城里，元化先后读过两所很不一样的小学：孔德和育英。这两所学校都十分有名。1920年，作家冰心参加"募捐活动"，曾有关于孔德学校的一段生动记录：
我们又到了孔德学校，我们是第四五次的募捐集资到他们那里的，那天又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只为第二天他们开展览会，还有少数的学员，在校里预备陈设，十几个孩子捐的却实在不少。当我们站着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女校役，提着茶壶走过，谁也没有注意她和对她说什么劝捐的话，她忽然自己站住了，往里投了一个铜子，"大家都是苦人呵！"她说着叹了一口气自己走了。我们连忙追上她恭恭敬敬地送她一个纪念章，我注目看着她半天。（《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
从冰心的实录里，可以想见孔德那样一种有情有义的性格。在孔德，王元化的成绩好，常得第一名；但是在育英，他却总是读得很糟。原因，据他自己回忆说，是两所学校的师生关系大不一样。在孔德，教师年轻、热情，常常让学生到他们的房间，有说有笑，气氛融洽。元化跟大家在一起，就像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在一起一样。然而父亲说学法文不好，适应面小，应改读英文，于是就到了育英。离家倒是近了，可是元化不喜欢育英。校长叫李如松，也算是美国回来的，可并没有多少真实学问。而学校里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对立极了，同学与同学也不好。有一回，王元化上学很早，看见墙上有一张表格，一时好奇心发，就大声地念了起来。谁知教室隔壁竟冲出一位教英文的教师，常失眠，被吵醒了，恼怒极，就用一根大藤条，使劲抽打元化。元化伤心极了。这件事给他留下很久的心理阴影。在育英，学生给教师取了不少难听的绰号。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完全没有互助、友爱的感情可言。到晚年，王元化常常说，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好，学生与老师，常有思想感情的交流，不是通过教科书和制度机械地学习。
2-2北平的日子
北平城里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了。在一个敏感活跃的少年人眼中，一切都是新鲜的、刺激的。清华又古旧、又洋派。水木清华的园子，处处假山小溪，花木葱茏，就像一座幽美的大园林，一座古旧人家的书香大宅子。而位于其中的图书馆、化学馆、体育馆，皆是相当现代化的美式建筑。里面的学生们，多圆眼镜、多分头，屋子里穿单褂，出门套皮大氅。――王元化一直这样住下去，或许，也会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然而他却接触了鲜活、真实、充满现实人生实感的北京城。军阀混战，元化只朦胧记得严师傅烧书时慌慌的眼神。他印象最深的，则是城里的风沙大，街上过往的许多年青妇女，脸上都蒙着一块纱，灰朦朦一片。要不是大人拉着手，一阵大风刮来，不能不向后退几步。风卷尘沙扑面，嘴里也时时有细砂在牙间沙拉沙拉作响。冬夜，睡不着觉时，户外北风怒吼，火炉的铅皮烟筒，纸的窗户，都在乒乒乓乓地相碰着，人如在深夜大海中一叶破舟。然而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的时候，北京又是那边塞的杨柳青青，空气中洋溢着清新、生气勃勃的气息。冬天，在幽静的小巷里，常常有老头叫卖花生的悠扬声音，"空壳儿――多给"。元化和姐妹们跑出巷子去玩耍，胡同口子那一带，清晨卖"豆汁儿"的，下午卖切糕的，冬天卖烤白薯的，夏天叫"萝卜赛过梨"的，热闹得很。再往大街跑远一点，一天到晚有着看不够的东西：牵骆驼的，赶大车的，各种江湖艺人的玩耍，耍猴的，耍叉的，以及"出大差"的，──一辆马拉的大车，囚犯身上捆绑着，摇摇晃晃而来，他身后跟着一大群叫"好"的闲人，他要酒，就有路人倒一大碗递上去；他要吃的，旁边就有人送上吃的。......北京城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大戏台子，印象最深的恐怕要数那驯鹰的，──"鹰是猛禽，性悍，不易驯。驯鹰人使用的办法叫'熬鹰'：不给吃，不给喝，不给睡，用自己的眼睛盯着鹰的眼睛，鹰一闭眼睛就把它捅醒，这样熬着，直熬到鹰驯服为止。"──有意思的是，后来在1975年，王元化写作《韩非论稿》时，这一段少年北京的见闻，竟被他用来生动阐释韩非的"君主驭臣之术"！
2-3"锯碗"的
一个来自宁静的书香清华园，身上又带着楚蛮血性的少年，简直觉得北京城的世界让人目不暇接。走出大门，走出胡同，那换"取灯儿"的老头还在，就给他一些破破烂烂，可换得一盒洋火、一张烟盒，或几个角子，再去买一串挂拉枣儿、山里红，挂在胸前。北京好玩的地方真多。父亲常带着他的去逛厂甸、游庙会，看琉璃厂；可以骑小毛驴，可以"砸老道"（扔钱去敲响白云观桥洞下的铜铃），可以在"伦池斋"（父亲熟人的古书画铺子）去翻看书看画。再跑得远些，西山的夕阳晚景，长城的霜天残垣，颐和园的长廊总连着残荷水塘，北海的水鸥掠过船舷钻进芦苇丛子中去。太庙里那三五人不足以环抱的大树，总有许多灰鹤停在上面，而浓荫之下的几张茶桌，奕棋的、喝茶的、读书的，总是表现着北京古城的悠然似太古，日长如小年。连到家里来修暖气管的年青工人，说着"那年张大辫子兵进城时，雪才下得真大哩！"口气里都透出皇城气派。虽然，那时北京大学的疑古玄同和胡博士，正号召人们把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然而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依然保守得可爱。前门五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改建成钢骨水泥的了，他们却不开心，说那原来的楠木，檀香木，比现在的值钱多了。而旗人依然见面相互拱手请安，饭馆的堂倌，依然对那饭座儿说："您来了，楼上看座儿！"......王元化对儿时家门口那"锯碗"师傅，印象十分深刻：一只摔成两半的细瓷碗，居然能用钉子缝合，破碗重生，盛一碗清水，分毫不漏！
2-4国文老师
然而，王元化毕竟是教会学校出身。虽然可以常常去琉璃厂的伦池斋，他毕竟没有生活在捧线装书长声吟哦的年代，更没有尝过私塾先生的板子。教国语的先生，带着厚厚的眼镜，平头，声音响亮，叫阎润之。他教元化他们读鲁迅，还有一些翻译文章，元化觉得别的课都机械无趣，唯阎先生的语文，让他沉迷。鲁迅的那篇《故乡》，讲闰土小时候还跟鲁迅像兄弟一样玩得开心，长大了就生分了。王元化的作文居然能理解这里头的情感，阎先生十分惊喜，给了他很好的分数。阎先生讲一篇叫《流星》的外国作品，讲那里面的作者站在窗前，看着茫茫夜空，一线流星，划破长夜，而作者已是老人。这幅图景，也不知为什么，元化越到老来，越发记忆分明。另外一位教国文的老夫子喜韩文，一篇《祭十二郎文》，朗诵得回肠荡气。可是，元化少年时的读书生活，恐怕还是害眼病的那一年，听人念书最为充实愉快，收获甚大。屠格涅夫的森林、河流、书生、才女；契诃夫的车夫、老马、厨娘、变色龙，以及鲁迅的孔乙已、祥林嫂、阿Q、狂人，就是这时走进王元化的文学天地。当然也念一些通俗新文艺作品，黄姨妈在屋子里，一听见念到诸如"他妈的"这类口语，她就皱眉头，对元化母亲说："弟弟读的什么书哩，你不能让他读这些不好的东西呀！"这一情景，王元化也是印象深切。后来他渐渐懂得，黄姨妈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个干干净净的人，喜欢干干净净的东西，而且像中国旧时许多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一样，认为书本、文字是神圣的所在，是不能嬉戏、轻慢、苟且地对待的。
