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机遇把我和先生“绑”在了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下放河南“五七干校”的近三年时间里，我不仅与先生同属“先遣队”同车抵达河南罗山，而且在河南息县我与先生同室共处既有一年多之久，并与先生结下了“忘年交”。
1972年3月，先生作为“老弱病残”人员被先期遣送回京，从3月到7月的五个月时间里，我与先生有过较频繁的通信联系，如今比较完整保留下来的先生这个期间给我的书信有四封，加上1977年后的三封，共计七封。如今重读这些书信，想到先生辞世距今已近十二年，而我也年逾古稀了。这几封书信虽然没有议及家国大事，谈古论今，只是传递一些家长里短，琐闻趣事，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窥见些微时局的变异和学界的信息，更不难看出先生当年与“干校”诸同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前辈对晚辈的关爱之情，同时也显现出先生深湛的学养，风趣、幽默、犀利的谈吐和文风，从而折射出一代文化巨匠作为常人一面的真性情和真人格，这对后世人全面地认识先生、了解先生、研究先生或许不无参考价值。
现将其中四封信的片断摘出，并略加按语，我想有心人读后定会有所得的，我亦借以怀念先生。借用先生信中的一句话说，就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第一封信——
骏涛、德政、承髯、贵明同鉴：
得书喜慰，不能分别作答，只如旧小说中所谓“唱个统喏”，希谅之耳。淫雨凿井，极念劳瘁！天漏若悬河，而下有断水之忧，此乃文明社会中之矛盾现象，原始社会中生活者必大惑不解。承髯上我以尊称，使我哧矮半截，折寿十年。……启吟返沪，德政亦将探亲；骏涛得假抢在先，於福建三杰中，现在未免向隅。……行李前晚运到，方知身外累赘实多，跼天蹐地，煞费安排，又处理或赠送了一部分。虽有人怂恿请求搬家，而我自忖待遇太高，退休有愿，殊不欲多此一举，故不添家具，不雇助理，因陋就简：半病不病身体，似通非通思想，得过且过生活，如是而已。解开箱子包裹时，尚忆及诸君亲手代捆情景。……每周一三五半天集体读书(包括业务书)，二四六半天开会学习。我虽蒙准许休息，明日家务粗了，拟赴医院检查，下周便思到学习小组“亮相”，参见其芳、平伯诸公矣。（闻孙、唐皆以病号不参加。）二日前中华派人来有事相问，乃知标点二十四史事，现由白寿彝主持，刘大年调去负责修订郭老所编中国通史近代部分；叶水夫所传消息，乃古人所谓“斋东畦语”，洋人所谓“厕所广播电台消息”，而东巴烟遥俱乐部所谓“范派新闻”也。顾颉刚每日能工作二三小时，……章士钊先生上月卧床读书时翻身不慎，滚坠床下，折断胫骨，尚未恢复；我与先生世交，所居（距）仅隔一胡同，十余年中，未尝访候，后生小子，傲兀欠礼……手欲写而眼已倦，纸将尽而话尚多，就此带住……
（按）在几封信中，此信最长，有纸四页之多，末尾还有蝇头小楷，因“纸将尽而话尚多”也！先生于1972年3月从河南明港“干校”回京，此信写于是年三四月间无疑，中有“行李前晚运到”，即为明证。先生的所有信件均未标明年、月，只有日子。信是写给四个人的，均“干校”文学研究所连队队友。“德政”即许德政，又名沙予，我的同乡和研究生同学，古典文学研究家，现居澳大利亚悉尼。“承髯”即栾勋，古典文论家，已去世。“贵明”即栾贵明，古代文学研究家，现居北京。其时明港多雨，但我们仍在凿井，故有“淫雨凿井”之说。“启吟”即郑启吟，亦当年文学研究所连队队友，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启吟祖籍系福建，加上德政和我，即所谓“福建三杰”。三人中，唯我请假未获准，故有先生“未免向隅”之慨！钱先生与杨绛先生平时生活简朴，书籍也多是些工具书、外文原版书之类，他生前最怕累赘，经常送人东西（包括书籍），故有“身外累赘实多”之类的感慨。先生回京后先住在文学研究所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生活多有不便，故有“有人怂恿请求搬家”一说。但先生本人当时并未提出此要求。其时“老弱病残”回京，工军宣队仍组织开会、学习，故有信中所述诸情。“其芳”即何其芳，“平伯”即俞平伯，著名作家、学者，均已去世，当年均曾同赴“干校”，后亦作为“老弱病残”人员提前回京。信中提及“中华”，即中华书局。其时之传闻，尽管有些是子虚乌有，即先生所说的“斋东畦语”和“范派新闻”，但从先生此信中所透露的白寿彝、刘大年、顾颉刚等学界名流的某些消息，大体可以捕捉到“文革”后期的一些新动向。
第二封信——
