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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4日，萨马兰奇家族发言人胡安·费尔南德斯在律师陪同下，向新闻界公布了萨马兰奇遗嘱。据说这份遗嘱是萨马兰奇先生于2009年3月订立的，分为家事遗嘱和公务遗嘱两大部分，公之于众的是公务遗嘱部分，这部分内容包括萨马兰奇对国际奥委会的感谢和回顾，对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展望，以及对有人指责萨马兰奇“使奥林匹克运动过于商业化、职业化”的回应和反驳，等等。
如果单纯是这样，我们这些处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是没有什么闲心去关注的，我们现在只关心政府主导和演绎的通货膨胀会不会把我们手里可怜的一点儿存款化为灰烬，只关心我们的房子会不会在风高月黑之夜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只关心“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官员什么时候公布自己的财产，只关心天文数字的政府行政费用什么时候降下来，只关心我们这辈子还能不能摸到选票，只关心我们的后代子孙还有没有赖以存活的资源……所以，萨马兰奇先生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我等作为芸芸众生的“屁民”严格一点儿讲没有什么关系，至于这个经常出入我国国家领导人会客厅的外国老头儿死还是没死，什么时候死的，死以后有没有遗嘱公之于世，遗嘱中都说了些什么，都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真的没那个闲心。
然而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那么诡谲，你认为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偏偏就有了关系，并且是极为紧密的关系——你绝对想不到，萨马兰奇临死之时念念不忘的事情当中，竟然有一件事情不但与你有关，而且直接关系到你的生存状态、你的命运轨迹和你子女的未来。
下面我们来看这份遗嘱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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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16日我从基拉宁勋爵手中接任奥委会主席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复苏的初期，我曾经对尊敬的同事们说：“既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可以举办一次成功的奥运会，那么中国也可以，我们没有理由无视一个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存在。”那时的中国给我们的印象只有乒乓球和神秘感，有人甚至预言台湾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都要大于中国大陆。因此我们当时的心情犹如使徒保罗刚刚进入罗马时一样。时至今日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人，至少在奥林匹克运动看来是这样。那些用业余体育论来批评国际奥委会的人应该在过去的那个夏季看到，中国是如何由国家培养竞技职业运动引导和带动业余体育运动的，故宫红墙下打太极拳的中国老人给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古老国家体育精神的复苏。
以商业化和职业化抨击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应该看到，正是在允许职业运动员进入奥运会之后，奥运会才摆脱了财政危机和日渐式微的衰势，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运动赛事，才能走入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并鼓励电视机前的每一个怀有梦想的孩子投身球场和田径场。也正是奥运会带来的巨大的消费刺激才使得众多国家有了举办的兴趣。
不可否认的是，奥运会现在过于庞大和臃肿，但是我相信这是令人庆幸的烦恼，抱歉的是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了罗格先生，每届耗资数百亿美元的奥运会确实开始令很多中小国家望而却步，这也的确违背了奥运会的初衷，但是，还有什么比预算不足的奥运会更糟糕的呢?
奥运会需要保持它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能促使人类体育事业的发展，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头脑，在全球化的今天，奥运会的举办地已经不很重要，它的任何讯息都能够通过卫星和光纤迅速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从北极到罗得角，从喜马拉雅到死海。因此我建议可以适当修改“奥运会轮流举办”的原则，寻找一个合适的永久举办地，玫瑰碗橄榄球比赛永远在一个固定的场地举办，可是谁能否认它的伟大?