2-5清华与北大
清华园是静中之动，有力量，有规矩，有功夫；而北京城是动中之静，有文化的涵蓄，活力的沉潜，传统的厚重。1998年，78岁高龄的王元化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明代陶瓷展，一边看，一边感慨地回忆起儿时京城初见这批器皿的感受。岁月如流，而少年北京的悠悠古风，毕竟氤氲积贮，久久存留在他的潜意识深处，成为一种文化心灵的记忆。
也许是后来生活经历的动荡不宁，使他远远脱离了故都乔木和水木清华的书香世界，而原先的那个记忆，时时召唤他回返原初起点，时时诱惑他亲近那书香世家的本然，也许后来的动荡、脱离，在他，仅仅只是非常态、偶然，可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却无可避免地将非常态变成了常态，将偶然变成了必然。于是，真正的生命常态，永远地成为一种不可弥补的缺憾。所以，王元化回忆儿时生活时，有这样一番比较：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对清华和北大有不同的印象。我觉得清华那里都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读书，大家没有那种嚣张、杂乱、争斗的事情，没有的。清华比较洋化。像大草坪中有一棵大树，插着一面旗子，学生们跑到那边去。爬上去，谁夺旗谁胜利。是美国式的一种锻炼。但那是种非常正当的竞争。还有游泳啦，棒球啦，但读书都是很安静的，学校里从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到了图书馆，大家就很用功地在那里看书。我对大学的观念就是在清华形成的。正是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北大校庆，邀我们去表演。我们非常当作一回事，北大是全国很有名的一所大学，要看我们的表演，我们大家很认真很仔细地排，不知道排了多久，到了那一天，我们排着队，老师领着，一进北大，觉得破破烂烂的，是北大三院，人声噪杂得很，跟我在清华感受到的完全不同。进了会堂，乱极了，有个主席台。我们正坐在底下，一下子吵起来，我们都吓得不得了，觉得这么大的人，怎么这样的凶，打仗一样，骂来骂去。一开始老师还叫我们不要动不要作声，到后来越吵越厉害了，连板凳都要拣起来扔了，吓得老师连忙掩护我们撤退。所以我对北大的印象一直不好，后来大了多少知道北大一些事，才改变了最初印象。王瑶也跟我讲了，他在北大做教授，说："我认为我是清华学派不是北大学派。"
然而，这毕竟是过来人的追思纪念，后来的生活历程，却完全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
2-6人不可以成神
北京生活还有一个经常去处，就是每周都要去附近一座小小的礼拜堂，参加英国圣公会教士开的"主日学"。圣公会的传教士，多半是些英国老姑娘，生活简朴，为人和善，喜与人接近。她们常常来元化家里作客、谈天，有时也拉着元化，到礼拜堂去玩。元化从小与姐妹、姨母亲亲近惯了，于是跟这些女传教士也相处得好。这时元化和姐姐先后得了一种很厉害的眼病，眼底出血。找了协和医院的教授看，也没有把握，只有躺在床上静养，几乎就这样卧一年。母亲急得不得了，这时女传教士常常来家里陪母亲说话，还带来了盲文课本，教士与他们家的关系就是这样亲密。元化家里，大家吃饭前总要一起背诵公祷文。一直到初中，这种仪式才不坚持了。三姨母去世时，四姨母在她门口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元化和所有的表姐弟们，一个个进去和她告别。三姨母对元化很好，这个大大的"爱"字，连同三姨母温和的神情，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后来他回忆三姨母以及童年家庭基督教影响时，说过这样一番话：
三姨母正是一个很能体现基督教仁爱的人。我觉得基督教家庭对我的影响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人人都是有缺点的，莎士比亚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他不是基督教而是异教，但他的话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上帝造人，为什么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基督教有原罪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罪，所以人不可以成为一个神。恰恰因为如此，对人身上的缺点，可以采取一种谅解、宽恕的态度，而不是非得嫉恶如仇。其次，基督教给我们的好处，是人可以比较谦虚，不觉得人可以和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对领袖没有什么崇拜，对鲁迅我是有一些崇拜的，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二次文代会，我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这样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这段自述，对于了解王元化的思想发展、学术路径，以及独特的性情，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想象的是，当他带着这样的家世背景，投身革命，改造灵魂，会遭到多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第三章 孤岛的投枪
3-1 加入"民先"
1935年的北平，局势是一日比一日紧张了。"九•一八"事变时佩戴的黑纱仿佛还在眼前，又传来了国民政府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消息。悠闲、热闹、自在的大街忽然不再属于你，而不得不避在路边，看荷枪实弹的日兵、耀武扬威的坦克开过，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中国人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一个民族被剥夺的空间越多，就越能在有限的自由中攒积起向外的反抗力来。此时的中国，国事和家事的命运紧紧相连，而直觉的耻辱亦可以椎击一个少年的心灵，让他迅速地长大成人。
十二月九日，即便坐在家中，也能感受到北平城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学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阵阵声浪。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姐姐们说："你们的同学都在外面，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你们要回到你们学生队伍里去！"于是马上叫了一部汽车，将姐姐们送出城去。父亲是个十分爱国的人，家中早已禁止用日货，他常在孩子面前咒骂日本侵华的军国主义者昭和、荒木、本庄繁。说"昭和、招火、招祸！荒木、荒胆、荒国！本庄、本盗、本恶！......。"甚至他最疼的小女儿将香蕉送到他嘴边也不吃，因为他觉得长香蕉是日本来的。
