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以98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有很大的反响，引起了许多评论。正面的评论多涉及他在美国面对不公正对待，坚持回归祖国以及回国后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负面的评论则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在报刊上就粮食产量发表的言论和八、九十年代对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倡导。在这些热闹的评论中，少有涉及钱学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论行止。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两弹一星”会战最关键的时期，钱学森以全部心力领导导弹和卫星的研制计划，保密的需要，使他同社会几乎处于隔离状态。可以推想，这也是钱学森工作压力最大、任务最为繁忙的时期，少有余暇参与社会上发生的事件。

现在这位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已经走进历史，在对他的热烈颂扬和其他“热议”行将冷却之际，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所行所思，应当成为史家分析探讨的课题。尤其是，这段时间大致上同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高潮和终结相重合，钱学森在这个时期有什么样的经历？他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动？他同中国当局有什么样的互动？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等等，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帮助人们了解这位科学家以外，也有助于人们认识那个时代，以及有助于弄清类似以下这样的大问题：在“文革”大动乱时期，“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却能够取得“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

笔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是投奔系主任钱学森这个偶像而来的。当时那种向往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的心情，大概同今天的赵本山“粉丝”考入“本山艺术学院”时的心情相似。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五届学生，钱先生的关注重点放在最初两届的学生身上，没有给我们亲自授课，不过大家平时对他的一切都深感好奇和关心，比如同学间在宿舍里有时会争论这样的问题：“钱先生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他晚上做梦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因此，我们的耳闻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点。笔者不揣浅陋，将本人关于钱学森的个人见闻和所搜集到的资料呈现于读者，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知情者和方家，共同为他留下一份经得起后人审视的信史。

隔离

关于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的经历，他的秘书涂元季先生在钱学森逝世后播放的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他说：“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所以这几十年走过来，他不仅没有倒，而且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至于说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而他不倒，这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说军队不准搞‘四大’，后来军队也乱了，甚至连聂老帅这‘二月逆流’都牵扯进去了，也不能工作了，国防科委也乱了。……所以他没有倒，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谈话，值得从中体会他的“微言大义”。首先，他用了两个相连的“非常”来描述钱学森的谨慎处事方式。然后感叹道，他几十年来不仅没有倒，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言外之意，科学家历经“文革”而不倒，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确实，钱学森是科学家中的异数——经历过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十之八九不仅“倒了”，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怎么过来的呢？他列了两个原因：“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跟中央保持一致”。这大致上是准确的概括。至于他内心如何想的，“我们不要去问”——因为实事求是地回答，难免会有损钱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为了奉行“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季羡林原则”，最好是“不要去问”。然而，要成为留传后人的信史，就必须经得起追问，所以“不要去问”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用从前人们常说的话：不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态度”或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态度”。

当然，追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钱学森这样受到保护性隔离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家庭以外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据涂元季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一文中说，早在1958年，钱学森向党交心所写的检讨和其它材料“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党的高层领导就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那就是要把这位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受过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学家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样板，向国人和世界昭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马列主义改造自然、改造人的威力。这项计划的一半已经由美国完成了：它给中国送来了一个现成的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中国要做的是实现计划的另一半，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有关钱学森的一切信息，只让人们知道他红色的一面。另一个措施，就是减少他同普通民众的接触。涂元季在同一篇文章中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注：指驱赶麻雀。当时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各地都组织人以各种方式驱赶麻雀，让其不能落地停歇直至累死）。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可见，同工农群众接触，这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说的，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特殊培养对象是不需要的。这种全方位的封锁给我们了解钱学森的思想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本文希望对他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外界偶然看到的一些表现作一些初步研究和分析，期望和读者一起从中了解这位科学家的内心深处的思虑。

重任

考察钱学森在这段时间的经历，1960年或许是比较合适的起始点。这一年8月，钱学森送别了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

