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花圈花篮，没有挽幛条幅，没有悼词哀乐，没有长长吊唁的人群，只有六十余载与之相依相伴在治学的“围城”里相濡以沫的老伴，和屈指可数的至亲好友，在时隔辞世仅两天之后，就默默地送走了一位举世无双的“文化昆仑”；连政治局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也都不是作为官员，而是作为普通成员的身份参与送别的。——这就是钱锺书，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钱锺书，谢绝喧闹、潜心治学的钱锺书，与世无争、穿透人生的钱锺书。先生生前的遗嘱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对于一代文化宗师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送别方式(不是仪式)。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先生的病情和辞世均表示十分关切，但在杨绛先生的坚持下，一切都是按照钱先生的遗言照办的。如果送别的时间再往后推迟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乃至七十二小时(这都是很正常的：哪一个名人的家属不想把后事准备得充分些，把送别的场面搞得隆重体面些呢?)，肯定会引来数倍、十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送别人群!我终于理解了先生的遗体之所以要如此迅速火化的原因。
我是12月20日下午才得悉先生于19日晨7时38分辞世的消息的。两年以前，当我一个人悄悄地(这是因为先生不愿有人叨扰而不得已采取的方式)来到北京医院探望先生时，他已十分衰萎，我直觉先生可能不久人世了。年来也曾几度听说先生病情加重，甚至还有已辞世的谣传。但真正确凿地得悉先生辞世的消息时，我的心里却又很不是滋味!想起当年先生是何等的风度翩翩、谈笑风生，何等的词锋锐利、智慧超群，想起在“五七干校”期间与先生同室共事、朝夕相伴的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想起先生对我个人和家人的关爱和教诲，真乃恍若昨日!
1969年严冬，学部(昔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之简称，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全体人员分批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文学研究所是打前站的。我作为文学所先遣队队员之一，有幸与钱锺书先生结伴同行。先生其时已年届“耳顺”，居然而能充任先遣队队员，确乃“文革”一大奇事! 自那以后，干校从罗山而息县，从息县而明港，我都与先生同行。在息县和明港的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因我尚属青年，故而忝列鸡首，有幸与几位学界名流钱锺书、吴世昌、吴晓铃、范宁诸先生同处一室达一二年之久。其中，与钱锺书和吴晓铃两位先生关系尤近。
其时，连部(干校仿照部队建制，一个研究所为一个连)给我的任务是负责本连的杂务，诸如工具管理、信件收发、环境卫生以及“便民服务”——为队友代购日常生活用品之类，与一般勤杂人员无异。这也算是对我的“控制使用”。几位老先生也做了分工，如钱先生负责信件收发，吴晓铃先生负责工具管理和分发等。那时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对“五七干校”的本质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钱、吴诸位先生也不例外，大家都虔诚地把“五七干校”作为改造旧我的场所。吴先生对工作之勤快和细致，几乎博得了连队上下的一致称赞。钱先生则每天或隔天背着个军用挎包，到邮电所来回十数里地，也从未有过怨言，做到了尽职尽责。他还会忙里偷闲，比如稍微绕个弯儿，到外文所(其时，文学所连队离外文所连队并不远)的菜园子去会会杨绛先生，向她递封信、说几句悄悄话之类。有时候他还会在挎包里带部外文辞典(先生有名言曰：“字典乃旅途之良伴”)，在路边歇息时翻翻。有一次，他回连队晚了，我笑问他：“又去会织女了?”他笑而不答。“鹊桥相会”遂成为干校的一段佳话。
钱先生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但凡是中外古今典籍、史著、文学名著中的典故、人物和逸闻趣事等，你是很难问倒他的。但有一次倒是被我问倒了。我说：“请教钱教授，李玉和是哪国哪朝代人?”先生支支吾吾哽噎半天回答不出来。这也难怪：先生当时以“眼疾”为由几乎不看“样板戏”，当然也就无从知道李玉和是何许人也!