街头所见种种不平事和家中父亲的抗日情绪都深深影响了王元化。12月16日，当北平学生市民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时，他中跑到学生临时组织起来的非常自治会，主动要求参加，从此投入到血与火的抗日洪流中去。当时他在育英中学读高一，再开学时就被推选主编校刊《课外选课专页》，平生第一次发表了文章，一篇是谈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另一篇是谈日货走私。虽是从报上看看剪剪采编的东西，却显示出他观察社会、分析现实的眼光。可笑的是一些蓝衣党学生捕风捉影，竟以为那时王元化与共产党有关联，报告校长撤去了他的职务。然而向往民主自由的青年是不会停止他们的求索的，1936年，王元化与李克（查先进）、夏淳（查恒禄）等人一起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一次在聚会中，查先进宣读了他激于时愤而写下的自挽--"羡君早归去，免多尝甜酸苦辣；笑我尚浮沉，空勘破富贵荣华！"在这样热切的讨论中，王元化自感幼稚，而最初模糊的国难现实状况下的人生理想却日呈清晰，从此亲体力行，再无反顾。
回忆起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王元化说："当你做孩子时，你就能看到当时社会上以强凌弱，以大压小，极其不公正。正是这反日的情绪使我走向了共产党。"
3-2 《南行轮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
驻城军要撤走了，北平一片混乱，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王元化家也要走了。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甚至眼镜也不敢戴，可是元化实在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中。剩下的书籍呢？总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就把它们埋入一口大缸中，等抗战胜利了再让它们重见天日。哪里想到，仗一打就是八年，那些书早已在炮火声中化成了碎片，黯然消散在苦难的城墟中了吧？
才凌晨一点多，天还下着小雨。街上没有人，这座即将被敌军占领的古城万籁俱寂，而火车站却人声鼎沸、一片嘈杂。怀着难以平抑的凄楚，尚未痊愈的元化被家人扶上了火车，前往天津。平时到天津只需两、三个小时，那天却走了一整天。下车后，只见日本兵和便衣排成两行长列守在出口，中间仅可容单人经过，发现形迹可疑者就将人带去，那种被侮辱、被鞭打的感受，立时占据了元化的身心。短短几天，他由一个天真负气的学生，一个过惯优裕生活的公子，变而为一个知耻、慷慨的热血青年。在天津租界住了一个多月才购得去青岛的船票，甲板上到处是人，是混乱，是恐惧，是哀伤和愤懑。辗转到上海后，第一篇小说《南行轮上》，写的正是平津沦陷后在一条驶向上海的轮船上流亡人群的景象，发表在当时上海学联主办的一本特刊上。
十一月，国军西撤，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如同千万个不甘坐视的有血性的青年人一样，正是在这里，元化开始了他以笔代枪的文学革命生涯。
3-3 入党
初到上海，王元化就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父母希望他读理工科，以便将来出国深造，但是当时的大学秩序混乱，也没有好的专业供选择，于是暂时考入了大夏大学攻读经济专业。看重中学传统与西学先进的父母亲又为他延请了任铭善先生与周班侯先生，一个授他国学，精讲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等；一个则引导他读了大量丁尼生、柯勒律治所著英文版诗文。
尽管这样的学习大增了他的文化功底与英文水平，但是时事艰难，心中常被包围孤岛的凶猛战火困惑着、鼓动着，很难集中心力于学问，于是就尝试起文艺写作来，以泄心中不平。1937年，第一篇作品《雨夜》问世，发表在《文汇报》副刊《文会》上，这之后陆续用笔名洛蚀文、佐思、方典、函雨等发表习作，其中主要是文艺理论，偶尔也写点创作。从此无暇再去顾及什么经济专业，而在文艺道路上摸索扣问救国之路，并于193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
党内的工作是繁忙的。最初是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与扬帆、郑山尊等在同一党小组，1939年初被组织派遣，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组织的慰问团赴皖南新四军进行慰问，回沪后撰报告文学《出征》。然后调至文学党小组，在文艺通迅运动中负责组织工作。1941年三月，上海地下党文艺总支由黄明任书记，他任总支委员，分管《奔流》文艺丛刊，这是孤岛时期直接受地下党领导的唯一刊物，停刊后续出《奔流新集》。七八月份，上海成立文艺工作委员会，他又任文委委员，负责联系原文艺总支，并根据党的政策联系礼拜六派作家，著名作家包天笑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回忆起孤岛时期有个很能说话的青年作家，叫佐思，其实就是元化的化名。到十一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时期结束，抗日活动便转入了地下，充分尝到在敌人刺刀下丧失家园之苦。
整个孤岛时期的生活重心便是工作、工作、再工作，眼底收进的是冰冷现实，笔下流出的是热血文字。几十年后再回忆起来，四年辗转，连成一片，不经意浮现起的却是赴皖南时所见的一幅美妙图景：
从温州到金华，由于公路被破坏，乘民船在瓯江溯江而上。船抵青田过夜。青田是一座临江的小山城，建在半山腰，下船要爬上一段长长的石阶通道，半途还要经过一座用石块垒成的门洞。到了门洞上面，有个平台，坐在那里便可以眺望四周的风景。这座不满百户人家的小山城，被气势宏伟的崇山峻岭所环抱，瓯江的清丽江水在下面平静舒缓地流着。太阳落山后，天空的晚霞渐渐转暗，巍峨的群山笼罩在一片绛紫色的暮霭中。青田的美丽令人陶醉。
3-4《文艺漫谈》
走出宁静如世外的清华校园，走出热闹散漫自在的北京街市，再走进思想多色、华洋杂处、万象纷纭变化的孤岛上海，王元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惟其身处变化，才会异常敏锐地感触到生活的刺激，才会以十七八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就自觉将自己思想的刀锋磨尖磨利，随时警惕着那些心灵不能忍受的虚妄与污杂、琐屑与平庸、暧昧与冷漠！那荆蛮的血性、北京少年的冲动、新文艺青年的热忱与唯理倾向，与孤岛的众相碰撞着。思想与风格，在其文章文论中，一点点地逐步深入、成熟。
还在18岁时，他就撰写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认为"新启蒙运动所以提出理性这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达到认识现实的道路"。那时他在江苏文委领导下工作，孙冶方是文委书记，顾准是文委副书记。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是中国自由经济思想之父，一个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先知，影响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与历史、功莫大焉！经后来表彰孙冶方、重新发现顾准，那是后话。元化在党小组会议上常提意见，有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反对组织的决定。顾准就说元化谈自己的看法不错呀，说明对工作负责。王元化至今记得顾准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小组会，拎了几包糖果走进来时的样子。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有人情味。只可惜，孙冶方倒是文革后有几次晤谈，而顾准自1939年分手后两人再也没见过。1990年元化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深深赞赏他在多舛命运中，坚持独立思考、疾虚妄求真知的自由精神。也许在70年前这位长兄的言行对元化的思想就有所启示和鼓舞吧！