这对钱学森来说应当是一件大事。我们从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来看，他虽然对于回国前最后几年中美国政府的迫害深恶痛绝，但是他对于自己求学的母校以及在美国受到的训练，始终是充满感情和骄傲的，因而，他对于苏联的科技和教育体系以及苏联专家的做法，大概不会太欣赏。不过，当时“反苏”是一条严重的罪名，同苏联专家有异议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钱学森不能不看到“政治正确”的立场在哪里。何况，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苏联的航天技术比他引以为傲的美国确实领先一步。因此苏联专家的撤走，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得到了“解放”，不必事事以苏联专家马首是瞻了。另一方面，从此中国的卫星和导弹计划就全部要靠中国人自己了，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把这副重担放到了钱学森的肩上。

苏联专家走后三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制的仿苏Ｒ－２型短程导弹，后来又叫东风－1号。然而，1962年3月，真正由中国自己研制的东风－２号中程导弹的第一次试射没有成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究和改进，在1964年6月方才将它送上了天空，其射程有一千多公里，刚好能打到日本。1965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枚惯性导航的导弹东风－２Ａ，并在第二年10月27日载上轻型的核装置从甘肃的双城子基地打到900公里以外新疆的试验基地，完成了所谓“两弹结合”试验。为此，钱学森被第二天的美国《纽约时报》列在头版的“新闻人物”栏里。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想象钱学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这两年多时间里，承受着东风－2号试验失败带来的何等巨大的压力。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插曲或许可以折射出钱学森当时的心情：1962年秋天，作为新生，我和同学们都迫切希望能够得到钱学森的接见，毕竟，他是我们的系主任，而其他系的主任如华罗庚等已经同新生们开过座谈会了，我们却一直没有这样亲聆教诲的机会。钱学森当时每周两次到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给化学物理系的高年级学生讲授“物理力学”，我们力学系全体新生相约在某一天趁他课程结束坐进汽车离去前给他递交了请求接见的“陈请书”，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回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正受命调查东风－2号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并主持设计的改进。多年后他说，他在美国做过一些导弹和卫星方面的工作，但是没有参与过发射方面的工作，自己是否能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这项任务，心里没有底。这个时期他的精力专注于导弹试验上面，他甚至用“杀出一条血路”来鼓励自己和部下，哪里有心情顾得上同新生会见一类的琐碎事情？更何况，党中央关于钱学森接触群众的范围和方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1964年东风－２号的发射成功终于让他和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指望没有落空。让毛泽东高兴的还有，1964年10月一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及他在国际共运内的死敌赫鲁晓夫被同僚们赶下了台。于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泽东难得地为自己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泽东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紧挨毛泽东的位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当时正在宣传毛泽东1963年提出的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同学们虽然不知道毛泽东生日宴会的背景，不过都一致认为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钱学森成了中国科学实验革命运动的代表，大家都为此而高兴，虽然这时钱学森已经不再校园里露面，对年级较低的学生来说，他的系主任纯粹是挂名而已。

不仅是科大的校园，这时连中关村也不大容易见着钱学森了。钱家1955年回国时住在中关村为高级科学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党中央批评力学所领导让钱学森下乡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去了。钱学森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保密当然是搬家的一个理由，但显然还有保密以外的原因。其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同样起重要作用的科学家，如地位相近的钱三强、王淦昌和郭永怀等人都从事同样需要保密的工作，却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2008年笔者去北京时看望了原来在科大的英语老师、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她仍然住在五十年代回到中国时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她告诉我，钱三强的遗孀何泽慧院士也一样住在附近老房子里。同四周有气派的“海归楼”比起来，如今这些老房子显得灰暗甚至破旧，当年却是中关村最好的房子。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的时候，每逢节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国时的老朋友聚会。接触的人太多，就会发生一些不能控制的事情。例如1957年，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钱学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交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年代都是校友，回国刚两年的钱学森还没有改掉美国的作派，竟然每月接济他的家属，这种立场不稳的事难免流传到社会上，对于把钱学森造就为“红色专家”的计划是很不利的。钱家搬进军队大院以后，去拜访他要填写会客单，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来，就不容易见到他了。这就将他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隔离开了。

