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年前，也就是2008年，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包括媒体对改革人物的各种评选。我理解，纪念的本意一方面是缅怀，缅怀那些为中国走上改革之路而奋斗牺牲的思想先驱和行动者；另一方面，是反思，为了面向未来。而当时呈现的却是一场场浮华的“盛宴”，形式大于内容。以经济学界为例，集中于个别人物和事件。在这里，历史失之于简单。而这个现象，与30年中最重要的10年——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和人物开掘不够有关。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作为对上述判断的一种证明。那就是，近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人出来声明自己是80年代某个概念、名词、思想的“首创者”，媒体也热衷于用“第一人”的标识。一面是对历史的遗忘，一面是对历史的在意。遗忘，是遗忘那个时代提供的特殊机会和可能，遗忘大家思想交锋和碰撞的前提，遗忘老中青三代一起探索的启发，遗忘那些走入历史的思想和事业的领袖式人物；在意，是站在与80年代气质完全不同的今天，在意个人的名利。在2008年，最大的一起争论便是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归属。因为人们对于80年代的陌生，在模糊的历史背景下，这样争论的结果也无从清晰。争论者激动甚至激愤，媒体受众并不理解各方的要点和语境。
“价格双轨制”争论，把一个“莫干山会”推到公众面前。无论是价格双轨制的热议、被肯定，还是几位论者的崭露头角，皆出自莫干山会，也就是1984年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第一次集体登场的会议。很多人以参加莫干山会为荣，甚至由此改变命运。当今社会、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一些风云人物，曾是莫干山会的主角。然而，莫干山会是怎么开起来的，却鲜为人知，也从未被记载。
诸如此类，都提示了这样的信息：历史，需要有心人去挖掘、记录、呈现；否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做得不及时，历史的文本就有可能中断，或者发生扭曲。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发展中，也要有人溯流追源去研究历史。
恰好，我和莫干山会的几位发起人有缘，做了一些采访，写了一篇《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记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发表在2008年10月27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时的题目为“莫干山会议真相”）。一些被埋没多年的人物在事隔20余年后，第一次铺展在人们眼前，引起读者的兴趣。而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之间，也引起一些“兴奋”，彼此相告，“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名字”，于是，他们找报纸来读。
2008年11月的一天，《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主编殷练女士邀我在报社附近的素菜馆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席间，我讲了一位经济学界老人的故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突然起意：“写下来吧，开个专栏！”因为刚发表了莫干山文，也有意做80年代研究，这么好的平台很吸引我，虽然清楚写专栏是一种承诺，心里没底儿，还是答应了，专栏名叫“那些人与事”。试写了两篇之后，就开始了这趟辛苦而激动人心的旅程，从2008年12月到2010年7月，一共写了40多个题目。本书就是以这些专栏文章为基础，作了一些加工补充后的结集。
在一个波澜壮阔的10年里，40多个故事，只是沧海一粟，唯愿它能呈现一些80年代的风貌和特征。
二
编辑成书时，遇到一个问题：以什么线索把这些既孤立又联系的篇章串起来？在颇费了一番思量后，还是决定以人物为主线，以三代改革经济学家来区隔。因为，无论事件还是机构，都离不开人的贡献。
从一开始，就想好要尽可能地采用第一手资料。前前后后，大约采访了70位亲历者，其中与几位数次甚至十数次地电话交谈。也有采访之后，再通过邮件订正细节。受访者中，年纪最长者是87岁的刘国光先生。采访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的办公室进行的。他做了极其认真的准备，写了提纲，准备了书和资料。访谈时间最长的是唐宗焜先生，从上午10点进行到下午4点，畅所欲言。而在随后文章形成的过程中，我也领略了唐先生的严谨，和他身上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派。