1940年，元化又在《戏剧与文学》上发表长篇论文《现实主义论》，他的理论见解与读书心得实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比如《金批水浒传辨证》中极力推崇金圣叹对待禁书的胸襟意态："知不可相禁"，而"脱然授之于手"，──这是有感于当时进步书籍受禁锢的现实。第二年王元化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建文学论"与敌伪的"和平文学论"写了反驳文章《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引起他们的大恐，千方百计没收了《奔流》丛刊，然而"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不久以后《奔流新集》便又问世了。
这一段时间元化读了《海上述林》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初步认识到藏原惟人从苏联拉普派所传来的所谓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二元论的偏颇。当时苏联文艺界正是暂以卢卡契潮流派居主导地位的时候，所以有这种批判拉普派的观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元化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想法有疑义，在党内学习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文学研究生涯中，他都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放弃自己所确认的，这或许又是他那承自父系的楚蛮血统在"作怪"吧！
这些孤岛时期有影响力的篇章，大多收在王元化的第一本论文集《文艺漫谈》中（1947年由上海通惠印书馆出版，后编入《民国丛书》第一编影印刊行），书店为其代拟了书名及笔名何典。虽然多年后在他的回忆中这些文章不过只是苏联理论模式的抄袭而已，并不值得珍视之，但它们毕竟是他文艺之路上的第一块碑石，碑石刻字虽未见力道，却也是腥风血雨之中思想磨砺的见证，以及抗战文艺的历史痕迹。
写的文章一多，慢慢地社会上也有些知名度了。那时年轻，偶尔也会有些沾沾自喜呢。党文学小组组长戴平方、林谈秋就找元化谈话，希望他改变一些机械论的东西，引文不要太多。元化不服气，仍是那样写了投稿，他们就不给他发表了，屡投屡不中，弄得他苦闷极了，终于下决心过语言关。一二年之后，朋友们再见到他的文章，就说："哎呦，脱胎换骨了吗！"至今回忆起来，元化仍然感激那些善意的批评与帮助。
3-5 林淡秋
说到孤岛时期的朋友，元化就不能不怀念一位兄长，那就是林淡秋。
抗战前，林淡秋是左联的三个常委之一，也比元化大许多。但也许是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元化和他在小组中很接近。元化常常跑到他家，那是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一个打气的小煤油热腾腾烧着，元化就"不识相"地时不时去揩油。"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初沸火初红"，说的可是这样一种虽然平淡无奇却又日月悠长的情义？
解放以后，林淡秋在《解放日报》做了个普通的编辑，后来调到北京做《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林淡秋一直生活简朴，最没有官气。元化去看他，总是由衷敬服他从未改变的朴素作风。55年后元化被关禁闭时，他也冒着危险写信给元化寄予同情。林淡秋后来命运也不好。他到京工作原是胡乔木调去的，但是反右时，胡乔木将本该由自己负责的账全算在林淡秋头上，要不是邓拓，林就难逃危险了。后来林淡秋因此被贬到杭大去当校长。阔别二十多年，再一次在杭州相见时，两位老友抵足而眠，不胜唏嘘。以后元化每到杭州都去看他，最后去的那次，因为急匆匆要赶回上海，就只打了电话过去，他妻子说淡秋送进医院了，没事的，你已买了火车票就先回去吧。没想到此次错过竟是永别，回到上海就接到了他去世的噩耗！
然而，在元化的心中，将永远保留着一个位置，当孤岛时期的往事不期而至时，心里似乎总有那小小炉火暖暖地生着，一如他对老友的老而弥深的温厚友情。
3-6 楼梯上的大皮鞋声
埋头苦读，伏案疾书，然而常常是在精神上愉快之时，肚子却不合时宜地感到饥饿来。确实，自出生以来，元化还从未经历过口腹如此难以满足的艰难日子。
父亲在清华任教时，月薪是几百块钱，因为清华是用庚子赔款所建，经费绝对保证。那时几块钱就可以维持一个人个把月的简单生活，父亲的工资自然可以使全家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并且从他小时起就逐月为他存钱作为将来出国留学的费用。
人间沧桑，世事难料。刚开始是母亲在北平西城小麻钱胡同租到了一处宽大住宅（原荣禄府的一部分），用了不少钱加以修葺。还未结束，芦沟桥事变就将全家匆匆忙忙赶到了上海，一路辗转又费去许多。上海成为孤岛后，父亲带着大姐、二姐去了内地，元化因地下党工作的关系，和母亲、三姐、妹妹留了下来。生活既已日益窘迫，而元化又违背了父母要他读理工科的愿望，那笔预备留学用的存款自然就花销开来，全家靠它勉强度日。
再则，元化从事抗日活动，本来就是自愿竭脑力、献财力而不求有所回报，党的活动经费那么紧张，怎么会存个心思赖它生活呢？相反，如果有必要就要献出自己的所有！在他分管《奔流》文艺丛刊时，已是一九四一年孤岛的末期，许多同志离开孤岛奔赴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为了维持刊物，大家你拿十元，我出五元，集腋成裘、自筹资金、义务劳作、不付稿酬，才促进了《奔流新集》的出版。元化接受了要强国必先穷己的现实。
但是战时生活日益露出它的狰狞面目。1941年1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上海顿时陷入黑暗。日军到处搜刮军粮，奸商囤积居奇，钱币一再贬值，常常昨夜还能买一只鸡，今天就连一粒米也买不起了。很多平民百姓能以碎米、杂粮充饥已是万幸，更多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不知哪一天就倒在路边再无力爬起了。
生活早已失去了正常秩序，常常停电、封锁、戒严，铁丝网将上海的天空装扮得森严、窒息。只要一听见楼梯上传来大皮鞋声，母亲就误以为是来抓自己的儿子了，心就紧张着，直待一切寂静，她却再也不能睡好。
只有当过年、圣诞时，母亲能将平时省下的菜用来改善伙食，有时孩子们还可得到意外的礼物。只是纸币贬值太厉害，刚到上海时，母亲也想将钱换成金子、外币，但是元化坚决反对，觉得这是不爱国的行为。这样仅剩的那些钱也就等于没钱了。为了生存，元化姐妹三人四处工作。母亲为元化弄了一部脚踏车，于是每天他一早骑着去教书，教完学校的再教私人的，一天两顿，不饿死算好的了，连吃花生米也成了一种奢望。后来抗战胜利，总算可以歇一口气，元化怀着孩子般兴奋去买了一副久违的大饼油条，吃得比任何时候都有滋有味。
3-7 储能中学
"门前寺庙常敲磬，院后电车紧打铃。活动困难无隙地，玩球只有小天庭。"（《春春无愧•革命种子渐发芽》）。
