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最是此湖水
记得当年，天边那浅浅淡淡的烟云，那远远近近的霜雪，渐渐地都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了。那是一个明霞满天，歌吹遍野的年代。庄严的、郑重的生活召唤着一代青年的热情。我也是那个准备时刻投身于为建设新生活的、无限长的队伍中的一个。那正是激情似火，意气如虹的人生。青春做伴，偕侣北游，负芨京师。我终于选定了燕园的这一片土。曾自喻是蒲公英的一粒种子，被命运女神的兰心蕙口轻轻一吹，不经意地掉在湖边那片草地上。自此落地生根，入定于这一片塔影婆娑、柳丝摇曳的名园。
迁至北京西郊的北大，依然承袭了老北大的文脉气韵。红楼笙箫，汉园弦诵，广场悲歌，长街呐喊，依然随处可见北大精神的延续。北大建校于戊戌维新，历经国难，视野自是高远，襟怀自是阔大。莘莘学子，每怀宏愿：天下兴亡，社会盛衰，人心今古，世事浮沉，未敢一日或忘于心。强国新民，科学民主，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依然是北大立校的根本。蔡元培首倡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宏大精博的学术品格，自此在中国树立起第一所融学术与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新型大学的形象。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摇篮。也许只有北大，能够如此智慧地把挽救国难的激情最后转移到伟大的文化重建上面来。五四运动中，不仅有走在队伍前面的北大师生，更有以《新青年》为基地的关于重铸国运民魂的思考以及参与的激情。红楼的庄严雄伟始终是北大精神的象征。红楼始终站立在北大人的心中。即使是迁了校址之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仍然以《红楼》命名北大的文学期刊。这是我们永存心中的纪念。
但北大毕竟是青年学子荟萃之地，青春以它自有的方式在这里运行不息。北大不仅是庄严的和深邃的，北大却又是浪漫的和轻松的。北大始终代表着中国的青春和活力，代表着不竭燃烧着的生命之火，以及伴随着生命之展开的那些奇特的、充满灵气的思想。北大人的创造激情和浪漫情怀期待着一种表达。青春焕发的年代给予了北大一个诗意的燕园——燕园里一个更为诗意的、始终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名字的湖，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未名湖。
未名湖是镶嵌在燕园中的一颗绿宝石。环湖垂柳，柳荫小径，塔影婆娑，波光潋滟。月下观湖，静若惺忪着睡眼的处子，微风花影，则是一杯轻漾的春醪。这湖这水，给紧张的大学生活平添了温柔的诗意的情趣。但即使是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也没能隔绝北大师生与外界风云的心灵的联结。
北大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也是那个年代，校园里日日夜夜鼓涌着关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思考。深层的反思，锐意的质疑，涉及的都是当日国家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前沿问题。那是一个春意阑珊的季节，校园里夜以继日的辩论在进行。激昂的讲演，热烈的争论，从大饭厅到三角地，一夜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大字报——那是一篇篇对于蒙昧和专权的批判，那是一声声对于民主和正义的召唤。一株又一株的“毒草”，坦然的、无畏的，然而又是天真的和稚嫩的，向着惯性的思维发出尖锐的挑战。
当然，那一场民主运动最后以巨大的历史悲剧的形式宣告流产。一个充满时代精神的前卫性的思想解放的意愿，最终以众多的思想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而结束。它给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一道永难弥合的流血的伤口。二十世纪中叶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紧接着对所谓的“右派进攻”的整肃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共产风”和“大跃进”的热狂，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批判”和“阶级斗争”的狂涛。如此这般，直至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大动乱。北大站立在风雨中，扮演着种种引人注目的角色。北大站在风浪的前列，起着种种别人起不到的独特的作用。这其中，更多的是引导时代前行的、有时则是反向的，甚至是让北大人蒙羞的作用。
