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资深外交家、前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本文原载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翻译：由冠群，转自：观察者。
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缘政治竞争是中美之争。随着贸易和台海等问题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各国政府自然对一个被大国竞争所左右的未来充满疑虑。但在这样一个两极竞争的时代，却有一个地区成功开辟出了一条和平繁荣之路。身处美中竞争的风口浪尖，东南亚地区不仅与中美都成功保持了良好关系，左右逢源以获得两国的信任和信心；它还使中美两国都付出巨大努力以帮助其繁荣发展。
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30年前，许多分析家认为亚洲注定会发生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艾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1993年所写，亚洲似乎比欧洲更有可能成为“大国冲突的火药桶”。他预测，从长远来看，“欧洲的过去可能是亚洲的未来。”但是，尽管猜疑和竞争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日和中印之间，但亚洲现在已经进入了相对和平的第五个十年，而欧洲却重燃战火。（亚洲上一次重大冲突——中越战争于1979年结束。）东南亚各国也经受了一定程度的内乱，尤其是在缅甸，但总的来说，该地区长期太平无事。尽管该地区民族复杂宗教众多，但国家间冲突却被成功避免。
而且东南亚还很繁荣。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一直在下降，而东南亚人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从2010年到2020年，由十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欧盟。2020年，东盟成员国的GDP总和为15万亿美元。
这段不同寻常的和平繁荣期并非历史偶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联盟，尽管东盟有许多缺陷，但它帮助建立了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和包容文化的合作性地区秩序。这一秩序弥合了本地区的重大政治分歧，使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专注于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而矛盾的是，东盟最大的优势恰是其相对弱小和分裂，这使得所有大国都不把它当作威胁。正如新加坡外交官许通美所说，“美国、中国和印度都无法扮演该地区掌舵人的角色，因为它们没有共识。东盟之所以能够自行其是，正是因为这三个大国无法达成一致。只要这些大国认为我们仍在保持中立和独立，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做。”
面对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东盟精妙而务实的应对手法正越来越多地被其它发展中国家借鉴。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全球南方国家，大多数南方国家主要关心经济发展，不希望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中国已能极大影响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如果美国想保持和深化与这些地区国家的关系，它应该从东盟的成功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与旨在将世界划分为对立阵营的零和博弈方式相比，超越政治分歧并愿意与所有国家合作的务实正和博弈方式将在全球南方国家更受欢迎。
和平与务实
在过去，东盟并不总被视为一个中立组织。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于1967年成立。中国和苏联最初都谴责该组织是新帝国主义者美国的创造物。但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开放其庞大的经济，北京已经接受了这个地区性集团组织。东盟在2002年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使其贸易规模获得了大幅提高。2000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仅为290亿美元，约占该地区对美贸易额的四分之一。但到了2021年，在东盟对美贸易额增至3640亿美元的同时，其对华贸易额已激增至6690亿美元。
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助推东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2000年，该地区的GDP总和仅为6200亿美元，是日本GDP的八分之一。到了2021年，该地区GDP总和为3万亿美元，而日本是5万亿美元。预测显示，到2030年，东盟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显然，居住在东盟各国的6.8亿人口和中国的14亿人口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已为东盟带来了巨大利益。这种互利关系才刚刚开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韩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2022年1月生效，该协议有可能刺激各国经济在未来十年迎来更大幅度的跃升。
在与中国培养更密切关系的同时，东盟也决心与美国保持同样密切的关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东南亚（就像他忽视世界其它地区一样），而美国总统乔·拜登则付出了巨大努力来谋求与东盟展开合作，东盟成员国对此反应热烈。2022年5月，拜登在白宫主持了一次东盟峰会，东盟的主要领导人大都出席了此次会议。当月晚些时候，拜登政府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旨在深化美国与该地区合作伙伴的经济联系。东盟十个国家中有七个加入了该框架，外加澳大利亚、斐济、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这再次表明东盟希望保持自己与华盛顿的稳固关系。
地理位置靠近中国就必然意味着东盟面临的中国挑战要多于美国挑战。有关南海和中国5G技术的各种争议业已出现。
九段线的模棱两可将一直是破坏东盟与中国关系的隐忧。旨在降低争议水道冲突风险、双方期待已久却又无法达成的南海“行为准则”协议也是如此。但同样明显的是，决定东盟-中国关系的实用主义文化将防止任何重大冲突发生。尽管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都与中国在南海存有领土争议，但它们却都加强了本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前，中国曾采取务实态度，对其实力较弱的东盟邻国做出过某些妥协。在将来，中国做出类似的现实妥协也将是明智之举。
另一个可能影响东盟与中国关系的问题是美国发起了反对各国采用中国5G技术的全球性运动。是否选择5G电信系统应由当事国决定，因此东盟没有统一立场，其成员国可以自选是否要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打交道。此时，东盟的标志性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各个成员国都根据本国需要做出了决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与华为签订了建设5G网络的合同，而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则没有这么做。各国决定不一表明，东盟国家既照顾美国的安全关切，也保持其与本国利益相平衡，确保获得廉价技术以造福本国人民。