牛庄路770弄3号，高大的拱形门楣上横悬一匾，上书四个大字--"储能中学"。1942年下半年，为了养家糊口，二十岁才出头的王元化来到这里教国文和文学概论。
在清凉寺的诵经声与钟磬声中正要走进大门，却被工友阿龙拦住了："同学，迟到了，要登记！"元化看看自己，──穿短裤，骑单车，一副学生模样，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大声回头说："我是教师！""教师？"阿龙的声音里显然有不少疑惑！
小小的天井中摆了两张桌子，课间十分钟学生们纷纷来这里打乒乓。元化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他和楼适夷、周建人、段力佩、郑效询、娄立斋、满涛等都是因冯宾符的介绍来这里教书的。储能中学原是宁波效实中学的上海分校，本来就有严谨、民主的学风，这些新老师大多是党员、进步人士，他们的到来无疑给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上课了，元化走上讲台，拿出自编的讲义。学生们静静地等待着，不知道老师今天是导读中国古代民族抗争的篇章，还是剖析论当前形势的杂文，或者是游览世界文学的殿堂？元化环视学生，能够理解在思想受严格控制、色情文化泛滥的日伪时期，他们的眼里有多少求知求真求善美的渴望，之所以自编讲义，选入象王秀楚《扬州十日》、文天祥《指南录》及一些外国文学家如雨果、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的大作，就是希望在这茫茫暗夜中点起一盏心灵之灯，启发这些懵懂迷惑孩子们的慧心、悟性与爱国的热情。他翻开书："今天我们一起分析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
在学生们的朗朗书声与热烈讨论中，元化不由想起了自己中学时在阎润之先生指导下第一次读鲁迅作品《故乡》时的心情。鲁迅针贬时弊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他对国民哀怒交织的深沉感情使他崇仰不已，从此再没丢开。36年患眼疾时他阅读了大量鲁迅作品，37年逃难时冒着危险带上了鲁迅画像，39年在《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鲁迅逝世纪念特辑》上发表长篇论文《鲁迅与尼采》。丛刊编者戴平万在编后记中写道："《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阶段的革命性，估计尚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分析，却非常正确。"
现在，因着这形势，仅管感到正确把握并阐释鲁迅杂文多少还存在困难，他还是决定把这作为教学生辨别大是非的首选材料，他要让学生们认清生活中有着怎么样的"聪明人"、"奴才"还有"傻子"......四十年后，在储能中学校友会所编的《青春无愧》中当年的学生曹玫玖回忆到："这一堂课大大激发起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欲望，课后，我们对鲁迅作品和革命理论书籍发生了浓厚兴趣。"
也许，很多说不清道不明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东西，那些属于一个民族内部才可感知的情愫，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渗化开来。不仅在课堂上，在课后的交谊聚会中，元化也热情、诚恳地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学诸如张爱玲小说的局限性，帮助他们成立"星火"社，大量阅读诸如《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这样的进步书刊。学生冯月珍在《回忆"一六"学会》中说："自一九四二年起至抗战胜利前，储能一六学会会员与同学共五十人，分批赴苏北、浙东、苏南、淮南等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其中出自王元化担任班主任的初三班则有二十人。平时他十分关心同学的成长，在潜移默化中给同学很大的影响。"
正如楼适夷诗所言： "四十年前忆储能，弥天大夜一孤灯。荧荧散射光和热，终化严冬百丈冰。"四十年后，正是因为这一段剌刀下教书育人的青春，王元化终于应过去学生之请，提笔写下"青春无愧"四个大字。
3-8 《约翰•克得斯朵夫》
八年的抗日战争，八年的秘密斗争，就意味着两千八百多个日夜身体与精神上的煎熬、民族自尊的隐忍！回顾往事，元化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因为内心对真诚、对正义、对人生的坚定信仰，带有楚蛮血统的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一种长期的必须默默等待时机的，并且是笔战的方式进行反攻！
也许正因为此，当他听到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时，他不禁黯然了。1945年的11月，这个法国伟大作家逝世的消息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轰动，然而却让一个青年文学工作者感到这个胜利的冬天多少有些悲凉，因为，在颠倒是非的年代，再高尚的人也需要信仰的旁而有力的不断支撑。罗曼•罗兰的书、他的处贫而不求达、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不屈服于虚伪的意志，及时地给了他多少生活的勇气啊！他怀着无限哀悼的心情撰写了《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年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的情景马上又浮现在了眼前：一早就起来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着这本英雄的传记，窗外可以看见低沉的灰色云块，天气是寒冷的，但是他忘记了手脚已经冻得麻木，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元化感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才去战斗！看着看着，就不能不为他的不幸遭遇流下同情的眼泪......这本书的第二册是太平洋战争后商务出版的，那时太穷，元化卖了衣服才购得一册。另一本最爱的书便是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他用白纸作封面，上面切割一个方框，里面嵌上罗曼•罗兰的照片。想到这里，元化继续写道："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许多。凡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不能把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从心里抹去。当你在真诚和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当你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的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你四面碰壁、心灰意懒、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利斯朵夫，他的影子在你的心里也就显得更光辉、更清楚、更生动......"