但北大毕竟是北大，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和见证了历史的大创伤，它依然挺立着，依然包容着和选择着，依然从这里向社会输送出一批又一批才俊之士。北大有着成熟的经验并拥有兼容而健全的性格。性格的一方面，是以红楼为代表的坚定、浑重和深邃，性格的另一面，是以未名湖为代表的潇洒、浪漫和不拘于定则的、往往给世人感到意外的灵思。一方面是建立于科学基础上的务实求真，一方面是寄托于诗意空间的梦想和不同于世俗的精神探险。
作为北大人是幸运的，他既拥有昨日的红楼，他又怀抱今日的未名湖。红楼赋予它以深沉的历史感，未名湖又使它尽情地享有今天。历史是那样地严峻，今天是那样的充满柔情。多情最是此湖水。如果说，红楼是父亲，那么，未名湖却充满了女性的温柔和浪漫，未名湖是母性的。
长记那湖畔柳荫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长记那花神庙边午夜的悄语，长记那荷花池旁傍晚的幽约，长记那月下花前，一圈又一圈的环湖漫步，人生，事业，友谊，爱情，我们总有不竭的话题。记得那年初进燕园，相约几个刚刚相识的朋友，定中秋之夜湖畔观月。几杯新酒，若干小酌，把酒临空，望塔边的月轮，晶莹澄澈，清绝寒冽。若有若无的远近灯火，如幻似梦的笑语笙歌，那水，那湖，那树，那花，那飘浮在空气中的青春气息，那种道不明、说不尽的诗意和梦想的思绪，有点隔，有点远，又有点空茫，但却是那样实在和久远。这一切如今已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它将与我的生命相终始。
更难忘湖畔的那些数不清的甜蜜的约会，如今都秘藏于心灵的深处，成为一页页永不褪色的记忆。难忘那个夏日的薄暮，月上柳梢，晚凉初至，新浴方罢，执手荷塘。长裙曳地，湿发垂肩，罗帕轻绾，兰香浸人，正是无以言说的千种风情。自此年年春草，长记那一袭浅色罗裙！更难忘那年元日新正，凌晨霜重，呵气成冰。湖边柳岸，雪霰结成了万树梨花。瑞雪纷飞中携手湖面雪场。冰刀如电，红杉如火，柔情似水，正是严寒中送出的融融的春意 ——未名湖，你授我以知识、育我以志向、养我以精神，你是我的除了生我以外的另一个至爱的母亲。你更给了我深深的、浓浓的、长长的、远远的友谊和爱情，你是我的永难忘怀的亲密的女友！未名湖，我该怎样感谢你？我该怎样报答你？我的所有的感谢和报答，又怎能与你所给予我的相称？未名湖，我真的是无以面对你的深情和深爱，无以面对你的一切一切——
此湖多情，一经相约，便矢志伴我一生。年年此夜年年此夜，那昔日的思念，便会不顾一切地向我袭来。它唤醒我失去的青春的记忆，促使我回想那甜蜜的和苦涩的往日的一切，有一种美丽，更有一种追悔；有一种幸福，更有一种感动；而那混合着昔日的梦想与愉悦的，却又是一股酸酸的、涩涩的思绪。我不想拒绝也无法拒绝这种执拗的“强加”。它逼使我排除一切现下的庞杂与冗繁，遁入并置身于昨日的纯真与浪漫。
总是一年的最后时光。当三角地那边高音喇叭播放着欢乐的乐曲，校园里的街灯便刷的亮了。年年此夜，天多半是灰暗的，云很低，往往是似有似无地飘着雪花，那雪花轻轻扬扬，落在脸上是清冽的，萧瑟中有一种快乐。北方的冬天黑得早，天气也比现在冷，到了一年的最后，寒冽的雪花一接触人的皮肤立刻就融化了，空气中充溢着一种期待的喜悦。
为了迎接除夕，下午的课多半是提前就结束了。从教室下来的同学，步履匆匆，在乐声中拥进餐厅。那时的北大，校园里供学生使用的只有大小两个餐厅。大餐厅可供几千人同时用餐。其实小餐厅也不小，近千人也容得下。两个餐厅的四围，摆放了类似书架那样的架子，是为学生们放置餐具用的。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形成习惯，每个人各备布袋，把自己的碗筷装入袋中——各自自认位置，一般不致错乱。
除夕的晚餐比平日更见丰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元五角。当时是敞开吃的。餐厅里摆放着四方桌，没有椅子，大家站着用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不分系科，也不分男女，凑够了八个人就上菜。饭是自取，那时用的是大木桶装饭，馒头或花卷则是装在大笸箩里，也是自取。餐厅的炊事员力大无比，用铁架子车推着主食。平时是四菜一汤，木须肉，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土豆烧牛肉，经常可以吃到，时不时地还有烹对虾解馋。
