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评审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对于支持一名中国异议人士会让反对派的处境更加艰难的看法表示不认同，他坚称，沉默将削弱人权的最基本原则。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明智地指出，“只有善能生善，而恶只能生恶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政治婴儿。相反的情况反而往往是正确的。”他的看法，同样适用在出于好意的情况。西方最近这样的好意，最终带来的破坏可能比建树多。
在西方人看来，最近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完全是出于好意。一些西方评论指出，和平奖应该颁给“同压迫人民的国家或不公平的社会秩序的排山倒海力量斗争的人士。”亚格兰把刘晓波同对抗“苏联侵犯人权行为”的另一名和平奖得奖人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相提并论。
然而，许多中国人认为颁发和平奖给刘晓波弊多于利。在中国国内外，没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公开或私下对奖项表示欢呼。他们不相信自由的蜡烛已经被点燃了。相反的，奖项可能让中国稳定迈向更多个人自由的进度向后倒退。西方无法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大麻烦。
过去30年，中国政府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好处远超坏处。中国政府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削减贫穷计划。当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他著名的改革时，超过8亿人生活在赤贫线下。今天，这些人的数目少过2亿。超过6亿人成功脱离赤贫。
邓小平更有资格获奖
单是这样的成就，邓小平便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开放中国。他允许外资进入，让中国受到西方的影响。他送数以万计的年轻中国人到西方大学就读。虽然他知道，这些人学成后可能带回来足以削弱中国体制的观念。很难想象近代的领袖，有任何人具备同邓小平一样的勇气。在邓小平之前，中国人不能自由离开农村，更不用说离开中国。今天，每年有超过4000万中国人自由地离开中国。他们也每年自由地回到中国。今天的中国，同以前的专制时代相比，至少自由了1000倍。
那为何邓小平不被诺贝尔评审会考虑呢？答案是天安门。天安门是个错误。但西方在判断侵犯人权问题时却有双重标准。它并不因为美国社会违反了所有人权准则，成为首个重新实行拷打的现代西方社会而谴责它。另一方面，它认为关塔那摩（Guantanamo）监狱只是个小瑕疵，不应该因此抹杀美国社会所做的所有好事。邓小平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天安门是个瑕疵，不应该减损他的贡献。
同样重要的，西方也必须明白，如果邓小平要实现改善中国状况的目标，他也必须在中国社会快速向世界开发的同时，维持好社会和政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