《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引起了他对少年时一段友谊的温馨回忆。读初中时，高年级学生包文霁就象奥多对待克利斯朵夫一样宽厚、细心地照顾他，记得有一次坐火车两个人吵架了，元化一个人站着，默默地看着窗外，忽然从后面递过来一个大苹果，他回头一看--两个人相视而笑了......一本好书就是这样，一旦你在其中发现了生活的影子，它在你的心中就将永远占有重要一席。
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这样一篇不涉政治，纯粹怀着诚挚与哀悼心情写就的文章，会在日后给他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这就将是另一番后话了......
第四章《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
4-1 满涛其人
抗战胜利了。
不过，就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照样有天灾人祸、生老病死，有苛捐杂税和官逼民反，照样需要有默默背起沉重十字架的历史代言人……。
王元化虽然没有被安排工作，但也依旧在文艺战线上担负着一份个人责任，最初，是与满涛在《时代日报》合编《热风》周刊，停刊后，又在《联合晚报》与楼适夷、满涛合编文学周刊，并沿袭了《奔流》的刊名。
满涛原名张逸侯，是元化妻子张可的哥哥。早年赴日本学经济，后由日赴美攻读化学，欧洲战争爆发，方辗转返回家园。1937年元化初到上海，就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在蒲石路（即今永嘉路）一位燕大同学家，有个小花园，尽可由一帮喜爱文艺的朋友占用。他们成立了一个类似业余剧团的组织，名叫"戏剧交谊社"。元化因组织工作的关系，常来这里和年青朋友们联络联络，也就在这认识张可，不久又结识了满涛，而因为共同爱好的缘故，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他对满涛十分佩服，日、俄、英文都说得那么好。那时他就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的《樱桃园》，译笔漂亮流畅，一些北京俗语的妙用更使全书神采奕奕。不久这本书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它成为元化接触契珂夫剧本的启蒙读物。那时他和满涛常在张可家──美术馆对面的裕和坊四弄二号聚会聊天，谈论当时在西方名噪一时的《尤利西斯》，探讨契诃夫与莎士比亚的艺术特色，还争辨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优劣等问题……。这之后地下工作又使两人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41年元化分管《奔流》丛刊时，编辑部就设在满涛家。一对文友，在紧张复杂的地下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抗战胜利了，两个人自然而然又走到了同一岗位上，编辑的，可不还是《奔流》吗?"逝者如斯夫!"光阴奔流而过，几十年前都好像还在眼前：满涛还没少给他惹麻烦呢，在北平教书时为《时代日报》撰写的《论香粉铺之类》偏给满涛拿去发表在《横眉小辑》上，还作为该丛刊刊名。但一位领导人认为该刊批评文艺界现象不符合党的政策，勒令停办，而元化居然成了丛刊的发起者，虽经他本人和当事者辨白亦无效。……王元化那时与满涛都醉心于鲁迅。谈说鲁迅成为他们之间最为相知相契的精神受用。他们喜欢鲁迅小说沉郁悲凉的深情天地，更欣赏鲁迅杂文的泼辣犀利。因为鲁迅的格调，恰是他们那时看不起"积满油垢的艺术界、盲目庸俗的小市民"，向黑暗的世间和麻木的人心投去轰然一炬的共同思想导师。满涛后来翻译了别林斯基的不少重要作品，成为中国知识界接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影响的重要媒介人物。
4-2 问学于汪公岩
1946年，当王元化在主编《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他听报馆记者说上海地方法院在审一案时，通译官许少勇竟对证人以言语相胁，颇感不平，逐撰《谈丑》。谁知竟被许少勇控告。这时上海局势日紧，经组织同意，乃离沪北上。
从这一年起直到1948年被召回上海，王元化一直是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方交通大学)的一名讲师，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乍从风起云涌的上海文坛来到这在战火中国还残存几分书生文气的学院中来，这其中的滋味，恰似峰回路转，也许正是这气氛勾起了他生命内质中有别于文坛纷争中理论批评家身份的另一种东西--那种自小在清华园中熏染而又经家庭刻意培养的求学问的精神，又加之客观上教授国文的需要，王元化在这两年里，竟将醉心于文学批评的精力转而沉思潜心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研究上来。当然他对《文心》的喜爱，最初也是受了鲁迅的启发，尤其是《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到刘勰对《楚辞》后学者的评价："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指出，这些后学者，皆蓄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这些话，对于孜孜以求生命学问之真的人来说，敢未有戚戚于心焉?故元化虽素有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初涉对这样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的系统研究，亦是兢兢业业，力求客观上把握总结与主观上的引申发挥有所兼容，而他后来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某些观点最早即萌生于这一时期的讲课之中。