罗山的地盘不大，干校要在这里扎根似乎很受限制，所以不久就搬到了息县。息县幅员广阔，但却是个穷乡僻壤，老百姓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干校的伙食也就可想而知了。队友们一天劳累下来有时晚间便聚在一处聊聊“食经”，也算是画饼充饥，解解嘴馋。凡是这种场合，吴晓铃先生总是“龙首”，他不仅有理论，而且能实践，可惜当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吴教授的理论间或也有难以自圆之处。此时站在一旁观场的钱教授便插上一两句，点出其破绽，弄得吴教授哑口无言。此时大家便哈哈大笑，一天的疲累也就消散殆尽。但谁都知道钱教授只是口头理论家，他于烹调术纯属“指手画脚派”。从未或极少亲自实践过。他之精于烹调理论者，乃在于博闻强记——读菜谱也!干校搬到明港后，集中在一个废弃的兵营里，自成系统，条件好一些，副食供应也比以前充足，连里的几个能人还不时到河沟和野地里去抓抓鳝鱼、套套野兔，所以我们不时能够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碰到这种场合，吴教授常能亲临指导，甚至赤膊上阵，并与队友们共同品尝胜利果实，而钱教授则总是避让唯恐不及。——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钱、吴二位性格之异同。“钱吴之争”时常就由于二位性格之不同而引起。
干校中人还多记得吴晓铃、吴世昌和钱锺书三位先生之间的一桩趣事。吴晓铃先生平时说话——特别是说到兴奋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喜欢用手指着对方。吴世昌先生看不惯，有一次就也用手指着吴晓铃说：“你以为你的手比梅兰芳的还要好看吗?”这一下把吴晓铃给气得不行，半天说不出话来。吴世昌平时说话声音既尖又细，尤其在激动的时候，这次更是如此。钱先生一直躲在蚊帐里看书，此时却猛不丁地冒出一句：“世昌，你说晓铃的手比梅兰芳的手还要好看，我看你的嗓子比梅兰芳的嗓子还要好听呢!”这一来又把吴世昌给噎住了。这桩趣事既说明了三位先生性格之异同，也表现了钱先生在这类场合比起别人来总要显得智高一筹。
外界总以为钱先生“嘴不饶人”，这与钱先生机敏、风趣、幽默的说话风格有关。其实，钱先生也是很能体恤人和关心人的，尤其对于青年人。如今干校的同人在回忆往事时，总要谈到钱先生和杨先生关心人、体恤人的一些故事。我个人也有这样切身的感受。我下干校的时候，长女才出生四个月。我爱人因为是在工厂工作，所以没有跟我一起下来，就带着长女留在了北京。在干校，我最大的牵挂就是北京的家。每逢休息日，除了料理内务，就是给家人写信。在这方面，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特别能理解人，表现出一种可贵的长者风度。有一次，我爱人来信说女儿病了，希望我能回去看看。但干校有规定，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是不予准假的。我知道是回不去的，心里很不痛快。钱、吴二位知道后，除了安慰我，还特别问我经济上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钱先生还主动到邮电局为我拍了到北京的电报。经过这件事，我与钱、吴二位的关系比以前更进了一层!