有一些经济学家可能彼此在历史上或者现时，有思想和观点之别，甚至有个人成见。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背景，客观上近此远彼，曾经顾虑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为了避免被拒绝而失去机会，有几个采访，是先找中间人做事先沟通联络成行的。事实上，他们都非常热情，认真对待。通过访谈，也纠正了我从前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和概念，尤其感到：人应该以开放的思维，破除成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独立思考判断。
我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不隶属于任何机构；所做之事，不出于任何项目、课题，完全是个人行为。能够得到这么多经济学家、师长、朋友的信任和支持，内心充满感激。让我写下我所采访过的经济学家和历史见证者的名字，个别人是从前采访的，因为，我采用了从前的资料，所以一并写出（按姓名拼音顺序）：白南风、边勇壮、常修泽、陈坚定、程秀生、初保泰、杜厦、高梁、高尚全、郭凡生、郝一生、胡冀燕、华生、黄范章、黄江南、季红、贾增玉、金岩石、李峻、李善同、李绍荣、李昭、梁小民、刘国光、刘鸿儒、鲁利玲、鲁志强、吕立勤、茅于轼、庞邦选、裴小革、乔桐封、荣敬本、阮江宁、桑百川、唐宗焜、王小鲁、王元、王跃生、魏本华、翁永曦、乌家培、吴家骏、吴敬琏、武克钢、徐景安、许美征、薛小和、杨利川、杨鲁军、杨沐、杨启先、姚林、张钢、张守一、张学军、张宇燕、张泽厚、张卓元、赵人伟、赵兹、周继胜、周其仁、周绍朋、周叔莲、朱嘉明、邹蓝。还有一些人给我提供了资料、线索、背景、联络等方面的帮助，比如王小强、陈乐波、蒋菊平、张维迎、潘慕平、李树桥、崔鹤鸣、赵明、杨凯生、杨海平，等等。
征集照片，是追寻1980年代的又一次旅程。那些人和事，可见、可感。多么感谢为我提供照片的人们，他们是：白南风、车耳、高尚全、关敬如、管延友、胡冀燕、华生、黄范章、季红、贾增玉、李昭、刘国光、鲁志强、马怡、荣敬本、唐宗焜、王小强、乌家培、吴家骏、吴敬琏、薛小和、尹淑琴、张少杰、张泽厚、赵人伟、周绍朋、周叔莲、朱嘉明、邹蓝、赵明等。老者，多数斯人已逝；中青年，多数退隐历史。看到他们的形貌神态，真是惊喜、激动，加上感动。
三
开始写时，脑子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图像。写什么，怎么写，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点一点展开和清晰起来的。先写熟悉的，资料和采访条件齐备的，然后逐步扩展人物和事件的覆盖面。写法上，采取以事带人，人在事中；另外也有意展现被遮蔽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大事中留下细节，小中见大。比如，《道口有道》，写的是“五道口”，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创建。我回避了这些辉煌人物，而是挖掘和探寻那些培养出这些人物的老师。写“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部。那里的毕业生，很多是中国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参与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事业的生，没有写人们熟知的他为“包产到户”，为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贡献，而是试图捕捉他人性中最闪光的品质究竟是什么，他怎么是这么迷人的老头儿？最后将它落脚在“善待天地人”上。“巴山轮会议”，是大众非常熟悉的。在过去的10年间，我既写过，也作为专题研究过。这一次，还是希望写得有所不同。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2000年以后的一项国家战略。其实早在80年代，西部开发的研究就做得极为红火，而且有一大批火热的青年人，号称“西部帮”。这一次，终于把他们写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类似地，我总是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然而，这个心愿太宏大，非我所及。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努力，也是向这些历史人物致敬。
写了一组“东欧来风”，分别是1979年来华的原波兰经济学家，后流亡英国，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教授的布鲁斯；1981年来华，布拉格之春时的捷克副总理，流亡瑞士，任教于圣•加伦经济社会大学的奥塔•锡克；以及1985年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短缺经济学》的作者，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那是2008年圣诞节，我去维也纳探亲，为了获得实感，访问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特。走在布拉格街上，偶然发现墙壁上一组雕像：一只只手，手指V字张开，下面刻着：1989.11.17.。雕像上，插着新鲜的玫瑰花。在共产主义博物馆，重复看布拉格之春纪录片，沉浸在片尾曲《感谢你》之中，泪流，然后跑去音像店买光碟。回维也纳的路上，天空下着12月的雨，大雾迷漫，车里回荡着《感谢你》，心潮起伏。去布达佩斯特的火车上，读1956年匈牙利事件，纳吉行刑前的话，给我的心灵震撼难以言喻。