为求深研，王元化更向汪鸾翔先生问学。汪鸾翔，字公岩，广西人，曾是广雅书院高材生，朱一新弟子。后来出入张之洞幕府。二十年代时，汪老先生是他父亲的同事，为清华中文系的教授。
公岩先生的学问真好。朱一新的那本《无邪堂答问》里头有问答，汪问最多，占了整整一卷。张之洞《劝学篇》是公岩先生参加起草的。他也教过自然科学。
公岩先生在抗战结束后，蒿目时艰，亦多感慨。元化至今珍藏有他一首七律，诗云：
胜境宁辞过往频，况当花木正逢春。几番履 来今雨，难得衣冠是旧人。一世竟为争地战，众葩亦学捧心颦。残年至计唯收弃，笑拾飞鸿傍水滨。
公岩先生教元化读《文心》《文赋》。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一句，"德"字讲法与众注家不同。讲"离方遁圆，穷形尽相"，为离"方"去说"方"，离"圆"去说"圆"，乃能尽相，亦与《文选》旧注不同。讲《离骚》，全读古音，不看书，背诵如流。
元化当然不会忘记47年的春天，他随父偕公岩先生游宣武门外崇效寺的情景：正是初春时节，藤萝花开满一架，而幽香更将静谧点深化浓……。将一杯清茶细细地慢慢地饮，尘嚣皆去。又看了寺中所藏《青松红杏图》，乃一明末武将国破后出家时所画，图中绘一僧一童，一苍松，一红杏，以寄抗清忠奸不两立之志。卷未附有清一代名家题跋，见曾国藩所题七律，反用红杏满枝来颂清，感慨之下，元化作七绝剌之："青松红杏两相持，公意渊深耐细思。权贵不解孤臣恨，千秋宝卷染瑕疵。"到如今，寺中那株明时植下黑牡丹依旧年复一年地开了又落，落了又开，而那些王朝的兴替、臣子的遗恨也还在史书中代代相传。只是《青松杏图》已不知流落何处。
4-3 与子相悦
48年3月。上海慕尔堂。在母亲的主持下，元化与张可，用基督教的仪式成婚。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不论婚礼用何种方式完成，不论是以月下老人还是以上帝为证人，幸福的婚姻总是建立在心灵的相契、平凡细微的互相扶持之上。
张可的家庭，乃苏州世家，也是颇富传奇的一种。其伯祖父张一麐，字仲仁，为清末特科进士。民国时历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长，政事机要局局长，因反对袁氏帝制自为，改任教育总长，终辞职出京。章太炎将其与蔡锷、梁启超并提，同为导致洪宪帝制失败的三个关键人物。日后张一麐为国事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深得社会敬重。43年逝世后黄炎培、梁漱溟、郭沫若等均撰文纪念，汪懋祖《追念江左耆英张仲仁先生》道："先生貌清癯，自奉甚寒俭，初见之类一村儒，及把谈稍久，其清刚之气每使人悦服，益其素修极深，内充而外弗露。又遇事肯负责而不居其功，对于已往政治变故不愿多述，其出处进退之际毫无遗憾，爱国之忱老而弥笃。"由此可想见其人风神。
仲仁先生课弟一鹏至严。一鹏张可祖父，曾得官费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被任为京师地方检察厅厅长。后云南起义，一鹏先生得蔡锷任为秘书，其后张家兄弟的政治生涯可谓与之息息相关，许是官场多变，世事沧桑，多乱人心，到了张可父亲张伟如，便未从政，美国学化学之后，在商检局做了一个工程师。
祖父辈的叱咤风云似乎并未在张可身上留下影子。当元化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济南大学外语系攻读英国文学，在元化的记忆里，年轻时的张可总是一身淡蓝竹布袍子，脚上一双普通皮鞋，简单、素净。在剧社相识之后元化就注意到她发表的一些散文，心下爱慕，便约公园见面，──就如同千万个爱情故事的开头一样，但毕竟区别于鸳鸯蝴蝶派笔下的时髦爱情，常常是他们俩，加上满涛，在张可家，谈文说艺，相知日深。
那时元化正受满涛所译《樱桃园》影响，大量阅读了契诃夫的作品，继而迷恋上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他动心于契诃夫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时所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或者勿宁说是那种柔和、含蓄的哀愁中所蕴含的人性与人道。
这里要插说的是，由于对契诃夫艺术持久的喜爱，元化先后在50年及54年写了《契诃夫与艺术剧院》以及《纪念契诃夫》以表达崇敬，没有想到在反胡风时会遭到一位翻译契诃夫知名译者的批判。日后元化以沉重之笔写道：
这些文章蒙受着批判者投掷给它们的污泥，伴随着我经历了二十多个寒暑，一直埋葬在尘封中，直到今天这些勇敢的批判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愧疚，表示过任何歉意。好像他们以带着杀机的笔锋，把这几篇稚气文字上纲上到反革命的高度，只是逢场作戏，对于在过去那些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中为了保全自己的批判者我不想多加指摘，虽然去痛打一个不能还手的人，比《圣经》中所写的向娼妓投掷石块的群众似乎更的为卑劣，但他们的行径毕竟要归咎于气侯的影响。
读过这两篇给元化带来大辱的文章后，就不难理解一向虽然刚直却不善讥讽的他会在事情过去那么多年后，写下这样几乎从未有过的重语。因为他对契诃夫的敬仰，也就是对真实人生的信念。这里头有他青春的理想，有他纯真的艺术感受，以及善良的追求，甚至有他的爱。他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它会成为反革命呀!