2008年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中国更能承担这样的一个荣耀，北京奥运会的空前成功，10亿人的高涨热情令人沉醉目眩，当听说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给各国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热情足以让任何人感动。
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被投入奥运会场馆建设，尽管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欧元，但是每一个居民都行动起来，连北京的数以千计的乞丐也被动员起来前往昌平拉沙子，奥运会举办期间，连最偏远的数千公里外的县城都实行交通管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团结的奥运会，他们(指中国人民)被有效团结在奥运组委会的旗帜下，自觉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这令每一个在2008年夏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到惊讶。
遗憾的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似乎正在侵蚀奥林匹克运动，由英国政府的态度可以看到，愿意维持奥林匹克运动进一步上升的愿望在缩减，对于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我们只能保持谨慎的乐观，问题在于——伦敦之后呢?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一样以国库支持奥林匹克运动而不计较得失。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如此以成功举办奥运为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举国被自己运动员的金牌感动。更快更高更强，这句口号也适用于奥运会本身。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和她的力量，自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这是在她抗击大地震的同时进行的)，她又要以400亿欧元举办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在广州又要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亚运会，这个国家还在积极申办未来的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之后，他们将失去大把投资的动力，国家将失去方向，我们应该保持她的热情和对国际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我的老家巴塞罗那有句话“柴火架在篝火堆尖”，我们有必要为这种热情加上永久的燃料。
为此我郑重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将中国确立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永久举办国，只有这个国家能排除各种杂音，能够把全部的钱投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国际荣耀，我很高兴得知，罗格先生已经表示愿意倾听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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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要求一个冰球运动员(萨马兰奇先生年轻时候是冰球运动员)具有政治家视野，像政治家那样老练地看待国际事务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所以，你还不好指责这个叱咤世界体坛风云的老人在政治上极为无知，就像未经世事的孩子，谁会在意一个孩子的信口胡说呢?你顶多说一句：“你给我一边儿呆着去!”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老大不小的孩子说的话也太没边没沿了，几乎嘟囔了整整一个晚上，说隔壁老六家有钱，让爸妈明天带他搬到老六家去吃喝，还梗着脖子说：“老六喜欢人家说他有钱，他肯定愿意我们去!”爸妈一定会惊诧不已，奇怪这孩子哪儿来的这么一个想头。
我现在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想头。
“故宫红墙下打太极拳的中国老人给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古老国家体育精神的复苏。”萨马兰奇先生想不到这有可能是国家特意安排的场景吗?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就连提问的学生尚且都是假扮的，对付几个素质高不到哪里去的奥委会委员，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政治手腕极为练达的大国来说，难道不是小菜一碟吗?如果萨马兰奇先生认为政府安排几个老人在故宫红墙下打太极拳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体育精神的复苏”，他能回答那是什么样的体育精神吗?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中国更能承担这样的一个荣耀，北京奥运会的空前成功，10亿人的高涨热情令人沉醉目眩，当听说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给各国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热情足以让任何人感动。”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比极权主义更能够动员社会，令萨马兰奇先生“沉醉目眩”的与其说是“10亿人的高涨热情”，毋宁说是国家对社会的巨大操控能力。当“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给各国运动员的时候”，萨马兰奇先生知道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喝什么在吃什么吗?他知道是何种力量让“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吗?他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
“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被投入奥运会场馆建设，尽管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欧元，但是每一个居民都行动起来，连北京的数以千计的乞丐也被动员起来前往昌平拉沙子，奥运会举办期间，连最偏远的数千公里外的县城都实行交通管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团结的奥运会，他们(指中国人民)被有效团结在奥运组委会的旗帜下，自觉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这令每一个在2008年夏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到惊讶。”在一个实行公有制的国度，西方思想家认为任何力量也不能褫夺的人民最重要的权利(财产权)事实上也就等于被褫夺了，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发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一样以国库支持奥林匹克运动而不计较得失”的事情;才可以发生“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欧元”却能够用“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被投入奥运会场馆建设”的事情。