干校于1971年3—4月间搬到了明港的一座废弃的兵营。兵营里当然没有多少地好种，除了种点菜，大量的时间是搞运动一一清查“5•16”。文学所当时有一百多口人，就有二十多人被打成“5•l6分子”，占了五分之 。尽管多数人都对有这么多“5•16分子”表示怀疑，但在“上面”的压力下，还是在使劲地“深挖”。钱先生、吴先生和我当时都属于“局外人”，我们既没有当“5•16”，也不是挖“5•16”的积极分子，所以钱先生有些话敢于对我说。记得当时有一个“5•16分子”(如今已是中国文学界的知名人物了)，因为坦白交待了私人日记中对“文革”、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些疑惑——实际上是袒露内心深处的隐秘，“向党交心”(因为他本人就是中共党员)，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那天批斗会上，钱先生一直低着头看地下，不看台上(但凡开大会，钱先生也大体如此)。会后，他悄悄对我说：“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他在日记中不是还表示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吗?……”短短几句话，充分表现出钱先生的正义感和良知。
1972年年初，干校开始有一部分“老弱病残”人员被遣送回京。3月，钱先生与杨绛先生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回京。临别不免依依，我们还曾为先生“饯行”。先生说：愿各位能成为第三批和第四批!我说：保佑教授吉言应验!先生返京之后，时常惦念着“东巴”“西巴”(文学所干校驻地戏称)的队友。从3月至7月的四个月时间，他跟连队的队友频频通信。仅跟我的通信就有六七封之多。如今重读这些书信，想到先生业已辞世，不免睹物生情!从这些信件中不难看出先生当年与干校诸同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前辈对晚辈的关爱之情，同时也可见出先生淡泊俭朴的生活作风、渊博的学识见闻和诙谐风趣的谈吐。
钱先生返京不久，即给我和其他三位同人(许德政、栾勋和栾贵明)写来一信，信云：“淫雨凿井，极念劳瘁!天漏若悬河，而下有断水之忧，此乃文明社会中之矛盾现象，原始社会中生活者必大惑不解。”其时明港多雨，但我们仍在凿井，故引出先生的如上感慨。又云：“行李前晚运到，方知身外累赘实多，踞天蹐地，煞费安排，又处理或赠送了一部分。虽有人怂恿请求搬家，而我自忖待遇太高，退休有愿，殊不欲多此一举，故不添家具，不雇助理，因陋就简：半病不病身体，似通非通思想，得过且过生活，如此而已。”钱先生与杨先生乎时生活简朴，书籍也多是些工具书、外文原版书之类，他生前最怕累赘，经常送人东西(包括书籍)，故有“身外累赘实多”之类的感慨。先生回京后先是住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后来又与人合住，生活自然多有不便，故有“有人怂恿请求搬家”一说。但先生当时并未提出此要求。接下来信中说：“解开箱子包裹时，尚忆及诸君亲手代捆情景．”对干校同人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1972年4—5月间，我趁干校同人回京探亲之便，从明港带了点花生给钱先生。花生是当地的土产，我们在农民那里不难买到，但带到北京就算是紧俏物品了，故而引出了先生在随后一封信中如下略带夸张风趣的说法：“奉手书，并惠珍品，惟有感激。此物在明港，亦如熊猫之在我国，今到北京，更比之麝香牛矣！”先生其时刚拔去两牙，尚有一牙待拔，故信云：“看来‘无齿之徒’已做定，兄所惠花生尚赶得及吃。再过些时，上下齿空空如也，只能望洋兴叹，兄之盛意遂变成残酷的讽刺、恶作剧的引诱！!”读后不免令人捧腹。信中先生还谈及一事：“昨晤余震同志……自言来京汇报，我想探问‘泡校’泡到几时，他当然口风甚紧，如末打开之食品罐头，我无‘照胆之镜’、‘开心之钥’等等法宝，无奈他何。”余震系当时军宣队负责人，先生向余震打探“泡校”之事，说明先生对干校同人的关切之情。
]972年5—6月间，已风闻学部将全部返京。但此时却出现了“信阳大会”上学部“挨批”的事件，似乎又使返京之事出现僵局。是时先生来信极表关切，云：“夏鼐同志(按，著名考古学家，当时亦在干校)亦参预信阳大会，返京后曾以概况略告，倾读尊函，益了然於事态之发展，同时逾代诸君乾着急。‘学部挨扣’之耗，我等山野闲人无所知云，但从于(余)震同志动员报告推测，似非言出无因。”但7月初，先生突然得悉干校同人即将全体返京之消息，遂来信告以“喜讯，亦为欣慰”，谈及“一周后想可晤面”，流溢出欣喜之情，并禁不住在信中重提干校之“打赌”趣事一桩：“老道(按，指曹道衡先生，古典文学研究家，亦连队队友)输酒一瓶，打开时酒香远刺建外宿舍中人鼻孔，至有连打喷嚏者。真怪事可人笔记小说也。……”
