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贪腐之国。因专制制度、权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贪腐症。中国一部二十六史，实是贪污腐化史。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为制度性的、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行为，往往不必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彬彬有礼地、公开半公开地进行，如战利品、抄家物品归己，克扣军饷，接受下属的“礼敬”等。

汉时的权臣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就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梁冀的家产值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

清朝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被抄家时，连嘉庆皇帝也惊得目瞪口呆，说：“和珅的大珍珠比皇冠上的还大，大宝石连宫中也没有……”。据估计，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为8万万两，抵当时全国20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珅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一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一万三千多两。

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此乃万古不易的一条定律。统治者权力无边的中国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了贪腐之乐土。“做官发财”、“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事实、光宗耀祖的梦想。人们对腐败习以为常，对腐败钦羡万分：“如果我当官了，也会多捞些”，许多国人的心里这样想。

因此，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公认的制度，是系统化的敲诈、制度化的贪污。

费正清说：中国是“农民––––官僚式的国家，它奠基于农业而不是商业，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客所统治”，老百姓“靠老天爷和税吏的摆布过活”。正因为如此，农民受尽盘剥、敲诈，地主和官僚则有封建制度为其庇佑，特别是官僚，哪有不发大财的？明时严嵩的贪污款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清之时，一个总督、巡抚的年俸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雍正虽高薪养廉，创立“养廉银”，但随物价上升，以及财政困难，养廉银经常停支，也发挥不了养廉的作用。于是，官员们贪污公开化，甚至为政府所许可，如买官鬻爵公行，乾隆时捐4600两纹银，光绪时捐2600两纹银就能做知县了。

在传统社会，反腐败也经常采取铁血手段，杀鸡给猴看。朱元璋整饬贪腐最烈，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驸马欧阳伦也因倒卖茶叶而被诛。

另据统计，清朝共有162名二品以上的高官被处死，其中55人是因贪腐而被杀头的。即平均不到5年就有一名二品以上的官员因腐败而被处死。

虽凭残酷手段，但传统社会并没有消除腐败，反而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呢？是官主民仆、权力万能、资源官府垄断、低成本风险高腐败收益的政治经济制度使然，是社会性全面腐败、缺乏正义感的文化风俗环境使然。

二

现代社会如何反腐败呢？腐败的消除要依靠舆论自由、言论自由，要依靠政党、组织的监督和制约，依靠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公务员制度，依靠独立的司法、法治的完善，依靠资源的市场化和行政的公开化、透明化等等来做到。

假若没有舆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一味唱赞歌，不反映社情民意；假若政党、组织只靠政治说教和严打恐吓来遏制贪欲，保持自己队伍的廉洁性；假若政客与文官勾结，政务官与事务官不分开、决策与执行不分开；假若没有民主政治，政务官不是靠选举上台，人民不能罢免他；假若官控资源、行政暗箱操作，不搞市场化拍卖招标投标；假若法制受制于行政、无独立的司法，检举揭发者常常受到打击报复，那么寻求反腐败无疑是缘木求鱼。

国际透明组织指出：发达国家的腐败度比较低，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度很高。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有丹麦、瑞典、挪威、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这些国家的权力制约比较完善，新闻监督有力，尽管腐败现象偶有发生，但能够受到很好的遏制，不会泛滥成灾，能够把“筐里的坏桃子”不断地扔出去。而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其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于政府垄断资源、直接控制经济，在于政商一体、政银（政府与银行）结合，在于集权专制以及新闻、司法的不独立，在于缺乏民主，公民无法监督政府官员等等。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至首相的纳税清单。现在发达国家的担任公职者每年都要报告自己及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由主管部门审核，任何隐瞒、谎报、转移财产的行为，都被视为有罪，可能被逮捕。他们还实行金融实名制，清查匿名存款，韩国因此而查出了两个前总统的巨额非法财产。他们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美国让电视无限制地报道各级议会和行政会议；其透明的选官任官制度，如新加坡的公务员由独立于议会和政府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由他们聘用、考核、处分等，这能较好地避免卖官鬻爵现象的发生。西方的政党活动也法治化了，美国规定，接受联邦资助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使用家庭和本人的资金总额不得超过5万美元；个人向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年不得超过2.5万美元；候选人收到的超过200美元的捐款必须公布捐款人的姓名、住址、职业等，候选人超过200美元的开支也必须对外公布。发达国家还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以克服政党分肥制的弊端，如他们规定官职不得作为竞选时的许诺，政务官的任命须经议会批准，事务官不得参与任何政党，不被政务官随意解职等，这样有利于防止官员们相互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

西方反腐败是无禁区的。他们可以弹劾总统，可以随时罢免首相和各级官员；为了保证于此，他们建立了独立的反腐机构，如美国设立了特别检察官制度。再加上他们的司法是独立的，法官不得参与任何政党，因而司法监督强而有力。西方还提倡以权制权，以议会监督政府，让政党相互监督，并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1971年，《纽约时报》与尼克松总统就新闻报道打官司，最后以总统败北而结束。西方还实行民主制度，让公民广泛地参与社会决策和监督，如1966年美国通过了“情报自由法”，规定公民有权查看政府的文件档案，1976年又通过了“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联邦政府的50个机构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公民可随时旁听。另外，他们还有财政审计监督，其审计部门有的是独立于政府、议会、司法的，以保证审计不被干扰。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还兴起了又一轮私有化浪潮，解除了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管制，放弃了政府手中的审批权、指标、配额、盘子等，这样都有利于反腐倡廉。

三

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软政权”。他们虽讲究集权，但效率低下，法纪松弛，腐败蔓延，行政命令的贯彻能力退化。而且，由于分利集团化–––––一些个人或组织为了狭隘的自身利益，排挤他人或其他组织，垄断资源，阻碍资源的合理流动，通过钱权交易谋取暴利。这样，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我们虽然正在发展市场经济，但不愿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产权清晰，一味地回避市场经济的根本––––个人所有制、共有制，不肯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种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给不被制衡、不受制约的权力资本、官僚资本以广阔的生存空间，由此必然形成无法控制的制度性腐败集团。而发展中国家反腐败，往往不去触及制度，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官僚、既得利益者进行保护，寄希望于通过政变、运动、严打、教育、自我监督、清除异己、压制不满等等来消除老百姓的怨气、遏制腐败，结果治标不治本，政权也因此被断送。

毫无疑问，集权政治与自由经济的结合，必然造成特权、贪腐现象。市场经济减去民主法治就等于腐败。

中国的问题不是穷，而是穷奢极欲，无法无天。

反腐败如果不从体制着手，那么，一面杀贪官，一面还会出现更多的贪官。

有人推崇罗隐的“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的精神。此精神固然可贵，但法治监督、制度制约、新闻批评、言论自由、民主政治才是克服腐败的根本。

那种认为道德自律就可以消除腐败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浪漫主义政治是中国现代政治灾难的总根源。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欢迎浏览个人主页 http://huxingdou.home.chinar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