除夕的晚餐有学校的补贴，所以是丰盛的，比平时要多出一两个菜。一般的班级，多半自发地将菜饭搬回宿舍，以班组为单位自行聚餐。这时，学生们往往自掏腰包，买了啤酒或红酒来一醉方休。但更多的学生仍然坚持在大小餐厅，仍然坚持站着用餐。不论是在宿舍或是在大小餐厅会餐的，这个一年一度的新年宴会，虽然充满了欢乐，但多半也总是匆匆。因为宴会之后，还有一个全校规模的新年团拜，而在团拜之前，还有一个大规模的新年舞会。这些活动的会场都是大饭厅。
新年聚餐结束了，要把场地清理出来以便举行舞会和团拜会。时间紧，因此会餐难免匆忙。更重要的是，大家也心急，急着参加那难忘的夜晚的大狂欢。年年此夜，年年如此匆忙，匆忙里充盈着期待，期待那难忘的欢乐。酒喝过了，歌也唱过了，大家收拾餐具，回到自己的宿舍。女同学们最紧张，她们要换上美丽的裙子，换上高跟鞋，略施粉黛。她们也没忘了邀上好友，而后从校园的四面八方汇成人潮，就这样缓缓地涌向大饭厅。
大约是除夕的晚八点光景，大饭厅已经张灯结彩，播放着欢乐的乐曲，开始迎接客人了。在现场指挥和服务的，是学生会的干部们，他们个个也都是盛装打扮，那些歌舞队的，合唱团的，戏剧社的，那些平时就很活跃，也很骄傲的“公主”们，早就花团锦簇地出现在现场了。
五十年代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着早春的气息和情调。百花齐放，向科学进军，先进班和三好生，都是那时的号召。北大更是了不起，声称要办“太学”。当日校园里弥漫着这种轻松的和欢乐的气氛，一种类似青春期做梦般的天真烂漫的情绪，是与时代的总体氛围相吻合的。普及交谊舞，提倡女同学穿花裙子，唱苏联的和古典的歌曲。学生中西装长衫并存，社团活动蓬勃开展。而且经常性地有来自国内外的名家讲演，上自国务院总理、各部部长，以至各路学术艺术新秀，都是北大邀请的客人。
那时的生活中充满信心而少忧虑。学生们的生活不算十分充裕，却是衣食无虑，国家对家境困难的同学有周到的补助。（而且生活开销很低，一场电影的门票是五分，从北大到西直门的车费是一角五分。）每到周末，东操场上的电影可以放到深夜，而周末的舞会更是笙歌达旦，一片升平气象！现在的年轻人往往惊异于为何我们会有如此优美的舞姿？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欢乐时光。
大饭厅的舞会举行到夜阑。时钟的指针转到了零点零分，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候。尽情欢乐的人们把舞步停了下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钟声响了，未名湖边的钟声也响了！在大学生的欢呼声中，马寅初校长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登上讲台。他总是带着微醺，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向大家祝贺新年。那时的马校长威望极高。平时他很少公开讲话，更不做长篇报告，却是每年的全校团拜总不缺席。他的新年致辞，也是寥寥数语，如同家常。内容讲些什么，现在多半记不住了，倒是“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酒”却是印象深刻，历数十年而不忘。
北大的历届校长中蔡元培先生最负盛名，但蔡先生的风采，我们只能从文献和口传中领略。马寅初先生治校的最盛时期，我们都是亲历者。他是一代宗师，大家风范。他是校长，他更是学者，他是教授治校的楷模。马先生在当校长期间也没断了他的学术思考，惊天动地的“人口论”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写成的。他不是官僚，他也不是事无巨细一把抓的事务主义者。依我看，他就是“无为而治”。这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北大校长。
这么说，当然容易引起误解，以为马校长不做事，不拿主意。恰恰相反，马寅初校长正因为放了无数的“小事”给那些应当做事的人去做，而达到了治校的目的。先前的情况我们不知，可以这么说，在解放后所有的北大校长中，马寅初是政绩最著的一位。衡量大学校长的政绩，不是看他盖了多少宾馆高楼，也不是看他出了多少次国，或做了多少次空洞无物的报告。其实，大学校长就是一面旗帜，在学术界应当是公认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力量——他应当是具有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至于他“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是不必计较的，校长毕竟不是事务主任。