1972年7月，干校终于全体返回北京。此时百废待兴，先生和师母正拟重操旧业，我深知先生好静，不愿外人多予叨扰，且先生学贯中西、学养深厚，而我学识浅陋、学养甚薄，与先生很难在学术上进行对话，故而极少登门拜访。但逢上年节，我与家人到南沙沟寓所看望先生时，先生和师母总是热情相待。1977年年底，我长女病后初愈。先生获悉，遂来一信云：“令媛病，我与季康(按，即杨绛)皆甚悬念。病后需营养，俾早复元。请即抽空一来为盼。”我和我夫人同去了，先生和师母一定要我们收下三十元钱作孩子的营养费，我们怎么推辞都不让。这使我们深为感动!三十元钱，这在二十一年前虽是一笔不算太小的数字，但其中所包含的前辈对晚辈的关切之情，又怎能以金钱的多寡来度量呢?
还有一事也是我永志不忘的。1986年，我受命筹组于10月间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开会前数日，我偕同刘再复、何西来、张炯几位同人前去拜望钱先生，邀请他光临讨论会的开幕式。事前，我们对先生能否与会不抱多大希望，因为我们深知先生生性不喜热闹，对于各种会议回避唯恐不及，连一年一度的国宴都罕见他到场，更遑论一个学术讨论会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先生却欣然应承与会。当然，这绝非由于情面难却(倘说情面难却，何以那么多的活动包括国宴都推辞了，难道就没有个情面问题?)，而是出于对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学的关爱。于是，先生的到会，便给了全体与会者一个极大的惊喜!
先生生前曾多次谈及常有不速之客前来打扰，使其不胜应付，故而拒客不见之事，“虚名之带来灾害，如是如是!”于是，在有些人那里，便有了一个误会，以为钱先生是一个很高傲、不合群、很难打交道的人。其实先生是一个襟怀坦荡、热情诚恳、很富于人情味的人，尤其对于晚辈。由以上诸事，亦可略见一斑。只是先生生性与喧闹无缘，更讨厌追逐名人之风，而潜心于研究学问。对于学问，先生也自有见解：“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因而先生生前曾一再奉劝人们不要写关于他的文章，不要搞什么“钱学”研究，对成立“钱学研究会”之类，也表现得无可奈何。——这恰恰是先生作为一位真正大学者的真性情、真人格之所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跟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一样，先生也有他的弱点和过失。这在先生自己也是从不讳言的。任何把钱锺书神化或圣化的做法，都是违背先生为人之根本的。先生固然是一伟人，但亦一常人。杨绛《干校六记》就是把先生作为常人来写的。先生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也曾有所自责，比如，他在说到“六记”尚缺“一记”《运动记愧》时，就对自己在干校的表现有所反省：“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按，指干校的清查‘5•16，运动)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如此等等。但先生一生不慕虚荣、不求闻达，学富五车、博大精深，为近世之文化泰斗，已为世人所公认。纵使有些弱点或过失，又何损其光芒!远在20世纪70年代，一向高视阔步的夏志清先生就曾为钱先生的学问文章所折服，他说：“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或晚辈，还没有人比得上他这样博闻强记，广览群书。现在想想，像钱锺书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与他相比。”他惊呼钱氏“学问之广，实在令人望洋兴叹”!评价是否允当，尚可论议。但钱锺书先生的学问和人格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峰，令人仰止，犹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永泽后世，却是无可疑义的!斯人远去，风范长存!
1999年元月写于北京避喧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