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请我为她的书写序。为人写书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斟酌再三，不是要不要写，而是如何写。
这本书里的文章，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一些，它把我带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事件是我亲身参与、经历的，也有我忘记的事情；很多人物都是我熟悉的，有师友，有同事，有学生，其中一些已经过世了。柳红告诉我，我是她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中最年长的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是历史。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讲的是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和贡献，特别是以北京地区为主的经济学家。在前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出版过很多纪念文集和相关的书，总有上百种。与那些书相比较，柳红的书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其一，聚焦在80年代，然而又没有完全孤立地谈80年代。通过写老一代经济学家，让人们看到了80年代以至更久远的历史的延续。老一代，不论参加革命时间早晚，受教育程度高低，都经历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及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生活；经历过中国在50年代前后的社会制度转型，也意识到这个新社会制度中的某些体制框架还要再度转型。这一个个经济学家个体，他们的背景，以及对80年代改革的参与，反映出了历史的传承性。这如同经济研究的对象——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前提的国民经济运行，像河水一样绵延不断。其二，仔细阅读这本书，会发现80年代的经济学家，老年的也好，中年的也好，青年的也好，他们思考问题的深度、范围，他们的语言、思想，还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人格精神，都是很难超越的。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继续推进，经济学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很大进步、深化，但更大程度是在技术层面上的进展，以及经济学家在社会层面上的分化。我在这里并不是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在讲，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智慧经过长时间积聚之后的爆发，经过长久压抑之后的显现，经过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其力度和精彩非同一般。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羡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80年代的经济学界，就有百家争鸣之态。每天有新思想涌现，有新名字涌现；老当益壮，后生可畏，打破论资排辈，没有功名利禄。感谢柳红认真地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奇怪的是，活在当下的人不愿意面对历史的镜子，有的人可能太忙了，有的人可能太傲了，有的人可能自卑，这都好说。我认为还有一种情况，这面镜子不仅照出底细，还有内心深处不愿面对的事实。中国文人、草民都珍惜历史，不然为什么会有家谱呢？中国经济学界经久不衰，其实也有一个经济学界的家谱，柳红为这个家谱做了初步的工作。不要小看家谱，其意义不是一个家庭脉络的记载，而是一个社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
2010年8月20日
（刘国光，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及其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生于1923年，江苏人，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82—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