年年此夜，年年如此的欢乐今宵。那时我们不知有明天，有灾难在明天等着我们。包括你、我、我们，包括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我们都不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正经历着令人振奋的“百花时节”，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天真烂漫，而且轻信——以为快乐无边无际，以为此日、此夜、如此的年年此夜的欢乐永久！
别了，那飘着雪花的日暮。别了，那通宵达旦的歌舞。别了，那带着微微醉意的新年祝词。别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短暂的欢乐！无悔的青春
我被廖东凡的叙述所吸引。《我的西藏故事》，是廖东凡用一生的心力写成的，这里凝聚了他毕生的理想和信念，这里迸发着和燃烧着他永不衰竭的生命的火焰。这是作者以他的全部青春为代价换来的一枚痛苦而又甜蜜、经历磨难而又异常丰满的果实。这是漫长岁月中的泪水和伤痕、坚持的行进和艰难磨炼获得的成功合成的一曲华彩的乐章。我近来作文不喜夸饰，愿意用内敛平淡的语气讲述所见所闻。现在面对这位熟悉的朋友的令人惊叹的人生经历，我想，任何高级的形容对他来说都不会过分。
廖东凡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同窗，论年届他比我低一个年级，论年龄我比他大好几岁。在校期间直至现在我们都习惯地叫他 “小廖”。他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率真、单纯、热情而透明的朋友。我和他虽然不同年级，平日来往也不多，但却是相知甚深，我自信是很了解他的，他是我在北大结交的一位可信赖的朋友。
廖东凡毕业后自愿去了西藏，这举动在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深信这是他真诚而坚定的选择，而绝非一时的冲动。廖东凡心宽如海，志高于天，他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他始终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并印证着他的信仰与向往。我相信五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都能从廖东凡身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不过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行动没有他果断，心境也不及他单纯，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和承担，但很难有这样的坚韧和持久。
说到我的母校，北大在那个时代是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总是少年壮志，心存高远，有很多的想象和憧憬，这原是北大人的优长之处。但是一般来说，北大人可以目光远大，却难于脚踏实地，他们会有很多的豪言，却易于忽略甚至摈弃琐屑的细节。廖东凡凭着一腔豪情，一个定念，形单影只，离家背井，把自己最可贵的青春，点点滴滴，都贡献给了西藏这一片常人难以到达的雪域绝地。
他在雪域高原是一只孤飞的鹰，忍受着冰雪严寒和旷远的寂寞。入藏时二十三岁，调离内地时四十七岁，他在西藏总共历时二十四年。他是把所有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换来了内心的胜利，并赢得了广大的藏族人民的信任和热爱。这一切，他是用八千七百三十六个日日夜夜他人无法理解的坚忍，是用无边的孤寂和流血的心灵为代价换来的。
一个在湘水之滨成长，又在北大这样全国最高学府生活学习了五年之久的青年，一个人来到了完全陌生的雪域高原，他面临的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局面：特别的习俗、完全不习惯的饮食、艰难的，甚至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上最初并不理想的工作安排（那是对他的所谓“家庭出身”的惩罚式的歧视）。