我还可以告诉萨马兰奇先生，当一个国家几乎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时候，国家财富尽管由全体国民的财富聚积而成，但是国民对国家财富是既没有管辖权更没有质询权的，萨马兰奇先生盛赞的与其说是中国人民的热情，毋宁说是中国政府的强大意志力。如果把萨马兰奇先生的言论放到政治哲学范畴，他究竟在欣赏什么在盛赞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也正是因为如此，萨马兰奇先生才把“数以千计的乞丐也被动员起来前往昌平拉沙子”，“数千公里外的县城都实行交通管制”看成值得振奋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他那个奥运会，除了使中国获得的国家荣誉之外，在多大程度上对数以亿计的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构成了影响，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和她的力量，自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这是在她抗击大地震的同时进行的)，她又要以400亿欧元举办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在广州又要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亚运会，这个国家还在积极申办未来的世界杯……我们有必要为这种热情加上永久的燃料。为此我郑重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将中国确立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永久举办国，只有这个国家能排除各种杂音，能够把全部的钱投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国际荣耀。”萨马兰奇说得很好，富强了的中国活该有这样的大手笔。我还听到另一种说法：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高达50亿元人民币，由此推算，单是备战雅典奥运会中国就花了200亿元，以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实际获得32枚)计算，每枚金牌的财政投入大约为7亿元!7亿元是什么概念呢?“可以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 !“可以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足够组建一只现代化海军舰队”!如果萨马兰奇先生对中国普通民众大面积贫困状况稍有了解，还会如此讴歌中国政府在国际体育赛事上亢奋的热情吗?还会不顾中国民众死活(很让人怀疑其带着歹意)建议把奥运会永久主办权交给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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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萨马兰奇先生表达的是一种个人意见，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浅见的道理，自从人类走出蒙昧，组成社会以来，人就没有纯粹的个体存在了，“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人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正是因为任何社会和群体都是众多个人的集体表现，所以任何个人都应被视为社会群体的特殊表现，他没有独立的存在，作为其中一名成员的个人由于生命中的遗传和社会因素，与社会整体紧密相连。”([美]查尔斯·霍利·库顿：《人类本性与世界秩序》)也就是说，驱动一个人说什么不说什么以及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既不单纯是隐藏在个体精神躯体之内的人性因素，亦不单纯是不断涌动和变化着的影响和制约人的社会因素，而是这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既然这样，我上面对萨马兰奇遗嘱的分析和指责就显得有些表面化了。我们还应当更深入一下，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这样，就很有必要把关于萨马兰奇个人的话题转变为政治哲学或者说社会学话题。
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有极权主义专制国家都极为重视体育，都曾经实行我们今天仍在实行的所谓“举国体制”，即国家毫无顾忌地动用纳税人钱财堆积世界冠军。苏联和东德都曾经是令人生畏的体育强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古巴、朝鲜等也都曾经在某些单项体育赛事上处在世界领先位置。
难道这些国家的人民真的生活文明健康蒸蒸日上，反映到体育上才表现出骄人的成绩吗?不是。我们看历史结果：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垒和较量中，最后的胜利者不是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宣称“腐朽没落”、“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国家。
既然这些国家的体育竞技状态与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构成直接关系，那么，一定有一种强大力量参与到了体育中来，在结果与原因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可疑的隐形桥梁，就是说，体育一定承载了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非体育的东西。随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崩溃，随着人类对二十世纪两大毒瘤之一的共产主义(另一个为法西斯主义)的认识一步步深化，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极权主义社会条件下，那种参与到体育中的强大力量就是国家，是国家让体育承载了非体育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工具和载体。
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历史图景是，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体育都被高度政治化了，变成了体现国家力量的政治行为。哈耶克曾经发出警惕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单一目标”的警告(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五章：民主与计划)，同样适用于体育。这里所说的“单一目标”，简单地说就是极权主义的国家目标，就是极权主义为了控制社会所要达到的意识形态目标。正是这种与体育运动的崇高精神完全背反的东西，致使共产主义国家把体育竞赛变成了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展示国家强大的政治舞台，在国内则把它变成了证明其权力合法性、强化对人民钳制和奴役力度的团体操，本质上与朝鲜由10万人参加演出的超大型音乐舞蹈《阿里郎》没有什么不同。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里边的机理，我们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为例。