自保

党中央和钱学森本人大概都没有料到，远离科学院和科技大学，住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还有一大好处——在文革来临的时候保护了他。1966年8、9月间，军队大院的高墙替他挡住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的第一道冲击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跟学生打成一片的华罗庚等著名学者都少不了有人贴大字报，只有近代力学系没有人贴过钱学森的大字报——他已经有几年不管系里的事了。科大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到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据说收获甚丰，抄出了他们保留的有着胡适、朱家骅、傅斯年这些“反动派”名字的书信和文件。钱学森得以幸免，因为他已经搬离了中关村多年。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亲住在高墙之外，当时在中央文史馆任职，是钱学森回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1969年逝世，这三年中一直没有收入。这在经济上对钱学森当然不是问题——他的工资是科研人员中的“特一级”。不过在政治上无疑让钱学森感到了相当的寒意。他父亲当年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子的地位，现在等于是被赶出了政府机关，是否也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帚也会扫进他的家里？涂元季先生的那句欲言又止的半截话“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说穿了，没说出来的那半截就是“忧虑和惶恐”这几个字。

这样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有一个或许已经被人忘却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记不得是科学院还是科技大学的什么人找到钱学森，让他发表对教育革命的意见，刊登在学校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钱的讲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跟着老的科学家和工人师傅边干边学，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课。

他的这种意见同他一贯的强调学好基础课程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1963年是我们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学生毕业，我们听说因为这届学生1958年招生时有部分调干生（注：从工作岗位上抽调上学的工农干部），毕业时学习成绩不能让他满意，所以其他系的学生都毕业了，唯独力学系的学生全部被留在学校里多上了半年课，专门补习基础课和外语。如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很难说是出自他的真心，只能理解是钱先生的一种自保的姿态——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教师把学生当敌人，用考试和成绩来为难学生，把他们引上“白专”道路，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此上纲到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58级学生延迟毕业是钱学森一手决定的事，他必须主动自我否定来表示忏悔，以减轻群众运动的冲击。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最为著名的是郭沫若院长发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番讲话，当时，他预感到文化革命这场风暴的猛烈，因此抢先向当局和群众表明：“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当然，郭沫若的书没有按他自己的意见烧掉，大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半个月后，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时又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毛泽东对于钱学森的话，也并不全都相信和赞同，他在大跃进失败后说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多半是给自己和别人找的下台阶的遁词。

夺权

文革最初几个月的动乱总算过去了，这期间钱学森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冲击——除了他父亲被停发工资以外。社会上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原来的国防部五院这时成了七机部，钱学森是七机部的副部长，作为当权派，据说机关内部最初也有一些针对他的大字报，甚至有的大字报说他在二战末期去德国后回中国替纳粹做宣传，一看就知道是耸人听闻的胡说八道，没有人相信。但是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七机部的群众在1966年9月份成立了对立的“九一五”和“九一六”两派，而且很快把斗争扩散到社会上去，由于七机部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到1966年底，两派都成为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他们有时候一个晚上可以出动成百上千的汽车把自己一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盖满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

1967年1月，钱学森遇到了文革开始后头一个重大事件——七机部夺权。

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了撰写钱学森传记《蚕丝》，在1993年到中国采访了叶正光，据叶正光说，受到毛泽东赞扬上海“一月风暴”的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都纷纷效仿，他们也决定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他说，他们事先还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看来周恩来对此已经有所关照。然后，他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都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枪割开保险柜取出了印章，王秉璋被罢了官，叶正光成了七机部的一把手——“总勤务员”。在第二天召开的有数百人出席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次“九一六”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而且，周恩来在几个月后宣布夺权无效，权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

死讯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1968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703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织的人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骂声中用钢管打死。

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1968年10月份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给他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两人有着同钱学森类似的背景——都属于今天被人们称为“海归”的一类人：姚桐斌留学英国，1957年归国，在国外工作期间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赵九章留学德国，四十年代就回国了。论起爱国情怀和政治觉悟来，他们都不比钱学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尤其是赵九章，是科学院的代号为“651”的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人造卫星事业最早的倡导人之一。他资历和地位都和钱学森差不多，他领导的机构属科学院，不属于军队系列，少了一层保护。而且他还有一个要命的社会关系——他的姨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戴的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引用，从而使得戴季陶成为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国民党右派”。这使得赵九章早在文革初期就靠边站了。在忍受了挂牌、游街、批斗和体罚等种种侮辱之后，终于选择了自杀。