这一道道难关险隘，都被他的顽强的意志攻克了。紧接着，他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毅力学会了藏语，他成为了在西藏广大土地上被称颂的“会讲藏话的汉人”。廖东凡创造了奇迹。长期在西藏生活的诗人马丽华禁不住用赞叹的口吻说：“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看廖啦（藏人对廖东凡的昵称）早已被堆龙德庆这方水土所渗透，而他也早已融会于这方水土，他是当今汉人藏化的不可多见的典型人物。”（马丽华：《秋季原野》）
对于廖东凡来说，他不仅为自己无悔的选择付出了青春，而且也牺牲了先是作为儿子，后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与亲情，甚至，他也为此付出了健康。这一切，在他的书中，都不是叙述的对象，有的是略而不谈（如健康，他只在书中的某一处捎带地，而且语焉不详地提了一句：“我得了重病”），有的是轻轻带过。关于亲情，他除了在“终于有了一个家”的叙述中表达了对于相濡以沫的妻子的歉意与感谢之外，他对母亲的去世（未能前往告别），对第一个孩子的夭折等等不幸，也都是一例地“轻描淡写”。其实，廖东凡的心是非常柔软的，他也有刻骨铭心的牵挂，他也自责：“远在世界屋脊，忙于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我，在妻子最需要丈夫，孩子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竟未能提供一丝一毫的帮助。”
他无意于表达苦难，他着意于书写他工作的欢欣，特别是克服困难之后的喜悦。凡是涉及个人的荣辱得失，他总是表现出一种豁达。而他对自己的演出队、文化馆、文联、刊物，对他所从事的民间文化资料的采集与整理，却是一以贯之的一往情深，津津乐道。在书中，我们始终看到一个瘦长身影的人，策马于冰山雪峰之间，千难万险也阻挡不了他勇敢的前行。他毫不厌倦地谈论着他在历尽艰险的采访民间艺术的过程，这几乎是这本书的唯一主题，也是他向我们揭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他心中牵挂的始终不是自己，自己的家，而是西藏，西藏，西藏！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生活对他的不公和欺骗，这对他造成了伤害，但心理健全的他能迅速有效地化解这种伤害。例如，他始终引为自豪的“首选进藏”的荣誉，数年后方知是由于前面的两个人不愿前往，他充其量只是“第三号选手”。廖东凡的圣洁感受到了侮辱。还有就是那次进京会演。他拼死拼活地领导大家排演节目，到头来却因为“家庭出身”被排除在进京演出的名单之外。
这是怎样一种残酷无情的现实啊！但小廖却忍了下来，他带领被“排除”的十三个队员，组成了临时的演出队走向了遥远的需要他们的地方。在西藏，他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多半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廖东凡很坚强。在那些专门制造伤害的年代，他以他的坚强使这些伤害降至最低点。小廖在艰难的岁月中坚强地站立着和坚持着，他从不为自己的遭遇流一滴泪。他就这样坚持了二十四年，直到需要他离开的时候。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我提到的北大的话题。北大无疑从来都是青年才俊会聚之地，廖东凡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但廖东凡又是绝对的与众不同的一员。在北大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中，不乏那些叱咤风云、干着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人，廖东凡与此不同，是默默中矜持地工作的人。他忘了安逸，忘了荣誉，甚至也忘了孤独，数十年中，他远离了母爱，远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只为了年青时节的一语承诺，他终生不悔！
北大应当为有廖东凡这样一个学生而骄傲！