东德早在1948年就确立了体育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总体目标，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体育部，1952年成立奥委会(这个组织直到1968年才获得国际承认)，以超常手段把体育纳入到了国家行为当中，体育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东德就先后夺取了519枚奖牌，紧随苏联(774枚)和美国(624枚)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这个只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小国，把国土面积4倍于自己的西德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然而这个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有人调侃说，东德为了实现体育目标组建了一支“军队”，所有体育科学家、运动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教练、医生、司机、各类服务和陪练人员都组合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多地夺取金牌，为此，他们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手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巨变，抛弃了极权主义制度，开始走被我们称之为“西方那条邪路”的自由民主之路。随着东德与西德合并，神秘的东德体育机器开始露出肮脏的面目——官方体育管理机构“东德体操与体育联盟”首先被查出贪污和挪用公款，涉案人员涉及东德体育界上下所有层面，该联盟副主席因为无法说出自己抽屉里的现金来源而投湖自杀。随后，更大的黑幕相继被揭开，长期以来，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在国家机构指使下，东德体育部门有计划地让运动员服用各类违禁药物，并且成功地避过了国际赛事的药检，单是此种行为就造成了至少100多名运动员非正常死亡;为了研制新型药物，东德还开办了许多“体育医疗研究机构”，实行训练教练和药物教练的双教练制度，在青少年队员身上做各类药物试验……据认为这是东德在短时间内攀升为世界超级体育大国的终极手段。
极权主义的内在本性是将人工具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上述令人发指的手段之外，还为这些被工具化了的人群提供特殊的生活保障，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运动员的生活处境就呈现为金字塔形态：处于金字塔基座上的绝大多数运动员由于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一旦过了出成绩的年龄，生活处境往往十分悲惨;而金字塔塔尖上的一小部分拿奖牌的队员又会成为特权化、贵族化了的特殊人群，就像庞大的官僚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超脱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处境一样。东德取得成绩的运动员(用极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说法：为国争光的人)不但有比普通人大得多的房子和豪华汽车，还享受着国家的特殊津贴，以获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为例，除了基本津贴以外还可以获得至少35000马克的奖金，这相当于一个东德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收入总和，他们还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更好品牌的酒和国外日用品，这在一个任何商品都需要配给的社会中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与作为“世界体育强国”的国家荣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德的群众体育运动却严重滞后，尽管东德花费巨资修建了很多豪华体育设施，但这些设施基本上不对公众开放，常年处于半封闭状态，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到这些设施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柏林墙倒塌以后，东德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万千种需要宣泄的情绪之中，其中就有对东德体育制度的极度愤怒，他们甚至以焚烧体育明星的汽车、毁坏体育场馆设施的方式进行发泄。
极权主义国家把体育工具化为意识形态载体，即使它光彩夺目，也丝毫不能说明人民群众的体育发展状况，更不能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多么大提高，体育造就的国家辉煌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状况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反差。有资料显示，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联邦德国(西德)的33%，东德人均月工资为1270东德马克，联邦德国人均月工资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1比率计算，东德人均月工资仅为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东德人民生活水准只及西德人民生活水准的六分之一。
所有独裁者在有条件独裁的时候都不可能切实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在掩耳盗铃式的倒行逆施中往往心存侥幸：大概不会有人察觉我做了什么吧?大概不会有人做出反应吧?大概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就在这种近似痴呆的幻觉之中，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恨也正在心中淤积，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结果，历史公正地提供了机缘，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终于为不满和愤恨找到了发泄的通道，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不可阻挡的抗议浪潮吞没了一个又一个志得意满的极权主义政权，东德人民也终于成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角，亲手迎来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历史性地完成了统一。
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说东德的体育以及柏林墙最后的垮塌呢?我只是提醒读者注意，身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体育在极权主义国家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沦为极权主义国家工具的体育有多少丑恶多少肮脏;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体育成绩对那个国家的民众意味着什么?
既然这样，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临死之际还要动把奥运会主办权永久交给中国的念头呢?究竟是什么东西迷惑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呢?
