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以前，国务院发出关于控制物价上涨的文件，一共列出了16条具体的政策措施，俗称“国十六条”。这一政策释放的其实是非常积极的信号，表明政府已经高度重视通胀问题。在随后几天里，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了一系列的决定，贯彻落实“国十六条”精神，坚决遏制价格持续上涨的势头。
不过，“国十六条”还是在市场上引起了一些争议，集中在这些政策措施的行政性色彩。
政府在迫切需要控制价格上涨的时候，严格依法采取一些行政性手段，无可非议。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尚在转型的国家，行政性手段有时候非常管用。
问题是，既然要治理通货膨胀，就必须查找价格快速上升的根源。只有把源头切断了，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行政性措施更多地已经成为治标不治本的工具，即使短期内把部分价格压下去了，对于消除通胀的潜在风险成效也不大。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否则，未来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就有可能出大问题。
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上周，发改委的官员指出，现在对价格上涨采取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并不等于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市场经济也会出现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现象。过去改革计划经济体系，实际是纠正政府失效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前几十年的经历已经充分表明，由政府来决定一切经济活动，最后把经济搞垮了。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最近这轮全球金融危机，就表明市场经济也可能失效。最好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既能减少政府失效，同时也能避免市场失效。
不过，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最近，我与一位官员讨论中国金融改革的问题，他认为，其实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明确了走市场化道路的大方向，另一方面，许多官员不愿放弃政府对资源的控制。
政府官员最愿意接受的改革就是能够增强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不然的话，要顺利推进改革，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发生了经济危机，不改不行了；二是新的制度已经实际运行多时，没出问题，政府也就比较愿意接受。
这个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仔细回想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历程，似乎它能够得到印证。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国推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做法其实已经在许多地区运行了。开明的领导人看到这个制度真能极大提高农业产量，于是就推开来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企全行业出现亏损，甚至可能拖垮银行和财政。这才促成了“抓大放小”政策的出台，把许多连年亏损的中小企业非国有化了。
中国的价格改革也是一个类似的过程。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产品价格基本放开了。可是，有些政府部门似乎并不甘心完全放弃政府的控制，有些官员对市场制度还是没有信心，认为到关键时刻还只能靠政府管，才能解决问题。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这个没什么争议。但政府如何管，却是个大问题。比如，北京市教委规定学校食堂不许涨价，但如果政府又不对食堂提供补助，食堂如何能办得下去？结果是价格确实没有涨，但饭菜的数量越来越少。
“国十六条”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第七、第八两条，就是给低收入阶层提供补助，这确实是政府应该做的。但剩下的一些措施，看了之后确实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比如加强冬季粮油田间管理、改善新疆棉花调运、不许对化肥企业拉闸停电和关停非法上马的玉米深加工项目，等等。这些确实都是应该做、值得重视的工作，但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发文安排这些工作，好像是用导弹打蚊子。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使这些工作都圆满完成了，通胀风险是否就消除了呢？
结构性价格调整还是通胀
不过，最令市场人士惊讶的，大概要数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货币政策这件事情。对于整日浸淫在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谈价格而不考虑市场机制，显然没有掐住通胀的咽喉。比如，政府今年以来一直在调控房价，但来来回回的政策一直在盯着第二套房、第三套房。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房价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对房价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按揭的利率。货币政策不调整，价格就压不住；即使压住了，也是临时性现象。管制稍稍出现松动的迹象，房价就开始往上冒。
控制通胀而不调整货币政策，可能还受到一种学术观点的影响。
国内有几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价格上涨其实是结构性价格调整，比如国际油价上升和国内粮价上升，并非因货币政策而起。这个时候调整货币政策，对于控制价格可能效果不明显，对症下药的行业性手段可能更有效。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粮价上升引起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我们恐怕很难简单地将其视为结构性价格调整。原因很简单，第一，既然是全面性价格上升，必定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在后面支持；第二，粮价上升很可能推动通胀预期。
1988年出现的高通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CPI增长率达到18.8%，成为改革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是，当年发生通胀的导火线其实是粮价波动，而粮价波动最初是因为湖南水稻生产略有减产。这样粮食输出省就开始限制粮食外售，而粮食输入省加大采购力度，最终将粮价推了上去。但是，背后发生作用的其实前几年央行发了许多货币，从客观上来说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基本条件。正是高通胀后来引发了政治不稳定。
2007年通胀上升是另一个例子。当年由于猪肉供应出现了一些问题，被称为“一头猪搅乱了通胀全局”。食品CPI增长从年初的5%，很快飙升到下半年的18%以上，CPI也在年终前后越过了5%的红线。尽管CPI上升始发于猪肉价格，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货币政策因素。
从2005年初到2006年年底，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从14%加速到17%，市场上的流动性一直在增加。不过，好在央行很快就开始调整货币政策，一年期的基准贷款利率从2007年年初的6.12%上调到年底的7.47%。因此，CPI在2008年2月到达8.7%的顶峰之后，很快就下来了。当然，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中国经济减速，客观上也起到了给经济降温的作用。
防通胀与管理通胀预期ABC
似乎并没有人怀疑政府反通胀的决心，高通胀不仅影响穷人的生活，而且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在这方面，中国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因此，每当通胀上升，政府都会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来控制价格上涨。
但是，这些政策或多或少地还是反映了部分政府官员对市场机制不理解或者不信任。从根子上找原因，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官员所说，改革的历程基本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和政府官员不愿放弃管制之间的拉锯战。不出问题还好，一出问题必然就要上演行政手段“全武行”。在控制投资过热的时候是这样，在控制价格上涨是也是如此。
今年年初以来，政府多次强调管理通胀预期。这确实非常重要，如果将市场的通胀预期管住了，价格就涨不起来。但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管理通胀预期与防治通货膨胀，却是一门全新的学问。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价格是什么？价格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单位产品的价值。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假设产品的数量不变，货币数量越多，价格越高。要把价格降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的数量。
减少流通的货币数量的方法有多种，主要有三种：一是提高利率，利率上升表明货币的成本增加，就会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货币流转速度就下来了；二是提高存款保证金的比例，即央行把商业银行的钱给锁起来；三是央行发行票据，回收市场上的货币。
政府能不能发挥作用？当然也可以，但直接管住价格归根结蒂是没用的。政府起码可以做两件事，通过从国内外调运甚至动用库存来增加短缺产品的供应，同时直接对收入水平低的居民提供帮助或者补贴。
管理通胀预期，更需要靠货币决策单位的信誉，政府与央行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与市场对话的艺术引导市场与居民的预期，更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言出必行。
菲律宾央行制定了通胀目标，但实际通胀过了线，央行还是不愿加息。这样的政策大家就不会相信，一旦市场上价格出现波动，价格预期就会上涨。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管理通胀预期与反通胀，需要一些新手段、新思路，但关键要疏导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加强管制。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