骏涛同志：
良沛归，奉手书，并惠珍品，惟有感激。此物在明港，亦如熊猫之在我国，今到北京，更比之麝香牛矣！谢谢！我家中已绝无排场，本宿舍中有排场者，惟金岳霖、吴世昌二公；来信所谓“钱府丰盛桌面”，盖亦兄才气横溢之流露，继“火箭”妙语而起之又一例证。昨晤余震同志，新戴眼镜，几不认识；自言来京汇报，我想探问“泡校”泡到几时，他当然口风甚紧，如未打开之食品罐头，我无“照胆之镜”、“开心之钥”等等法宝，无奈他何。我于星期一拔去两牙，尚有一牙待拔，以血压高，医嘱服降压药一周后再去。看来“无齿之徒”已做定，兄所惠花生尚赶得及吃，再过些时，上下齿空空如也，只能望洋兴叹，兄之盛意遂变为残酷的讽刺、恶作剧的引诱了！你探亲在“头批”，并非由于你的“抢”先，而实出于旁人的“拥戴”，只恨你当时“半推半就”，没有坚决谢绝。因此看来，谚语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先下手为强”，“棋先一招”，而另一方面是“后来居上”，“后起者胜”。处世做人之所以困难也……
（按）先生的大部分信件都用毛笔书写，但这封信用的却是钢笔。此信大致写于1972年四五月间。信虽不长，仅一页纸，但妙语连篇，读之令人捧腹！其时“干校”分批探亲，故有“良沛归”、“你探亲在‘头批’”之说。我第一期探亲实际上未准，这里的“头批”当指后一期中的头批，遂引发出先生的一番诙谐之论。“良沛”，系濮良沛，即林非，现代文学研究家，亦当时连队队友。其时，我托林非先生回京探亲之便，带了一些花生给钱先生。花生是当地的土产，我们在农民那里不难买到，但带到北京就算是紧俏物品了，所以有先生的“珍品”、“熊猫”、“麝香牛”之类略带夸张的风趣说法。信中谈及“晤余震同志”，打探“泡校”之事，可见先生对于“干校”队友的关切之情，此种感情一直贯穿始终。“余震”，系当时军宣队负责人。“干校”前期尚有“运动”——抓“五一六”分子等——可搞，后期连“运动”也搞不下去了，事实上已无所事事，故有“干校”即“泡校”之戏称。
第三封信——
骏涛同志：
得信甚喜。半月前栾勋同志来一信，正想作答，忽然有些事，遂被横风吹断，后海洋来，知其回家探亲，想已返明港矣。夏鼐同志亦参与信阳大会，返京后曾以概况略告，顷读尊函，益了然于事态之发展，同时愈代诸君干着急。“学部挨扣”之耗，我等山野闲人无所知闻，但从于震同志动员报告推测，似非言出无因，自恨无范老之情报网，不能讲得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睛也。吴教授曾向留守人员作讲用，微闻国务院大会未选中，故另一吴教授比之为“只中进士，未点翰林”。讲后普遍反应是“使人觉文饰不朴素”，甚至说“搞文学的人结习难改”。……闻打羽毛球，极好。又想见当年在复旦时演剧、运动等活泼景象，陈郎未老也。……
（按）此信可能写于1972年五六月间，其时已传学部即将全部返京，但“信阳大会”上学部却挨了批评，似乎又使此事出现僵局。“栾勋”，如前信按。“海洋”即于海洋，又名于维洛，现当代文学研究家，已去世。先生当时与诸多晚辈皆有往来，栾勋、海洋、贵明、德政……均在其列。“夏鼐”，著名考古学家。因“信阳大会”上学部曾被“上面”批评，故有先生“愈代诸君干着急”之说。“于震”即余震，如前信按。“范老”指范宁，与前信“范派新闻”之“范”为同一人，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前“吴教授”当指吴世昌先生，著名“红学家”；后“吴教授”系吴晓玲先生，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干校”期间，我有幸与钱先生、二位吴先生及范宁先生，同室共处，前后达一年多之久，尝见其因性格差异而发生纠葛之事。这也是人情之常。如今几位老先生均已仙逝，作为后辈人，当可理解之。所谓“陈郎未老也”，是由于我与先生曾谈及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过演剧及其他活动之事，遂引发了先生此处一番善意的调侃。
第四封信——
骏涛同志：
来信奉悉。令嫒病，我与季康皆甚悬念。病后需营养，俾早复元。请即抽空一来为盼。……
（按）这是1977年岁末的一封信。其时我长女病后初愈，先生获悉，遂来此信，记得当时我和我爱人同去了，先生和师母一定要我们收下人民币30元，作为孩子的营养费，我们怎么推辞都不让。这使我们深为感动！30元钱，这在三十三年前是一笔不算太小的数字，但其中所包含的前辈对晚辈的关切之情，却是难以用金钱的多寡来度量的！联想到在“干校”期间，先生曾为小女生病主动为我到邮局拍电报一事，以及其他许多先生和师母关心晚辈之事，说明这绝非偶然!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