也想去布鲁斯的故乡波兰，但是没能成行。靠近那块土地，心里就有了感觉，这不是知识和语言可以代替的。这只是一个插曲，还有很多插曲。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曾说，出版是一个充满遗憾的事业。在编辑修订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我对此深有体会。写史不容易，写当代史更不容易，而写与今天还有直接影响，与明天还有联系的当代史就更难了。我也有很多遗憾。首先，这么大的历史，只写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即使穷我毕生之力，也不能写完。第二，很多有价值的题目，因为各种局限而不能写出来。第三，即使写出来的，也不能穷尽，不能淋漓尽致。而最最遗憾的情形是，脑子里想好要采访并且约定了的人突然生病或者过世。比如，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最早的研究生，后来担任过中信国际所所长的皮声浩。再比如，采访杜老（杜润生）是我的夙愿。他前两年还每天去西四砖塔胡同上班，我妈妈家就在离那里不远的粉子胡同，咫尺之隔。然而，当我见到他，已是2010年春节，他住在医院里，97岁高龄。其实，和马洪总可以有这样和那样的联系。1998年去他家时，他的精力很好，思维缜密，有高见。之后，眼见他的帕金森病发展，语言能力衰退，曾和工经所原副所长杨沐计划过对马洪的采访，却没有抓紧。所有这些遗憾，对于记录历史的人，都是很痛苦的事情，耿耿于怀。
我禁不住想，假如80年代，甚至90年代，我有今天的意识，今天的觉悟，除了不会错过我们的老所长马洪、蒋一苇，还会采访很多精彩人物，他们一定不会拒绝，一定会支持我。由此想到，当下，今天，到了明天就是历史。所以今天的事情就要立刻去做，尽可能做好。
四
我很幸运，得以近距离地接近上下三代改革经济学家，接了地气。那是因为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正是工经所红红火火的年代，历任所长分别是马洪、蒋一苇、周叔莲。而1998年以后，在做吴敬琏先生研究助手期间，因为参与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系列丛书之吴敬琏评传的写作，曾做过大量采访；还有参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版、二版的修订写作工作，也是了解改革史的机会。再有就是2007年参与改革人物口述史的工作。所有这些，为我做了一些历史、思想、知识和感觉上的储备。再加上利用国家图书馆、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阅览室，阅读老报纸、老杂志、旧书，给了我一个场，得以触摸和感受80年代。
每一个题目在心里都酝酿很久，和里面的人和事建立感情。比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首先进入我视野的。采访和文献准备进行了大半年，却迟迟没有动笔，总觉得火候不够，直到一年之后才写出《脚踏实地的农发组》。每个星期四，是报纸的截稿日；星期三就成了我熬通宵的日子。不是因为没有写完，而是仿佛大考交卷一样，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夏天，忍受不用空调的热浪和潮湿；冬夜，身体冻成冰棍儿，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虽然能得到赠报，星期六一早还是愿意去报摊儿买报。看着一篇一篇报纸被装进大夹子，仿佛看到历史被收存，感到莫大的宽慰。
五
《经济观察报》的编辑殷练女士，既是专栏的倡议者，也给了我温暖和坚实的支持，她具有优秀编辑的所有特征。我感谢她，也把她视为一生的朋友。其间，我们，或她，或我，都有去海外的时候，每到这时，通过邮件、越洋电话、短信沟通，从未耽搁或出错。而《经济观察报》，无疑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他们的“理性、建设性”的理念和实践，我享受到了。这不能不提我写的《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2010年2月8日）、《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他》（2010年3月8日），也是在该报发表的。而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批评，很大程度是从80年代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六
曾有一封落款是“山西，郭裕怀”的读者来信，信中说：“读得开心，痛快，真是心潮澎湃，回味无穷”，“我代表经历过这个时代，怀念这个充满活力时代的一批读者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他将每期报纸复印，分送给人。他希望我继续写下去。回信表示感谢时，告诉他我也是山西人。后来才知道，郭裕怀先生是原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政协主席、引黄入晋工程总指挥。从邮件，到短信，到电话，到见面，单纯的读者和作者，前辈和晚辈的交往纯粹而有趣。感谢IT时代，使坐在家里的书写，长上飞翔的翅膀。几家网站把我博客上的“那些人与事”专栏复制过去，使更多习惯网络阅读的年轻读者可以读到。最让我高兴的是80后读者的来信，他们从中了解他们出生时的中国，感动和羡慕那个火热的年代，和那个年代中创造历史的人。确实，我们久违了80年代。
