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宪法学者蔡定剑先生离开了我们。
对他的纪念，远远超越了学术的圈子，宪法学者萧瀚说，学者因学识及公共领域的担当而获普遍尊敬，已属难能，若其为人让人喜爱则难上加难，悼先生，不仅因其可敬，更因其可亲。此语作为对蔡定剑教授治学、为人之概括，相当精准。
有学识，有担当，却没有常见书斋学者之情绪化和怨气；有官位，有视野，却能放下身段，从细处着眼，一点一滴做事，谦卑待人，这就是蔡定剑。今日，不管是身处高墙之内尚有抱负的官员，还是象牙塔内的学者、知识分子，几人能做到？
大家愿意把蔡定剑教授看做一个对民主和宪政孜孜以求的学者，其实是因为他身上最突出的品质，是支配他一生的自由精神。大学毕业后蔡定剑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干事，谈到这段经历时，他说，那时的生活非常好，也很受人羡慕，但总觉得没有意义，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后来索性通过读研离开了。这一次变动，在他看来，冥冥之中是那颗追求自由的心主导着他的人生。此后他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一直做到2004年前后。他的这个身份最广为人知，但不为人知的是他的几次心路变迁，正是有了这些变迁和思考，才有了后来轰动一时的“弃官从学”，别人看来的惊世骇俗之举，或许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2002年前后，蔡定剑在《南方周末》等报纸上发表的短小精悍的宪政评论，进入公共视野，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身居全国人大高位的官员，怎么这么轻易地就在公众媒体上发表对时政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议？怎么就会辞官进入大学执教？
蔡定剑教授曾隐晦地提过，当年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时任领导是比较喜欢的，后来新领导来了，很不喜欢他的言论和做法，他也就处处感觉与新体制的不适应，以致最终完全离开体制。但回头看，这一次次人生选择，“有一个主线，就是对自由的追求。”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他敢于在公众媒体上表达大至人大制度小至就业歧视的批评，去世前不久还发表“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的言论，并专门打电话叮嘱将去人大讨论《代表法》修改的焦宏昌教授，“拜托他要说出哪些观点”；也能明白，为什么他敢于面对媒体的镜头，在招聘会现场明确指出，“要求党员身份就是就业歧视”。
他的自由并不是凌空虚蹈不切实际，相反，他与一般宪政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并参与具体实践。在给研究生上的宪法课上，他是唯一把重点放在中国代表制度探讨上的学者，并带领学生参与上海闵行预算公开、四川雅安代表直选试验，还连续两年组织全国媒体四十余名记者培训反就业歧视……
蔡定剑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宪政和人大制度，这是一个既需要理论探索，更需要实践推进的领域，而且实践远远滞后于理论。若以贡献论，仅反就业歧视也很难说已经取得多大改观，遑论中国民主宪政大业，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殊为可惜。但从一个由官而学、对自由孜孜以求的人生来看，他的人生是圆满的，是可称道并可流传于后世的。他的自由与务实、坚守与谦卑，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和遗产。在今天，不少读书人恐怕都面临着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究竟何为的困惑，我想，蔡定剑先生必将作为一个个案，影响社会，影响更多后辈学人的人生选择。
*作者系新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