答曰：极权主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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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拍摄过一部名为《浪潮》的电影，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寓言，讲述了一个并非虚幻的故事，藉此说明人类远不是理性的，在一定条件下，人性中的黑暗部分有可能重新充塞世界，人类有可能重新进入蒙昧时期。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文格尔是德国一所普通中学的老师，按照校方的安排在“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讲述“独裁统治”课程，故事由此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课堂秩序异常混乱，即使在他把“独裁统治”四个字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也仍在看闲书、玩弄手机，没有一个人在意他写了什么。他费了很大力气把学生拉回到课程讨论中来，学生们的发言很让他失望，他并不相信学生所说“纳粹已经远离我们，我们德国人没有必要总是带着负罪感。”更不相信“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它没有民众基础。”文格尔决定做一个实验，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是独裁，学生们重排了桌椅和座次，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是纪律，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元首。”通过口头投票，文格尔成为了“元首”，开始像元首那样行事，纠正大家的坐姿，要求学生必须直立发言，学生们必须尊称他为“文格尔先生”，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正襟危坐的学生们齐声向他呼喊：“早安，文格尔先生!”文格尔强调集体的力量，要求大家像军人一样踏步，“让我们的敌人(即楼下的班级)吃天花板上的灰。”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成功地给学生们植入了一种优越感。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统一的服装，大家一致同意把白上衣和牛仔裤确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红上衣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了。她的男友马尔科责备她“太自私”，文格尔则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不和她讨论任何问题，把她视为异类和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一个名字，最后确认为“浪潮”。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中获得归属感的学生们的创造力被激发了出来，有人动议，“浪潮”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于是他们确定以右手放在胸前左划波浪的手势作为他们的行为标记。这所学校里的学生纷纷加入“浪潮”，就连卡罗的弟弟也要求加入进来，为“浪潮”把门，阻止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进入学校。卡罗忧心忡忡，奉劝文格尔中止这个游戏，因为她发现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
星期五——文格尔要求大家把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的教学方式受到校方和学生家长的反对，要求他结束这种游戏。因情绪失控打了女友卡罗的马尔科也后悔不迭，认识到“浪潮”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手法的翻版，恳求文格尔中止这一切。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用何种方式结束它。当天晚上，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了文格尔的短信：“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事关‘浪潮’未来。”
星期六——学生们齐聚学校礼堂。文格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煽动学生们把非议“浪潮”的马尔科揪出来，在“叛徒!叛徒!”的呼叫声中，马尔科被学生们推到了台子上接受惩罚。文格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宣布他所设计的“独裁实验”课程结束，“浪潮”就此解散。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文格尔的意愿发展，狂热的“浪潮”成员蒂姆拔出从网上购买的手枪，要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他说“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背叛它，即使文格尔也不能。
结果是，蒂姆枪杀了一个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然后在绝望中开枪自尽。
《浪潮》是根据美国一所高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从影片的情节设置来看，导演丹尼斯·甘赛尔虚构的成分很少，影片情节基本上是按照现实中的真实事件的内在逻辑演绎和发展的，这就是说，《浪潮》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出于良知给人们提出的艺术警觉，它更是现实的再现，赤裸裸的现实再现，令人惊悚的现实再现，这对我们愈加有了警醒的意义。
把萨马兰奇先生放到这种可怕的现实之中，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没有什么不正常，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极端黑暗的社会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人们，它所诱惑的，正是每个人幽深人性中包裹着的黑暗之光，这种不祥的光亮会本能地趋向罪恶，与罪恶勾肩搭背，相互招引，相互滋养对方，于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血脉，并在现实的土壤中牢牢地扎下根系，发芽生长。
