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各位阁下：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各位成员：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一个女孩将诞生在阿富汗。女孩的母亲将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母亲一样，搂抱她、喂她、疼爱她、照顾她。这都是人性最基本的行为，人人如此，没有分别。但在今天的阿富汗出生的女孩，她将开始过的生活，与人类的一少部分已实现的富足生活相比，相去几个世纪。她的生活条件，以我们这个大厅中许多人看来，是不人道的。

我谈到阿富汗的一个女孩，其实我也可以提到塞拉利昂的一个男婴，又或一个女婴。今天，没有人不知道世界上贫富之间的这一鸿沟，没有人能说一点也不知道这道鸿沟使一穷二白的人付出的代价多大。他们与我们一样，应当享有人的尊严、基本自由、安全、食物和教育。但代价不只是由他们承担的。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无论北方南方、富的穷的、男的女的、所有种族、所有宗教，都要付出代价。

今天真正的边界不在国与国之间，而在于强者与弱者、自由者与受压制者、特权者与困窘者之间。今天，没有一堵墙能把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人道主义或人权危机与另一地区的国家安全危机隔开。

科学家告诉我们，自然世界非常小，而且高度相互依存。在亚马孙雨林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能够在地球另一边造成强烈风暴。这就是人称“蝴蝶效应”的原则。今天，我们认识到，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识到，人类活动世界也有自己的“蝴蝶效应”，是好是歹，都要面对。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通过一道火焰门进入了第三个千年。如果在911恐怖事件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远，我们就会认识到人类是不可分的。新的威胁不会把种族、国家或地区分开对待。每个人，无论贫富或社会地位如何，都从内心产生了新的不安全感。年纪轻的、年纪大的，都对痛苦时和富足时维系我们大家的凝聚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人们曾以为全球和平与繁荣必然逐步实现。但21世纪一开始就通过暴力去除了这种幻想。这是新的现实，再也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勇敢面对。

20世纪可能是人类历史死难最多的世纪，这个世纪被无法数得清的冲突、不能言状的痛苦和难以想象的罪行所折磨。一个集团或国家，往往出于无理性的仇恨和猜疑，或出于极度傲慢及对权力和资源的渴求，一再对另一集团或国家采取极端的暴力行动。为了应付这些灾难，世界领导人在20世纪中叶走到一起，共同努力，促使各国空前团结起来。

联合国这个论坛从而产生。各国可以在这一论坛共同申明每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为所有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在这个论坛，各国还可以团结一致，加强法制，确认并设法满足穷人的需要，抑制人的残忍与贪婪，保护自然资源和美丽的大自然，支持男女权利平等，同时照顾子孙后代的安全。

我们从20世纪继承了一些政治手段和科技工具。只要我们有此意愿，善加利用，就有可能消除贫穷、无知和疾病。

在21世纪，人们对每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对每个人的尊严，不分种族，不分宗教，都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我认为联合国的任务将由这种认识加以界定。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国家框架，透过民族或族裔的表面看问题。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改善男女个人的生活条件，因为是他们使国家民族丰富多彩，赋有性格。我们必须从阿富汗的小女孩开始，认识到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人类自己。

过去五年来，我经常回顾指出，《联合国宪章》开头几个字是“我联合国人民”。人们不一定认识到，“我联合国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而往往为了所谓的国家民族利益，他们的最基本权利都被牺牲殆尽。

灭绝种族始于杀害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杀他，而是因为他是某种人而置他于死地。“种族清洗”运动始于一个邻居攻击另一邻居。贫穷始于剥夺了即使是一名儿童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从不能维护一个人的尊严开始，往往会产生整个民族遭受灾难的结果。

在这个新的世纪，我们必须以认识到和平不仅属于国家或人民，而且属于国家或人民的每一个成员为起步点。国家主权不能再被用作严重侵犯人权的挡箭牌。和平必须是现实的，对每个生活困难的人的日常生活有实际好处的。必须谋求和平，其首要原因，是因为和平是人类大家庭每个成员都过上尊严和安全生活的条件。

个人权利对欧洲和美洲的移民和少数民族很重要，对阿富汗妇女或非洲儿童也同等重要。对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个人权利都是基本权利；发达世界也好，发展中世界也好，为了安全，都必需给予这些权利。

从这一角度看联合国在下一世纪的作用，未来三个主要优先事项将是消灭贫穷、预防冲突和促进民主。只有在脱了贫的世界中，所有男的、女的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只有尊重个人权利，才能通过政治渠道处理分歧，并以和平手段加以化解。只有在一个尊重多样性和尊重对话的民主环境中，才能确保个人的自我表达和自治，才能维护结社自由。

在我担任秘书长的整个任期中，我一直设法将人置于我们所有工作的中心－从预防冲突到发展到人权。确保真正和持久地改善每个男女的生活是我们在联合国所做的一切工作的衡量标准。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谦卑地接受诺贝尔百年和平奖。40年前的今天，1961年和平奖第一次颁予联合国的秘书长——在死后颁发，因为达格·哈马舍尔德已经在中非为和平献出了生命。在同一天，1960年和平奖首次颁予一个非洲人——艾伯特·卢图利，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斗争最初的领导人之一。我是几个月后在联合国开始职业生涯的一名非洲青年，对我来说，这两人确立了我在整个工作生涯中一直努力依循的标准。

