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所引发的激烈交锋，已发展到拆迁现场与社会舆论两处战场。近日有两则新闻引以为证，一是10月30日上午，黑龙江省密山市一位市民因为抵制政府强拆，在自家房顶上点燃汽油自焚，造成面部、双手烧伤。二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近日在江西万载讲课，号召官员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记听后大为不悦，批驳“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此语一出，网络立即群情涌动。
强制拆迁之乱，早已不是新闻，但今日走势确实已乱至人心。江西宜黄自焚事件之后，伤亡者尚未善后妥当，便有当地官员抛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高论，为被问责的当地领导鸣冤叫屈。此番于建嵘教授本是应邀给当地干部作有关“社会稳定”、“强拆”和“征地”的主题演讲，不料当地领导也只是叶公好龙，终于按捺不住貌合神离的苦闷，权力自大症当场发作，不仅无意探讨强拆的是非曲直，反而挟强拆以知识分子的衣食父母自居。
这一幕，读者诸君虽未亲睹，但于今日社会拆迁分歧之巨足可想见。一方面是强拆现场的利益之争，令生者不惜以死相拼，付出血泪乃至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是舆论思潮上的分歧，已经处于针锋相对、彼此难容的境地，竟至于应邀讲学者要推椅离席，万千网民只有空怀忧愤。这种强拆之上的人心分裂，揭示出以强拆为动力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高度紧张的关系。此情此景，蒙昧者无动于衷，敏锐者洞若观火，皆因民心尚未获得应有的估价。
从宜黄官员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到万载书记的“如果没有我们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一些基层官员已经把这种看不到个人权利的发展至上观提升到了“国计民生”的认知高度。深入来看，这种由权力自大所衍生的道德自负，既垄断了关于如何发展的话语权，又将公民个人权利置于由垄断者予取予夺的轻浮境地，使围绕尊重权利的严肃探讨难以找到可以信任的起点。
然而，仅仅诉诸道德，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基层官员坚定地信奉这种扭曲的强拆发展观。对庞大的行政体系来说，基层官员是各种政策的直接执行者，面对强制拆迁带来的社会阻力，他们不可能完全没有感受，但这无碍于强拆政策的推行。这只能说，基层官员同样受到一种不容反思无法抗拒的科层推力，不容反思在于强拆政策本身的既定性，无法抗拒在于官员选拔的激励机制。当强拆带来政绩，而政绩可以有效兑换为升迁时，这种推力就展现出不可抗拒的一面。
这让人们看到，基层官员对强拆有理的种种辩护，源自其对基层实践经验的直接表达，这种表达非常刺耳，但不能否认其是既存事实。就此而言，围绕强制拆迁其实存在两个版本的事实，一个是公众因为个人权利意识日渐高涨而反对强拆，一个是基层官员因科层推力、职业升迁而支持强拆。这两种事实反映出公民和公仆两个群体的意志，并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事实抹去另一种事实。客观来看，既然对发展模式的话语权并不在前者，后者的强硬蛮横也并不是没有逻辑的来源。
鉴于此，强制拆迁的终结难以避免要触及这样的艰巨命题：究竟是要保护权力，还是要保护权利。在理念和话语分歧如此之巨的今天，要在现有框架下完成这种权力与权利之间的重新安排，其窘迫不难想见。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新的拆迁法规一直难产，为什么新规草案早已向社会公布，依然会出现各说各话，甚至针锋相对的极端立场。不可否认，拆迁条例修订是朝向公平正义的一种调和努力，但公平正义能实现到何种程度依然受制于更为宏观的框架。公众可以呼吁，但不可以左右，这是强拆背后的利益与理念冲突仍会持续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