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生再学工农兵”，这样的新闻标题，让我们这些经过文革，走过“五七”道路的人，心惊肉跳。仔细一看内容，原来是重庆市政府组织的大学生实践活动。这个活动，有所谓的“六个一”，“即每一名大学生积极参与种树，每所大学建一片大学林；带薪实习一个月；到农村‘三进三同’一个月；到企业做工一个月；学军一个月；撰写一篇有价值的社会调研报告。”（11月10日重庆晚报）

由于带薪实习只是给少数优秀学生的，而种树和建林，大学劳动课就可以安排，所以，此番社会实践活动，核心就是下农村，下工厂和进军营。所谓的三进三同，就是组织大学生进村社、进农户、进田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形式上看，很类似当年走五七道路，学工、学农，学军，连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话语，都跟当年一摸一样。因此，媒体把重庆市政府组织的这场活动，称之为再学工农兵，其实也不无道理。

当年的五七道路，其起点，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人称“五七指示”当年，每年的5月7日，就是一个节日，全国上下都要纪念的。这个指示，后来变成一场深入而持久的改造运动。放在干部身上，就是建了一系列的五七干校，大批的干部被驱赶到边远地区的农村，自己建房，自己种粮。而放在学校，就是大学停办，到农村去，跟贫下中农相结合，也办干校，然后是大办五七中学，五七小学，半工半读，或者是工而不读。关于五七干校，当年的老干部，作者和学者们，已经有很多回忆了。甜酸苦辣都有，但共同点是他们自己本来业务都不做了，每天像农民一样劳作，干的好的，自己吃的，从主食到副食都自给自足。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集体农庄，所有的人，尤其是脑力劳动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作家学者，都变成自食其力的农民。除了某些地方劳动过于辛苦，或者环境过于恶劣，比如到江西的某些干校的“学员”，得了血吸虫病，一般来说，对于这些人的身体倒是有点好处，只是知识分子的失眠症好多了。但是，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不问可知。作为亲身经历者，感觉那时的所谓中小学教育，除了学工学农就是操练排队拉练，几乎每天都是在劳动，或者挖地道，出操。因为每个学生都要被培养成既是工人，也是农民，还是士兵。农业社会最底层次的基层劳动者。文化课的时间本来就少得可怜，疯惯了孩子还根本不听。当年也没什么考试，课本薄到不能再薄，每节课后的几道习题，都是简单套公式。老师布置了作业，学生不做，也就不做了，如果老师敢于批评，就会遭到贫下中农子弟的强烈反击。学校知道了，也会批评，甚至批判他搞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大家年复一年地“上学”，但很多孩子连字都不识几个。我们这些那个时代的五七战士，数理化的知识，几乎是零。文革时我上小学4年，经过一段革命的混乱之后，重新上课的我，基本就是在五七道路上“学”过来的。我们的学校有很多地，春种夏锄秋收，都是学生的事。农忙时节，还要支援农场，听课参加农业生产，干一天，只管一顿午饭。到了8年级和9年级，即当时所谓的高中（当年的学制，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干脆被赶进一所五七中学，名副其实地半工半读。每天上午半天课，下午干活。我们学校学生带老师好几百口子人，住的房子自己盖，吃的粮食，和蔬菜肉食，都得自己解决。当年我当养猪班长，领了七八个同学养猪，算起来搭进去的功夫，岂止半工，大半工不止。唯一幸运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在山沟里，有些老师水平不低，而且好些知青老师从北京上海搞了不少的书，所以，学校一些比较爱看书的学生，至少文字能力还可以，也有一些文史知识。

当年走五七道路，现在回想起来，最感困惑的，是向农民学习。跟老农民学习干农活，这没问题，但是，当年让我们深入工农兵，绝不仅仅是学习劳动技能，而是改造思想。前提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比我们思想进步而且道德纯净。但到了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某些农民的确比较淳朴，但相当多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思想相当“不干净”，一有机会，就给我们讲黄段子，黄笑话，而且非常热衷搞破鞋。即使在劳动中，也有人热衷偷奸耍滑——后来才知道，这是在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一种反抗武器。所以，每次跟贫下中农三同之后，总结学习体会，大家只能胡编一些贫下中农高大崇高的品质，学来学去，把自己学成了善于胡编的油子，最初那点虔诚和纯洁，不知不觉就溜走了。

现在想来，我们接触的农民，其实并不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他们在那个艰难的岁月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当时的五七道路，却把工农兵当成了理想的道德楷模，每个青年学生，尤其是没有接触过工农兵的青年学生，在自己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劳动人民形象，这个形象，既来自我们的传统，也来自当时的教育。然而，带着这样的理想形象的图景下去接受再教育，结果首先不是对所谓国情的体悟，而是理想的幻灭，进而，是整体上道德的蜕变。当年经过五七道路和知青下乡的人们，普遍存在这样的幻灭和蜕变。甚至可以说，改革以来物质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现状，其实跟这种幻灭不无关系。

而五七道路的本质，就是建立一个小农的道德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所有的人，都是全能的，但是在农业文明的低层次基础上的全能人。是毛泽东五四时期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再现。即使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是一种倒退。

当然，此番重庆的再学工农兵，还没有夸张到如此地步，报上介绍，实践的时间是四个月，略等于一个学期，也就是说，大学四年八个学期，只是耗去一学期而已。但是，此番再学工农兵，跟五七道路，在理念上还是有相近的地方，跟以往我们说的社会实践，还是有差别。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的话语中，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并不只是工农兵，也不见得非得下田劳动，进工厂流水线做工，或者下军营当战士，才是实践。一个相对发达的现代社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中，往往只占很小的份额。而在五七道路中，只有干粗活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实践者，而所有的脑力劳动，都被排除在外。骨子里还是那种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理念，所谓的学习工农兵，就是让人经过艰苦的粗活锻炼，被劳动人民再次洗一次脑，把自身所有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彻底抛弃。如果说，我过虑了，重庆此举，就是一单纯的社会实践，那么，为何要由政府出面，大张旗鼓地推动？而且还贯穿着那么多文革的语言，刻意强调学习工农兵？结合重庆一系列的作为，很难让人不怀疑这是一场针对学生的思想改造运动。学生的思想不是不能改造，但如果按照过去的方式，能改造成什么样的人呢？

这样一种没有跟五七道路划清界限的“社会实践”，口子一开，就很可怕。有初一，也许就会有十五。要知道，当年的五七道路，一种让人人都下去吃苦的道路，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个道路开辟之初，好些狂热的追求者，也相当的狂热，相当的兴奋。他们是在多少年之后，才会体验到这种疯狂的苦味，而到这时，整个国家和民族，尤其是身在其中，什么都没有学到却已经接近中年的人们，后悔也晚了。

客观地说，让当今这些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进农村下工厂，体验一下艰苦的生活，了解一下国情，没什么不好。虽说当下进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因此而让学生们知道农村的现状，对他们了解社会，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这种活动，却让文革五七道路的僵尸还魂，却是相当可怕的。通过再学工农兵，把大学生变成文革的五七战士也许不可能，但这种五七精神的借尸还魂，最后走到哪里，真是难以预料。今天四个月，明天也许就会变成八个月或者更多，回到过去用学工学农学军取代正常教育的道路上去，也许并非我们的过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