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媒体披露了几条关于城市化问题的消息，其中关于“伪城市化”的说法最引人注意，而我则关注被披露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几句话。他表示，未来10年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加倍努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统计工作水平，而中国的努力目标之一是推进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我愿把马局长的这番话，看做经济研究者的一个福音。

经济研究专家离不开官方统计数据，对中国城市化的判断与预测尤其如此。钱再多的课题组，也不会比国家统计局掌握的数据充分；数据的可靠性也不会比它们的数据好多少，除非是一些小样本的补充性调查数据。统计数据有了系统性偏差，或不够准确，专家的话就可能是白扯。关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判断与预测，就面临这样的窘境。

如果按照户籍确定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前几年专家还有数据做依据，现在难了。一些省份或城市已宣布取消农业户籍和市民户籍的差异，以致现在难以判断全国究竟有多少户籍农民。因为以一纸文件做个宣布容易，真要统一城乡居民的各项权利很难，我们大致还可以用历史数据推测出没有享受市民权利的“农村居民”的数量。粗略估计，户籍城市化率现在应该在32%上下。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化率数据约为46%。专家对这个数据有质疑。大略来说，在城市和建制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被看做城市人口，于是有了这个数据。但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大多没有获得平等的市民权利，而建制镇居住的人口中还有大量务农的人口，他们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市民，所以，就有了“伪城市化”的说法。

我在这里要提一个人们不大使用的城市化概念，叫做“产业城市化率”。大略说来，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和其他服务业基本集中在城市，这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看做产业城市化率，现在是90%上下。有人怀疑，10%的农业增加值是54%左右的“农民”创造的，他们没有住在城市，因此，90%不应该是城市化率的指数。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充分。如果我们用劳动时间来做分析的依据，我粗略计算，10%的农业增加值，也就用了10%左右的国民工作日。在做这个计算时，我对农业生产的工作日的估计，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要小，而对城市职工加班时间的估计要比他们长。特别是城市服务业的加班时间很长。

还有一个估计。我国农民的收入如果按工作日的工资单价算并不低，可以超过城市服务业的工资单价。例如，种植小麦的日工资单价可在80元左右，而北京市的加油站的工资单价大约在45元左右。农民的工作日总量占国民工作日的总量大约在20%左右，他们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占全国总GDP的比重是10%左右，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如果由这个计算说明“实际就业的城市化率”是80%，也是比较高的。

当然，城市化率作为一个常用经济概念，是用来反映人们居住的地域情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统计局的概念最恰当。住在城市算城市居民，住在农村就算农村居民，不应考虑其他因素。但这个很“有道理”的意见，若用在发达国家基本没有问题，用在我们国家的确有问题。

农村应该主要居住农业人口，但偏偏我们国家的农村住了大量脱离农业的“伪农民”，而在城市又住了很多“伪市民”。进一步说，我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以农业为主的“真农民”，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居民户脱离农业的“伪村庄”。前不久我去了南方某市，那里很多村庄基本没有农业，而全市的农业增加值占全市GDP不到2%，但政府方面却把近乎一半的人口看做农民！

我们的确有很麻烦的信息失真问题。我们天天讲城乡差别，天天讲农民收入低，但却不很清楚农村和城市的实际边界，也不清楚农民和非农民的实际边界。这种情形已经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施效率。

一些大的村庄应该按照新城市来建设，但却把它们按新农村来建设；一些“假农民”应该纳一些必要的税，但却享受了免税待遇，并得到了支农政策的眷顾，而对真农民支持力度却不得不减少。按一定口径计算，我国每亩地平均得到“支农”帮助，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一些资金帮助实际上却跑到了非农民的口袋里。我国“三农”投入总量，甚至超过了欧盟的支农水平，但真正的农户得到的好处，却不足欧盟农户的零头。

因此，46%的城市化率是大是小、是假是真，不是太要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数字后面的结构性意义。今后的城乡一体化政策要解决职业区分问题，让脱离农业的居民变成真正的城里市民，把真正的农民变成“城外市民”；大家都是市民，只不过农民在城外工作。自然，实现这个目标不能一蹴而就，但政策调控的方向应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