钱学森明白，自己也同赵九章和科学院的许多高级科学家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岳父蒋百里就是国民党“反动”军队里的一级上将，幸亏已经去世多年，而且毛选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不过那时红卫兵有本事到旧时代的报刊中去挖掘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自首出狱的“悔过书”，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去挖掘出点他岳父担任“反动军阀和蒋介石的黑高参”这样一类的罪证来？何况，他妻子蒋英的工作单位是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红卫兵和学生造反派队伍是很有战斗力的，有着把校长马思聪逼得逃亡海外的业绩。

幸运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开列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不过，“周恩来名单”或许能够保住钱学森本人的平安，却不能保护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们不是从事国防科研的骨干的话。

钱学森最亲密的战友郭永怀，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职，被授予烈士称号。但是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英语，1970年随科大迁到安徽，“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因为留美的经历，照样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列为“美国特务嫌疑”受到隔离审查，致使她在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才活了下来。

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罗时均先于钱学森归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书，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美国间谍，妻子在她的单位里被逼自杀，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审查期间受到日夜连续审讯，他一睡觉就被审查人员打醒，致使他一度产生幻觉。他们的孩子也长期无人照顾。

“海归”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是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普遍现象。当时的形势可以用这样一幅对联来概括：“留学归国是特务，被捕出狱皆叛徒。横批：基本如此”。绝大多数留过学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有一番不堪回首的遭遇。

钱学森在听到赵九章的噩耗时一定也听到了：近代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教授就在同一个月里在家中自缢身亡。也是在这个月里，也是从美国归来的力学家、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学校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12月，中国火箭燃料研究基地——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化学家萧光琰不堪刑讯逼供，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钱学森有一个朋友罗沛霖，他们的友谊从交通大学读书的年代就开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时候，罗沛霖又在那里当研究生，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钱家度过的。钱学森回国以后住在中关村的日子，罗沛霖又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可是1968年中，他也受到了隔离审查，原因是他的妻子杨敏如是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时因“英国间谍”案被捕入狱。杨敏如1994年对《杨宪益传》作者雷音回忆说：“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

罗沛霖只是因为妻子的嫂子是英国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钱学森妻子的母亲是日本人，两人的亲属中有许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蒋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牵连，完全是由于“中央很保护他”。他心里当然明白，中央哪天不保护他了，或者一时顾不过来，忘了保护他了——当时周恩来忙于应付全国各地的武斗和混乱，被中央文革和它的追随者弄得焦头烂额，完全有可能顾不上他——他就会落到他认识的那些“海归”们一样的命运。而如果真的落到那样的地步，死神也就离他不远了。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话不单是反映了钱学森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在笔者看来，也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悲哀：一个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国家的法制来保护，却需要某个领导人来保护，普通中国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还认为，这话也反映了年近60岁的钱学森的自知之明，他对于自己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有清醒认识——假如让他自己处在赵九章、董铁宝和萧光琰这些人的地位，他一定会追随他们而去的，也许他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

这样的猜想，是有一定根据的。回想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关进了拘留处，他后来回忆说：“我被关了十五天，不准同任何人说话。到了晚上，看守每隔十五分钟开一次灯不让我安睡。这使我瘦了30磅。”保释回家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不稳定。可见，从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沦为“非法入境”的囚犯，这样突然的境遇逆转对于钱学森的身心打击是何等沉重。应当说，移民局对他还有所“优待”，没有把他同其他因偷越国境被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关在一起，而是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有书桌和盥洗间的房间里。虽然不能同家人说话，但是每天都可以隔着窗户同家人见面和招手致意，互报平安。而且他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和同事们正在设法营救他。比较起来，在“文革”中，假如他钱学森失去了中央的保护，从七机部副部长的地位沦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加“特嫌”，像赵九章、罗时钧、罗沛霖等人一样受到“隔离审查”，同家人完全断绝联系，所有的人都同他“划清界限”，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是尽头，这样的一落千丈的境遇，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能够忍受得了吗？更不用说揪斗、游街等人身侮辱和专案组普遍使用的体罚与刑讯逼供了。而这种可能性在1968、69年那段“清理阶级队伍”的时间里，时刻都会变成现实。所以他说“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样的话一点都不是夸大之词。