七
本书的出版经历了一段曲折，最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好像是意外，其实更像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经济观察报》社址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公司同在一个院子，不过几十米之遥。但是，对于我，将专栏文章结集成书，使之锤炼、再生，却是“跋山涉水”。
说到广西师大出版社，自然要说刘瑞琳女士。最近，他们开始将出版的图书冠之以“理想国”的名号。柏拉图的“理想国”，无疑传达了刘瑞琳女士和她的团队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是当今中国最缺少的，也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最需要的。岂止如此，在和她的团队共事的过程中，看到了他们的拼命努力，孜孜以求。没有理想，怎么能够做得到？他们不就是这个“理想国”的公民吗？我为这本《八〇年代》成为“理想国”中的第一批成员，而高兴和欣慰。我也相信，我笔下的1980年代经济学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和他们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也会喜欢“理想国”这三个字。没有理想的现实世界，跟现实世界丧失理想都是悲哀的。
感谢刘瑞琳女士，感谢编辑曹凌志、冯欣、杨静武，以及所有为之工作的人；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的创造和贡献。
八
这个历史之旅，也是我的学习和成长之旅。首先，除了历史本身的重要，它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维度，用来理解和认识现实；其次，历史重在细节，而细节往往储藏在人的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会有误差，或遗忘，或选择性记忆，或有意回避对自己不利的，或有意抬高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还原历史，需要多方求证。采访和文献都要做扎实。第三，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有知识的局限，有眼界的局限，有时代的局限，有人性的局限。总之，人是复杂的，没有一贯正确，和一贯错误，不是非黑即白，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才要历史地看，不简单下结论。比如，有的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是改革的开路先锋；到了后来的某些时候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有的人，起初觉悟较晚，后来，以开放的思维接受新观念；有的人，这一时表现为改革的生力军，另一时表现得有些摇摆；有的人，这一件事上表现开明，那一件事上表现保守。总之，情况各式各样，很难一概而论。既然写历史，就应该一码是一码，既不能将某人今日之光环放到昨天，也不能因某人今日之被边缘化而忽视其历史上的主导作用，尤其不能埋没那些如今被遗忘了的人的历史贡献。我尽量本着这样的原则，对待每一位历史人物，但也深知有很多疏漏和不周，也有力所不逮。
书中的错误和有待补充的内容，包括老照片中未能尽识的人物姓名，都欢迎读者和行家批评、指正、补充。我知道这个工作很粗浅，把它呈现出来，内心忐忑不安。关于80年代改革思想史的研究，这只是开始，我会继续做下去，希望得到80年代改革亲历者的帮助，也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九
最后，要感谢我的亲人。最重要的两位：一位是身在海外的先生；一位是升入天国的儿子。
我的工作和本书都与先生有关。因为他，我成为自由职业者，得以有机会专门研究80年代。他是80年代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范围广泛，且有历史感，是我的原始动力之一。从他保存的历史资料、日记，到他的高度和总体感，以及人脉关系，使我的选题有了通盘考虑，使我得以接近更多亲历者，使文章有了立得起来的筋骨和精神，使历史有迹可寻。
我在天国的儿子永远是我前行的动力。他希望我写作，一直鼓励我写作。他的心愿，是我牢记在心的一件大事。我也确确实实想过，从哪里开始，如何写下去。终于，在80年代这个题目上，找到了实现他的愿望的可能。当我沉浸在工作中，他始终是与我同在的力量。而他本身是80年代的产物；他的名字子尤和80年代连在一起。
还有，我的写作和发表，是我年迈的父母关心和骄傲的事情。每个星期六，他们去买报纸，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读报。最难忘那一幕，今年3月9日清早，在我推母亲进手术室的路上，躺在床上的她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有理有据！”这说的是头一天，3月8日刊出的《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父母除了爱我，也懂我。那一天，是我50岁生日。
柳红于北京2010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