有时，这些利益使得东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同样大力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美国的反对基本上失败了：所有十个东盟成员国都参与了各类“一带一路”项目，整个东南亚地区一直都是最容易接受中国庞大基建投资计划的地区。根据香港科技大学安杰拉·特里托、朴之水和迪尼·塞科的说法，截至2020年，东盟国家已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启动了至少53个项目。
这些项目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老挝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多亏了“一带一路”倡议，它现在拥有了一条连接首都万象和中国云南的高速铁路。最高时速为100英里的新子弹头豪华列车将原为15小时的旅程缩短到不足4小时，这必将引发新一轮中国对老贸易旅游热潮。印度尼西亚也向中国求助建造一条连接雅加达至万隆的90英里长高速铁路。印尼本可以购买到世界上任何一国的高速铁路，但在维多多乘坐中国高铁，用不到一杯茶的功夫穿越上述里程后，他选择了中国高铁。美国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所以世界各国不顾美国反对，选择接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羊
东盟应对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方法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样板。随着中国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类似的务实方法来平衡本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不应令人惊讶。许多发展中国家尊重和钦佩东盟的成就，并将该地区的经验教训视为本国发展的指南。
就像与东南亚一样，中国也与非洲建立了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警告非洲政府小心中国的剥削，但这种警告遭到了质疑，这主要是因为非洲曾有长期遭受西方剥削的惨痛历史。此外，有现实证据表明，中国的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在就业机会稀缺的非洲大陆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安泽特·瓦尔斯的说法，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所有其它外国投资，占流入非洲资本的20%。瓦尔斯写道，中国公司并非像某些批评者所说“仅雇佣本国人”，而是“非洲员工平均占中国公司总劳动力的70%至95%”。
相比之下，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大多是给出空头支票无所作为。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非直接投资大约只相当于中国投资的一半，美国向非洲提供的大部分发展援助——就像西方的大部分援助一样——最终都掌握在西方顾问和公司手中。正如记者霍华德·弗伦奇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在发展援助方面变得“越来越吝啬和不屑”，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全身心投入到了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游戏中”。
有关气候变化、腐败和人权的虚伪说教也损害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形象。美国和许多欧洲大国长期以来教训非洲要摆脱化石燃料，但在它们因俄乌战争爆发而需要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气时，他们就突然绝口不提了。相比之下，中国就没有这么道貌岸然，中国在向非洲提供援助和投资时就没有附加西方那样的苛刻条件。正如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2022年1月所说，“我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不是基于中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这是朋友式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努力实现肯尼亚的社会经济议程……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合作伙伴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在深化中拉关系方面，中国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数据，2002年至2019年间，中国与拉美暨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额从不到180亿美元增加到3150多亿美元。到2021年，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额已激增至4480亿美元。这一数字仍不到美国与拉美贸易额的一半，但71%的美拉贸易是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发生的。拉美其它地区的对华贸易额已超过对美贸易额730亿美元。
中国与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增长尤其引人注目。在2000年，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为每年10亿美元。现在，巴西每四天就会向中国出口价值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其中一些增长发生在雅伊尔·博尔索纳罗担任总统期间，他与特朗普的关系远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密切。但即使在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的两年重叠执政期，巴西仍在继续谋求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这表明一种类似东盟的实用主义文化正在巴西利亚扎根。（译注：巴西利亚是巴西新首都，此处代指巴西政府。）
海湾地区是中国正在开拓的另一个地区。传统上，海湾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向华盛顿寻求庇护。然而，与美国密切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并没有阻止海湾国家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2000年，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中国的贸易额略低于200亿美元。到2020年，贸易额增长到1610亿美元，中国取代欧盟成为海合会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期，美国与海合会的贸易额增长要缓和得多，只从近400亿美元增长到490亿美元。202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中国的贸易额为1800亿美元，超过了海合会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总额。
有些海合会国家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基金投向何方不取决于政治关切或哥们义气，而是取决于哪个地区有可能实现最高速增长的冷酷算计。
在2000年，海合会主权财富基金几乎全部投资于西方。那一年，在所有对华外国直接投资中，海合会国家的投资额不到0.1%。但到2020年，尽管因这些基金大多不公开披露其持有的资产，所以很难获得确切数字，但大多数海合会主权财富基金都大幅增加了在华投资。
显然，海湾国家不希望损害本国与美国的关系（根据《亚伯拉罕协议》，巴林和阿联酋可说是在2020年靠向了华盛顿），但它们也不希望停止加深与中国的联系从而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它们正谋求找出一条现实对策以便在两强间左右逢源。
大炮和黄油