难关

幸亏有了中央的保护，钱学森不仅没有受到审查，反而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看来中央要把他培养成“红色专家”样板的计划没有因为“文革”而中断。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钱学森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上了庐山，九届一中全会是紧接着九大闭幕后开的，只是举手选举政治局这一类例行公事。所以这次庐山会议大概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纯粹党的官员身份出席的会议。在庐山上俯瞰全国，钱学森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他早年认识的许多“海归”科学家们，即使没有“自绝于党和人民”，也正在经受着“特嫌”审查的煎熬，归国后认识的许多官员和将军也靠边站或者成了“走资派”，而自己得以身免，钱学森此时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时间要轻松一点。

没有想到的是，开幕第二天他在华北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席发言，使自己陷进了一个险恶的漩涡——他这位研究流体漩涡的国际权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涡。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军委和各军兵种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计30多人。同华北无关的钱学森刚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作为来自军队的候补委员，不知什么原因被安排在华北组。讨论的内容是林彪在前一天开幕式上的讲话。讨论的发言内容被写进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字数不过一千左右，报道华北组在8月24日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发言内容在局外人看来全是些顺着林彪前一天的讲话，称颂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类当时流行的谀辞。谁也没有料到，这份简报被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厉批判。

尤其让钱学森惶恐的是，这份材料在十二个发言人中，只点名引用了三个人的发言，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言内容是：“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发言在当时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本来，中共九大上已经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钱学森的建议无非是把林彪的地位从党章延伸到国家宪法而已。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党章或国家大法中规定具体的个人担任某个职务，都是开历史倒车、复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钱学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如果仅止于此，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如此震怒，这份充满套话、假话和空话的“简报”也不会“名垂史册”的。

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钱学森和其他发言人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深意。要领会这一层深意，必须了解庐山会议幕后的党内斗争。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国内外学者的分析。简单说来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讲话中提到，中央有人不认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样的论断。他这话里矛头所指是张春桥，因为吴法宪向他汇报张春桥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讲的一些话有讽刺林彪上述论断的嫌疑。林彪的讲话加上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鼓动，让与会人员“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纷纷表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心照不宣，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不仅是华北组的成员，在其他各组讨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知道张春桥被揪住了小辫子时，绝大多数表现出了这种“全党共诛”的热情。

这才是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恼怒的原因，他知道，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林彪带领下，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实际上是发泄对江青和张春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如此汹涌的群情，连钱学森这样文雅、有头脑的人也跟着大家起哄，让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让他看到了林彪及其势力在“九大“后的膨胀。保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在9月1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都要作检查。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看错，庐山会议上“起哄”的人们——包括跟林彪没有多大关系的陈毅、许世友以及钱学森——确实十分乐于看到张春桥倒台，以便早日结束那种政治迫害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提心吊胆的日子。如果不是碍于江青的身份，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断头台，就像他们在毛泽东死后所做的那样。从这一角度看，钱学森的发言，虽然只是他个人情绪的流露，实际上是代表了全国的遭受审查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共有的一种对“文革”厌恶的心情，不过是用一些听起来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词表达出来而已。因此，伟大领袖又一次没有听信“大科学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听信，而且当头一棒，将这种意见定性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又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纲领之一。从历史上来看，这份简报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公开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做了一次错误的发言。