那时，他亦读过梁实秋译的《哈姆莱特》，但是在"传奇性"与"散文性"之间，他自然是偏爱着契诃夫笔下的平凡人生。不过，张可并不赞同他对莎士比亚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善于争辩，只是微笑着摇着头，说莎翁不比契诃夫逊色。"她在学校时先后受过孙大雨、方光焘、李健吾、陈麟瑞等先生的教诲，18岁时，即翻译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早点前》，署名范方，38年出版后马上在上海法租界的法国总会礼堂演出，当时的《戏剧杂志》上有如下剧评：
一个演员演戏成绩之好坏，对于她了解剧本与否是很有关切的，现在以译者来充任主角，当然她对于这个剧本的理解是不用说的了。……范方小姐把低声、高声、满腹狐疑、半耳语地，激怒地，神经质地、轻蔑地，愤愤地，洋洋自得地，讽剌地，辛酸地，黯然，静静地，郁郁，干哭，满意地，所有各种地方都很深刻地表现出来，使观众看了忘记这是个独脚戏，和其他戏的热闹场面一样提起了兴趣。
除此外，张可还排演过外国剧《锁着的箱子》，曹禺的《家》、于伶的《女子公寓》、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以及张骏祥的《小城故事》，后来也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她启发了元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与喜爱。
60年代初元化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近十万字都是由张可用娟秀的毛笔小楷誊抄在朵云轩纸笺上，再用磁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可惜毁于文革初的恐慌之中。然而妻子字里行间流注的情谊、默默一旁全力相助的理解，都并不曾在元化心中消失……。
那些年青过的日子啊，那时不也曾窃喜于她对自己《呼啸山庄》封面设计的欣赏(仅管不过是借用了电影主角奥波朗的肖像)!那时也曾像坠入深渊不能自拔一样，偷偷将她的名字画满纸上(一不小被她发现了)!但是真正的确定都还在八年之后，姑娘大大方方地对众多追求者说："王元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喜欢王元化。"
于是就有了这一场盛大的婚礼。上帝作证，他们的心灵相通，他们将彼此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了。而多年以后的命运证明，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4-4 "哇"的一声哭了
在接下来几年里，因工作的需要，王元化进行了几次调动，先是1948年秋天被召回上海后在诚明文学院又教了一学期的书，然后被派往黄炎培任社长的《展望》杂志社任主编，直到《展望》被查封，转而负责编辑《地下文萃》。49年解放后，又负责《时代》的编辑，同时经郭绍虞先生推荐在复旦大学兼课。
细味起来，元化与那位作风僵硬的领导所产生的多年的瓜葛总留给他一丝苦涩记忆。他写的《舒同书法集书后》的字里行间正隐隐透露出当时消息："上海刚解放，我被姜椿芳同志找去编《时代》杂志。但我的组织关系被一位领导我的同志扣住不转过来。后来姚溱同志告诉我，舒同同志由于看到了我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问及我情况而表示关切，才由上海市委组织部出面解决了我的组织关系问题。"1951年，元化刚调进华东局宣传部就又遇到了生平很难过关的事来，这就是让他这样一个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头一次面临了整风审干运动。当他看到平时一起说说笑笑的同志忽然全都绷紧了脸，他感到别扭极了。会上的气氛总是那样紧张沉闷，而他又不得不去批评那位他并不认为有问题的怀疑对象。他实在不知说什么，他不懂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无情打击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同志呢？在当时的压抑气氛下，他无法说出一字，只有──哇一声哭了出来。这时的泪水，那个时候泪水，如果用历史的试纸来量，它会是什么颜色?这个场面的收局是一位同情他的同志泛泛批评了他受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划不清人道主义思想界限。还能用什么言语分辩呢?他接受了批评，并且还得由衷感谢，因为这一股如龙卷风般越卷越巨大的左倾之风将席卷神圣的真理、正义、良心而去，……比起解放前艰苦的抗敌生涯以及接下来二十年他所受的心灵摧残，这一段时间的"考验"真的不算什么。只是他在这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格格不入的姿态，却已暗示："后来恐怕就不可能这样轻松过关了"。
1952年，论文集《向着真实》由就上海文艺出版就出版，署名方典。
4-5《向着真实》
如果一定要找到什么字眼来概括王元化平生中最重要的生活原则、主导思想的话，也许莫过于这四个字──"向着真实!"自从40年代接触到现实主义的理论，向着真实努力的观念便在他生来耿直的心性土壤中驻扎生根，成为不可摧毁的人生信仰。
但什么是真实?譬如眼前桃花在春天中烂漫一片，这是真实，但说它一定会凋零成实，这是不是真实?无情风过，落实缤纷，瓣瓣桃花所引起黛玉心中的伤感在另一些人看来不过是儿女矫情，这又是不是真实?《红楼梦》千古绝唱，却自命"假是真来真作假"，这还是真实吗?……生活及写作中遇到的种种促使了元化对"真实"命题形式上的思考，他感到，"真实不仅是发生过的，而且包括可能发生的；是现实，而不仅是存在。可以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也可以用象征以至荒诞的手法表现。真实不仅仅存在于物质世界，而且，还包括精神世界的种种现象。它并不把人们头脑中出现的想像、幻想以至看来似乎只荒诞不经的意象和意念摒弃在外。真实既是审美客体的属性，也是审美主体的属性。后者就是许多作家一再说到的作家的真诚、说真话等等。这也就是说作家应当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写自己真切感受到的和体会到的东西，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去作违心之论，去撒谎。"
这段话，尤其是后半段，使人不难理解贯串《向着真实》十几篇文章的一个共同倾向：元化对写作人自身心灵素质的高度重视。他以为，只有内心存在着光明和纯洁，才能写出感人的篇章，即使是暴露文学，使人认识的也不仅仅是黑暗，而且有黑暗中包藏的火种。元化深深服膺于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文中的宣言："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这是他近十年后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后再一次确认的作家人格力量的证明。但他没料到，在即将到来的反胡风斗争中，在他"站在被告地位又被剥夺答辩的情状下"，这样两篇纯粹表达对自己喜爱作家的景仰之情的文字会惨遭笔伐。王元化在震惊之余似乎看到了个人恩怨背后的东西："由于长期以来学术和权力的结合，丧失独立人格的依附地位所形成的卑怯，使得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像恶梦般地被窒息生机的极左思潮所缠绕。"
即便是元化自己，又何曾完全逃脱得了这一股极左思潮的浸淫呢?当51年5月全国掀起对《武训传》的批判时，他也撰写了三篇文章，收入《向着真实》中。但是你能说这是对真实的背叛吗?当大多数人被政治热情所蛊感时，要保持自己在艺术上的人格和对真假的分辨能力是多么难啊!三十年后，仅管在再版时删去了这三篇文章，元化仍不惮于在后记中记上一笔!"不管它们出现在怎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都不应掩饰自己的责任。"毕竟，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也会有不少的陷井，而激情世界的真实到头来往往是虚妄不实的。
当思想的自由受到限制时，生命的负荷变得如此沉重，因为小而微的事情也可能被放大成滔大之罪，人的活法也只能选择小心翼翼了。当元化编集子时，本想收入《论倾向性•世界观•人格力量》一文，但一位对他怀有善意担任领导工作的朋友刘雪苇劝他不要收入，因为它和当时正在大力宣传的作家必须先改造世界观的指导思想相悖。元化接受了他的意见，幸亏如此，使他在接踵而来的文艺整风运动中稍减惊扰。
但幸运毕竟只是一时的，虽然此书出版未久即印行三版已说明了它具有的影响力，但1955年，此书被禁。当写真实成为受攻击的目标时厄运就在元化前头等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