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剑兄，曾全国人大官五品，为宪政民主弃之，入政法大学以教授为生。来访，不谈风月，只言治国之策，亲民之计。众笑兄无趣。兄肃曰：今民主不立，民生又艰，我等心忧而无所为，死不瞑目。众惊言生死。不日传兄身有不适。想兄昔日言行，只能默然流泪，求苍天有眼，佑仁兄百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曾在《东书房记事：学界的牛人趣事》里，这样描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

昨日凌晨3点半，蔡定剑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54岁。

11月22日一大早，蔡定剑离世的消息便在微博上传开来。“人间少了一个好学者、好思想家、好教授。天上，多了一颗星。”《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在微博上写下这一句话，随后便被传播。

“今年暑假还在一起谈今后的改革，他是那么平和，对未来又充满乐观。”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微博上写道。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中，与他共事的学者的一致评价是：执着。

“他对中国民主法制事业的追求是非常执着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法研究所所长焦洪昌说，“去年7月1日查出癌症后，他没放在心上，一年多时间来依然忙着搞中国宪政理论的研究实践，到各地调研、开会，直到最后病情恶化。”

于建嵘眼里的蔡定剑，也是执着。“我印象最深的是，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没事，我还要坚持’。”

2004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之前，蔡定剑是“体制内人士”。他曾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专司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但蔡定剑最终回到高校，给博士、硕士、本科生上课，还开设了两个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并分别担任两个机构的所长和执行主任。

在焦洪昌眼中，蔡定剑的学术领域非常宽广，历史变迁、民主法制、财政税收、观念价值。他还会对社会公共事件作出回应，抨击腐败，扶助弱势群体。

若归纳蔡教授的关注焦点，宪政、法治、反歧视是逃不掉的关键词。他在文章里书写宪政，举办论坛与学者探讨宪政，到基层各市县参与制度设计，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均有他的参与。

他还紧盯政府的“钱袋子”。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缺乏对政府财政的关注，空谈限权，就难以落实宪政。“由纳税人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来管理国家，其资金来源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其唯一目的在于提供公共服务。”他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

自2005年开始从事公开预算改革的研究后，他多次撰文、发表演讲，推动政府预算公开，使得政府预算公开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激励了上海、深圳的律师、民间人士参与这项事业，深圳甚至出现“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这样的民间组织，一些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的人实践着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

2009年底，蔡定剑曾接受记者采访，言语中仍少谈成绩，多谈问题。“公众比较关心的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三公’消费没有单独公布，而是被现有的预算信息所掩盖。”他关注预算，也就是警惕腐败。

作为对社会有担当的学者，他在警惕强势政府的同时，也在为弱势群体鼓与呼。

他组织团队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女性就业歧视、农民工就业歧视进行调研，带头起草《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提交给全国人大。在天津等地组织反就业歧视宣传活动，为市民提供就业歧视的咨询。

在得知患病后，蔡定剑依然在奋笔疾书。

11月22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放上了他的遗作。在最后一段日子里，他仍与编辑进行着邮件往来，讨论稿子的内容与定位。他的视线所在处，依然是公共事件：《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

这篇文章的梗概是：“政府怎么管理社会，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是过去传统的‘万能政府’在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利益和权利多元、日益民主化的社会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城管是中国政府过度管制的标本。中国政府必须从‘全能政府’的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

在对政府定位的描述之外，他的未竟之业仍寄托在个体身上。

在30年改革进行之后，他深感自上的改革已缺乏动力，但自下的力量却仍不乏希望。“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人财产有所增加，个人的自主、自由、利益和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社会各阶层力量日益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改革冲动。”因而，在他看来，改革的新动力也来自多个方面。以法律、政治、社会学为主的知识分子、独立律师、草根NGO(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公众舆论，甚至是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都是这些力量的体现。

在这篇题为《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的文章中，蔡定剑写道：“‘自上’的动力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已基本耗尽，而民间‘向上’的动力正在萌芽并蓬勃生长。中国改革的新动力在民间，在于每个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