不谙中国政治的张纯如在她的《蚕丝》一书里没有提到“庐山会议”，不过书里引用七机部某工程师的话说：“（当时）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烦。他不得不作检查，承认在1970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七机部里流传着钱学森给中央写了检讨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说，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才能过关。在“庐山会议”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一连串的事件对钱学森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陈伯达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为了那份“六号简报”，被扣上“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罪名。“文革”以来军队干部一直享受着地方干部没有的优越地位，而现在翻了过来。毛泽东抓住军队在政治局里的几位重要人物黄、吴、叶、李、邱不放，逼他们在“批陈整风”中一次次检讨，而且不让过关。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和丧命的事件。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钱学森多年的同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起来，传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汇。钱学森的问题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人们还是不免要问：你钱学森一年前主张“设国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写进宪法里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呢？

在这样的险境中，钱学森是如何做检查和过关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时间里是如何自处的呢？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钱学森所写的检讨都是不准扩散的“绝密”材料。他为华北组讨论会上的“错误”发言所作的检查如果还没有销毁的话，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央档案馆的“绝密”库房里。不过人们可以从下列小事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在《蚕丝》一书中，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她也许错怪了钱家，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在为自己的检讨头痛，对所有的来客都没有好心情来笑脸相迎——在这种时候，他要试图同一切可能受到怀疑的关系划清界限。用他的秘书的话来说，他在本来已经“非常谨慎”的处事方式之上再加了一个“非常”。

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曾有机会接触钱学森，他就是钱从前的学生查里克（Joseph Charyk）。他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镜头，使我们对钱学森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里的举止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1972年初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建立卫星通讯设备，他到中国后向中方提出要见钱学森，不久钱学森就在几个人陪同下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接见了他。张纯如的《蚕丝》一书记载了查里克对此事的回忆：钱学森首先告诉查里克，他要用中文说几句正式欢迎他的话。然后他就开始批判当时失势的官员——林彪出逃事件刚刚在普通群众中传达，这些失势的官员显然是指林彪及其党羽——翻译逐字逐句把他的话翻译给客人听。讲话完毕，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其余的时间他都用英语交谈。查里克后来说，他肯定最初的那一段讲话是上边要求他讲的。饭后他同钱学森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查里克告诉钱，听说老师曾经身体欠安，钱学森回答时话中有话，说身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的病也就好了。这段回忆显示，即使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钱学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烦，只是暗示自己有“心病”。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

批邓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议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七十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天事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当年4月，国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71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4月27日，《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接着，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一年试验成功。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他提议和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红外线制导。后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

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指责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是在1970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不是他的智商不高，而是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主持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作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1970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决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在这场运动中为了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去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城里流传甚广，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议——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对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狂热的崇拜，对文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厌倦。在“批邓”中一般人写大字报都人云亦云，抄几段报纸上的语言应付过去，他老先生却用“文革“初期那种无限上纲的红卫兵手法，写这种没有水平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言中一定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内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

钱学森的这些令人不解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一回国就被特殊措施保护起来，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对于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确的把握。比较起来，同样从事国防科研的钱三强、王淦昌等科学家就要清醒得多，他们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寂寞

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可惜不是邓小平要求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言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钱学森“中国首席科学家”的地位、他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他对党的忠诚程度，他应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轮到他。科学界的人士都猜测这同他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应该说，钱先生不是一个热衷于官场的人，恐怕也无意出任这一类职位。他的种种引起人们非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并非为了官场中的升迁；能够在毛、刘、周、林、邓斗争的夹缝中得到他们一致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他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审查的苦难，互相交流如何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前，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太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不是他们的过错一样。但是，当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那种友情就很难恢复了。

钱学森对此应该有亲身的观察。他想必记得，1945年随老师冯·卡门去战败的德国时遇到的情景——冯·卡门同他以前的导师普朗特见面时，两人心里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冯·卡门想的是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说：“我一次也没有笑过。”普朗特和他的同事们却好像没事一样，普朗特甚至问冯·卡门：“今后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否得从美国来？”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护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体国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是选择性地惠及极少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护的一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吗？何况，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之辩解的话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人们顿足叹息。

[华新民 美籍华人、文革史研究者、前《华夏文摘》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