人类本性中天生就有控制他想控制的对象的欲望——控制大自然，控制自己的同类，控制事物的走向——我之所以把人类的这种本性称之为“黑暗之光”，是因为人“控制”欲望的支点不是大自然的和谐，也不是公众利益和福祉的实现，更不是一项事物是否拥有符合道义与良知的走向，而是欲望无限膨胀导致的对私利的无止境谋求，是个体对群体的盘剥乃至于暴力掠夺。
个体的人是这样，团体(国家、政党以及任何形式的人类组织)也是这样。个体的欲望依仗意志、体魄来实现，团体的欲望依仗权力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性中最为强大的心理力量不是利他的，而是自利的;权力意识中最为强悍的意识力量也不是利他(公众)的，同样是自利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被哈耶克极为敬重的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才振聋发聩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权力的欲望与人的欲望一样，只有在限制它的地方才能够被终止，当它面前没有限制的时候，它会不断向对象(既可能是人亦可能是社会)提出索取。所谓自由民主社会，就是为权力设立了限制;所谓极权主义专制社会，就是失去了这种限制，直至目前，世界历史全部都是在这两条道路上展开和向未来延伸的。值得庆幸的是，人类良知总是在做有利于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极权主义之路越来越狭窄了，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在那条路上，以“国情”和“特色”为名向死亡狂奔。
不幸的是萨马兰奇先生在与极权主义造成的社会结果短暂接触以后就受到了蛊惑;我们还可以把话反过来说，萨马兰奇先生幽深人性中的黑暗之光也在向极权主义招引，渴望着世界上出现一个亚特兰蒂斯式的国度，把他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实现的梦想在这里变成现实，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要为昂贵的权力者狂欢和贵族沙龙付出怎样的精神和物质代价，他是不可能费尽周章地去想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尊敬的萨马兰奇先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过程中，在特殊而奇异的氛围中，完成了就连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异化，成为了《浪潮》中的蒂姆，值得庆幸的是，他只是立下了一个涉及到中国的遗嘱，没有像蒂姆那样拿起枪指向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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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是好事不断：10月31日，萨马兰奇先生在遗嘱中欣慰地谈到的上海“世博会”胜利闭幕，再有10天，萨马兰奇先生巴望着的亚运会也将在广州开幕……不会有任何悬念，那当然是一届空前精彩成功、任何举办国都无法超越的亚运会，国家仍将会像以往那样收获巨大的荣耀与风光，我们也会像国家那样享受到骄傲与自豪;权力者仍将会像以往那样利用一切手段激荡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把它作为自己的节日欢欣鼓舞。
然而作为生存着的个体，我们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被“国家化”，祛除掉白天的鼓噪和喧嚣，夜深人静之时，我们仍旧免不了要想一想：政府主导和演绎的通货膨胀会不会把我们手里可怜的一点儿存款化为灰烬?我们的房子会不会在风高月黑之夜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官员什么时候公布自己的财产?天文数字的政府行政费用什么时候降下来?国有垄断企业肆无忌惮从民间汲取财富的时候可否把手段放温柔一些?我们这辈子还能不能摸到选票?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子孙还有没有赖以存活的资源?
尽管是一种罪过，我们仍旧免不了要这样想一想，因为，相对于用来证明国家强大辉煌的国际体育赛事来说，我们自己活得是否顺遂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已经超过30个年头，每一个中国人都曾经为这一壮丽事业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包括所有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体育事业的运动员，是因为人民相信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救中国，是因为人民相信只有通过改革开放，自己的小日子才能够过舒坦一些，活得有尊严一些，为此他们甚至愿意做出巨大牺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这些普通民众用自己的血肉换取来的。如果权力者热衷于把这些社会财富用来作为炫耀政治正确、抗拒自由民主之路的资本，如果这些社会财富对极权主义构成诱惑和招引，这将是一场多么让人唏嘘的悲剧!
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意识到了悲剧降临的危险性：“在我们竭尽全力根据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制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引言)
警惕啊!人们!极权主义绝非仅只是在遥远空间游荡的幽灵，它就在我们身边，就潜藏在权力者心灵的深处，就踞蹲在政府大楼房间里，就隐约在“奥运会”、“亚运会”之类国际体育赛事流光溢彩的画面中，就藏匿在庞大的政府费用和“三公消费”黑洞里，就附着在强拆人员的棍棒之下，就隐含在社会和自然资源被掠夺被破坏的行为中……当所有人都对此麻木不仁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蒂姆;当蒂姆把枪口对准人民的时候，我们也就既没有理由亦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了，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曾经用长久长久的沉默纵容过它。
萨马兰奇先生不过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