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警告说：“国民若使永远专持‘否定’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拿出来，恐怕成了世界上虚无的国民”

以前在外行领导内行的时代，教育和学术机构多是由来自部队的工农干部领导的。这些人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据说并不愉快。因为被领导者虽不至于正面顶撞领导，但未必真能“听话”。尤其读过一点书的人，往往互不服气，所以真要做点什么，便很难“开展工作”。

有意思的是，现在教育和学术机构已基本是内行领导内行了，而读书出身的领导，仍和以前的工农干部感觉相似。某次一位新领导就说：你们这些人，自己不一定高明，却很难接受他人；真像是高明点儿的，组织需要时还往往不肯“站出来”。大概凡领导都喜欢被领导者“听话”，所以遇到不那么顺从的，便有类似感受；但若读书人都“听话”起来，又何须有此群体的存在？

当然，读过一点书的人往往互不服气，似乎也是实际存在的现象。在大家都想要“各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当仁不让于师，彼此相诋相矫，或更多是为了求真理、存真理和实施真理。像什么儒墨之争、朱陆之争、汉宋之争等等，是两千多年来的常态。然既以仁为己任，尚能诋而不诬。后来似乎就有些风气日下，陶希圣在抗战前办《食货》杂志，便感觉是处在一个“斗争的时代”，人人都在与他人斗，“没有调和的余地，也没有共进的心理”；所以他提倡一种“相互批评的合作”，不因批评便不合作，也不因合作而互不批评。

陶氏所说的“批评”，大致是一个近代才流行的新词。以前或指下批语作评论，那是中性的，也包括称赞、叹服在内；后来却越来越多地用于指弊纠谬甚至斥责一类，呈现出单一的负面涵义。而批评本身，也渐成一种负面的作为。

以前中国的读书人是名副其实地读书，很少写书；后来引进了知识分子的称谓，似乎不写书便不足以证明其“知识”，于是开始大量写书，并连带着从外国引入了“书评”这一新的言说形式。但或因国人对这一外来方式不够熟悉，或因批评已经成为一种负面行为，“五四”后不久，胡适就注意到：“近来杂志上的‘书评’，似乎偏向指摘谬误的方面，很少从积极方面介绍新书的。”

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不幸这话仍相当适合于我们目前的学风。如今出书容易，不高明的书固多，好书也不能说没有。然若从书评看，赞扬和指责的都有些信口开河，让人看不出学术现状的好坏。

学不能不讲。真正的学术批评，本不为打倒对方，而是当如陶希圣所说，要有“共进的心理”。批评本身不是建设，却要具有建设性，也可以起到建设作用。从负面批评全无价值的书籍，实不如给品质较高的书籍以正面评介。后者显然更能推动和引导学术的发展，却是从“五四”以来一直缺乏的。故傅斯年当年就曾向胡适建议，应提倡“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曾以提倡破坏著称的梁启超在“五四”后观察到，有人说“中国是‘否定性’的国民”（此国民是nation的中译）。虽否定帝制，却不见得能共和；虽否定集权，也不见得能自治。那时他已认识到，一味消极而不积极，是非常危险而必须警惕的：“国民若使永远专持‘否定’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拿出来，恐怕成了世界上虚无的国民”。

民族如此，学术亦然。目前学界的情形与出版界相类，多元而歧异。既有学风败坏的一面，也有积极建设且相当不错的一面。有人踌躇满志，有人忧心忡忡。其实学术能多元而不一尊，本是非常可贵的。

一个时代的学风好不好，主要应看其好的一面。真正好和真正差的学者总不会是多数，而相对平常甚至平庸的学者总会较多。如果某一时代有相当数量较为优秀的学者，这一时代的学术就靠他们撑起；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后人很少会去注意那些平常的大多数。

一个具体的学术机构稍不同，好或较好的人总要在半数以上，否则风气难正。但真正代表这一机构的，仍是那少数优秀的学者。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办学者只要能树立真正好的，鼓励那些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而忽视相对平常的（从全世界的实际状况看，不一定要淘汰这些人，更不一定能淘汰这些人），就可以使该学术机构良性发展，越来越好。

专持否定的态度，结果可能走向虚无。在个别历史时段，或许有破坏重于建设的时代要求；但在绝大多数时候，建设永远重于破坏。更重要的是，“必君子道长，始能望小人道消”（廖仲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