这个奖不仅是我的。我站在这里并不孤单。我代表在联合国各个部门，在全球每个角落，全心全意地工作，在许多情况下为和平事业冒着生命危险甚或奉献出生命的所有同事们感谢诺贝尔委员会成员给予我们这一崇高荣誉。我自己之所以能够走上为联合国服务的道路，是因为有我的家人和各大洲许多朋友作出牺牲和奉献——其中一些人已过世——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对他们表示最深的感激。

在充满战争武器，而且往往充满战争言论的世界中，诺贝尔委员会已成为极其重要的和平推动者。遗憾的是，和平奖仍是世间少有。多数国家有战争纪念碑或纪念馆、颂扬英勇战役的铜雕、凯旋门。和平没有庆祝游行，没有胜利殿堂。

和平只有诺贝尔奖——它是一个以独特的响亮声音和说服力发表的表明希望与勇气的声明。只有理解和满足个人对自由、尊严和安全的需要，我们联合国的人才有希望配得上今天得到的荣誉，并实现我们的创始人的理想。这就是联合国工作人员每天在世界各地开展的谋求和平的主要任务。

他们其中几位，有男有女，今天也在这个大厅里。例如，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获得基本安全的塞内加尔军事观察员；一位帮助改善科索沃境内法治的美国民警顾问；一位来自厄瓜多尔帮助争取哥伦比亚最易受伤害公民权利的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干事和一位来自中国帮助提供食物给北朝鲜人民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

尊敬的来宾：

掌握真理的人民只有一个，消除世界弊端的答案只有一种，又或满足人类需要的办法只有一个，这种想法在整个历史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然而，今天即使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族裔冲突的情况下，人们日益认识到人的多样性不仅是促使对话成为必要的现实，而且是对话的真正基础。

我们比以往更加理解，我们每个人都完全应该获得对我们全体人类至关重要的尊重和尊严。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许多文化、许多传统和许多往事记忆的产物；容忍使我们能够研究和学习其他文化；如能结合外来生疏的和本身熟悉的东西，我们力量就会增强。

在每一伟大信仰和传统中，人们都可以找到容忍和相互谅解的价值观念。例如，《古兰经》告诉我们“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部落，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孔子教导他的弟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在犹太传统中，“爱人如爱已”的训喻被视为《托拉》神训的精髓。

《基督教福音》也反映同样的思想，还教导我们爱自己的敌人，并为那些想迫害我们的人祈祷。印度教训示“真理唯一，哲人以不同名字称谓之。”佛教传统敦促个人在生活诸方面慈悲济世。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信仰或传统而感到自豪。有人认为，属于我们的必然与属于他们的矛盾冲突，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这种看法导致了无休止的敌对和冲突，导致人们以神明之名犯下莫大的罪行。

不一定要这样的。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民几乎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并肩生活，我们多数人都有复叠的身份，这些身份将我们与极为不同的群体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爱我们自己，但不恨与我们不同的别人和别人的东西。即使我们向他人学习并学会尊重他们的教导，我们仍可以在自己的传统中茁壮成长。

然而，没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法律之前的基本平等，这是不可能的。的确，上世纪的教训是，哪里的个人尊严被践踏或受到威胁——哪里的公民不享受选择其政府的基本权利，或定期更换政府的权利——哪里便常常发生冲突，无辜平民要付出代价，生命受到摧残，社区家园被毁。

民主的障碍与文化或宗教的关系不大，反而与执政者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其地位的愿望关系甚大。这种现象不是新的，也不是世界某地所特有的。各种文化的人民都珍视其选择自由，并感到需要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

联合国的会员国包括世界几乎所有国家，联合国是建立在人人价值平等的原则之上的。它是我们为各国和各国人民利益服务的再好不过的代表性机构。联合国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普遍性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各国可以认识到大家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的利益，从而为其公民的利益服务。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委员会说，它“在其一百周年之际，首次将和平奖颁予联合国，以此宣告，联合国是通过谈判实现全球和平与合作的唯一途径。”

我相信委员会还认识到，在这个充满全球性挑战的时代，只有在全球一级进行合作，别无选择。每当国家破坏法治并侵犯其公民个人的权利，它们不仅成为本国人民的威胁，也成为邻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威胁。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好的施政——合法、民主的施政，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每个国家都能通过合作兴旺发达。

国王和王后陛下：

各位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记得，我开始讲演时提到今天在阿富汗出生的一个女孩。尽管她的母亲将尽力保护和抚养她，但有四分之一的可能她不能活着过她的五岁生日。她是否能活着过五岁生日，这只是对我们全体人类的一个考验——考验我们是否相信我们对我们的男女同胞负有个人责任。这是唯一的考验，是很要紧的考验。

记住这个女孩，那么我们更大目标——战胜贫穷，预防冲突或医治疾病——就不会显得那么遥远，或者无法实现了。的确，大家会感到这些目标近在咫尺，很容易实现——也本应如此。因为在国家民族、思想语言等表面现象的下面，涉及到个别穷困人士的命运。回应他们的需要将是联合国下个世纪的使命。

多谢大家。

注释:

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1938年4月8日－2018年8月18日），男，加纳库马西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1972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1997年至2006年，安南连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是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黑人。200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