至于小廖写的这本书：《我的西藏故事》，我是含着泪水，也夹带着喜悦，一口气读完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没有一句空话，也杜绝了豪言壮语，平实、自然、生动而可信。通过它，我们不仅了解了西藏，而且了解了作者——他原本就是写的自己，一个真实的、普通的，也是杰出而光辉的北大人！厦门寻踪——为纪念林庚先生赴厦门大学任教七十周年而作为着寻找林庚先生当年在家乡教学和创作的足迹，我们来到了厦门。南国的深秋依然是满目青翠。日光岩铺天盖地的三角梅，滨海大道惹人乡愁的台湾相思，南普陀依稀灯火中的暮鼓晨钟，还有厦大校园里浮动着的白玉兰的暗香，到处都使我仿佛看到先生的身影。他是比我在20世纪看到的更为英俊潇洒了，在厦大任教时他正是令人羡慕的青春年华。
在认识林先生前，我已为他的诗歌所着迷。在福州的一所中学里，我偷偷地学着写“林庚体”，我在那里找到了属于我的诗的感觉。林先生所创造的诗的体式，那种可供反复吟咏的、轻柔而绵长的语调和韵律，能够非常适当地传达着一个早熟少年内心的苦闷。有一点感伤，却体现着那种冲破黑暗的追求与向往。当年我通过这种诗的体式得到了一种发散内心积郁的愉悦。我忘了最初是怎样一种机缘接近了这种诗歌的，但是，我的确是非常喜欢这种旋律和语调。
我来到北大的时候，林先生在我的心目中还非常年轻，他总是仪表非凡，神采飞扬。林庚先生风流倜傥的形象，总让我们为之倾倒。当年他给我们讲课，他通过一片飘落的树叶，掂量古代诗人用字的苦心，他在古人“落木”与“落叶”的不同使用中，分析二者的细微区别，从中倾注了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学的丰富学识。林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学史，却是融进了他作为作家和诗人自身创作的体验。所以林先生讲史，也讲的是他自己。
我当年有机会作为听课学生的代表，参加了一次类似后来“教学评估”的会议。我对先生的课堂讲授，特别是他对“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分析赞不绝口。同时也明显地感到一种“不以为然”的评价——当时的学术氛围已经很坏。先生不为所动，依然随心所欲地、怡然自得地在课堂上表达他独立的观点。
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日复一日的政治批判使学术尊严和自由思想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先生依然故我，周围的“热浪”并不曾动摇他的坚持。先生平日为人是低调的，学术上也如此。他从不对自己的坚持说些什么，却坚强而坚定地抗拒着外界日益严重的压力。他的这种坚持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更体现着北大的传统精神。
林先生的文学史体系在厦大任教时就已形成布衣精神，盛唐气象，黄金时代等重要概念，当时就已提出。他的《中国文学简史》，直至50年代还只有半部，这一方面表明那个年代已失去正常的治学和写作秩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作为学者的矜持与自重，他决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从不随波逐流。
我从先生那里学得一种可贵的品质，就是这种对学术尊严的敬畏之心。学术活动是充分个体性的个人的创造性比一切都重要。而始终坚持这种独创性不动摇，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五六十年代这样异常的岁月，更是难能可贵。
前天在福州我和孙绍振先生交谈，他认为林先生本质上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我是认同他的这个论点的。林先生从生活到创作，从创作到学术，都是充分审美的，美服，美文，美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唯美”的定性往往易于忽略他入世和抗争的一面，而后者也是他性格的另一面。
先生毕生研究古典文学，他的古文学修养极深厚。但他身上没有通常研究古代的学者的那种“古气”。他是非常现代的，从生活到思想，从思想到学术。他唱歌，而且是美声男高音，他运动，是男篮选手。林先生不重浮名，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而一旦出现则神态自若，温文尔雅，总有着高雅的谈吐。而最能体现他的特殊性格的，是他坚持写新诗，一以贯之地作九言、十一言的实验。他不会因为他对旧诗的深知而看轻新诗。他非常关心文学现状。他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但他同时又是现代诗人。在林庚先生身上，古典和现代有着完美的融合。他总是用古典来观照现代，用现代来诠释古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