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开始采用东盟方式来应对美中竞争，华盛顿最好吸取东盟的经验教训。东盟用来平衡中美（以及中国与印度、日本和欧盟等其它主要大国）关切议题和敏感问题的战略也可以被其它全球南方国家效仿。中国正谋求与整个发展中世界建立更深层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必须决定是采取务实态度与这些地区相处，还是冒着驱离它们的风险继续与中国进行零和竞争。
美国更务实的方法是什么呢？在处理与东盟乃至所有全球南方国家关系时，美国应考虑遵循以下三个简单原则。第一个是不要要求别国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这么做有一个现实原因：与中国相比，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可给予东盟的。美国财政紧张，再加上国会抵制政府扩大对外援助，这意味着华盛顿向东盟提供的援助远少于中国的援助。例如，在2022年5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拜登承诺花费1.5亿美元解决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国防安全、防疫和其它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在2021年11月承诺花费15亿美元帮助东盟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并在未来三年重建经济。
诚然，在国防合作和军售方面，华盛顿可以给的更多。但过于依赖军事合作而非民事合作，美国最终可能会反受其害。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韩磊（Paul Haenle）对英国《金融时报》所说，“风险在于，该地区的大众观感可能变成美国会带着枪支弹药来到你面前，而中国则负责处理有关贸易和经济的面包黄油问题。”如果华盛顿与大炮联系在了一起，而北京却与黄油联系在了一起，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生活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发展经济。
这么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在1950-60年代，我在新加坡长大成人，当时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加纳一样低。我理解贫困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多大打击。我也理解一个贫穷国家的人民在取得经济发展成就后会感到多么振奋。即使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也会因我们家买了抽水马桶、冰箱和黑白电视机而感到生活质量在提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华盛顿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错误。西方政府和媒体将“一带一路”倡议描绘成一个让各国陷入债务陷阱的有害计划。但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40个国家拒绝接受这种说法，并签署协议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众多国家由此获得的好处反衬出美国要求各国选边站队的愚蠢。
第二条原则是不要对各国的政治体制指手画脚。东盟的经验已证明了为什么这条原则至关重要。东盟十个成员国中有民主国家、独裁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绝对君主制国家。在其它发展中地区，政权差异甚至更大。因此，拜登决定将世界政治框定为民主国家对抗独裁国家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拜登明白现实世界更加复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2022年7月前往中东会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虽然此前他曾称沙特阿拉伯是“贱民”国家。
美国呼吁各国疏远中国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另外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虽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但它们都不认为自己在与北京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它们也不认为北京威胁到了它们的民主体制。如果华盛顿单纯以政权类型来区分世界各国，这只会暴露出它自己的双重标准，与此同时，其它国家的政治盘算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
许多美国决策者和意见领袖在意识形态上坚信美国应该永远被视为民主的捍卫者，因此华盛顿很难明确放弃这一理想。然而，美国曾在冷战时期学会了如何与非民主政权合作。如果它能重拾之前的实用主义文化，那么它在今日仍可以再次这么做。
与东盟和其它发展中地区交往的第三条原则是，美国要愿意与任何国家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即使华盛顿对北京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影响力感到不安，它也应该接受中国成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技术领导者。中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煤炭使用国。其对环保技术的投资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和电动汽车电池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简言之，没有中国及其全球经济伙伴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计划。
其它国家一面要满足发展和基建需求一面要履行环保义务，中国投资对确保它们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世界各地的大型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提供了融资，这些项目包括位于阿根廷胡胡伊省的拉丁美洲最大太阳能发电厂和位于智利科金博市的大型风电场。中国还在采取措施使“一带一路”项目更加环保，包括发展绿色电力、交通、工业和制造业项目。中国还扩大绿色金融合作，例如，与欧盟合作制定可持续金融的共同分类目录。总的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做的可能比旧有国际金融机构更多。
简而言之，美国决策者至少应该默而不宣地意识到，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可以是一种资产。除了应对气候变化，中美也可扩大合作来更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疫情等问题。然而，中美两国得以合作的前提是两国不再以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彼此。
这三条原则反映出华盛顿必须适应一个新现实：发展中国家正变得越来越成熟，更加有自主决策能力。美国以良善对邪恶、民主对专制的二元对立视角看待世界，这只会让美国大失人心。如果华盛顿只能与志同道合的政府有效合作，它将不被全球南方国家接受，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有与美国不一样的世界观。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愿意与中国合作。其结果就是，美国任何削弱或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行动都必然会在全球南方国家失败。美国应该停止其孤立中国的做法，找出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对那些希望与中美同时合作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在与它们相处时应借鉴东盟的经验。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应学习东盟的平衡务实策略或类似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