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路线斗争”为纲
“鲁迅――专制主义的精神盟友”，这一提法可能过于直接、激烈，但它的确却是朱学勤先生《鲁迅的思想短板》一文想要告诉我们的。（原文见2006年12月14日的《南方周末》，以下简称《朱文》，且下文引文若无特殊交待，均出于此文）
或许是涉于鲁迅至今仍有的威望、或许是因为政治的敏感性，朱学勤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切入此题。一开始他的论述似乎是面面俱到、信马由缰，给人以欲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等方面泛论鲁迅的假象。其中“社会学解释”一节，是由泛论的表象转入正题的关键。在这一节中，鲁迅被赋予了双重的隐喻，一是内陆中国潜伏于沿海中国的化身，二是现代中国报人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后者不仅证明了“大学集团”与“报人”知识分子之间的历史矛盾，更经由文革是由“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的这一观点的引入，将鲁迅与文革、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有了这样的铺垫，紧接着的“政治学解释”一节，就由毛泽东对鲁迅的敬仰和对这种敬仰唯一性的暗示，以反问的方式提出了核心问题：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胡适、陈独秀成为了毛泽东打人的棍子？这实际也就点明了，鲁迅是专制主义的帮凶。再接下来的所谓思想史的解释，则是用鲁迅和毛泽东共有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联系，坐实了鲁迅是专制主义的精神盟友的这一判断。而文章最后“国民性改造”一节，更是将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与日本、德国法西斯、红色高棉等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鲁迅加入到了世界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精神谱系中。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一帮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把鲁迅判定为三重的封建法西斯蒂，没想到七八十年后，他们的敌人――“自由主义者”的朱学勤先生――又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与其遥相呼应。狂暴的思想与“市场、宪政理智”竟然如此殊途同归！
当然我知道应该接受朱先生的劝告，不要一味“磕头作揖”，不要一听有人说鲁迅与专制主义如何如何就义愤填膺，而应该理智地看看人家说得有无道理。那让我们首先从报人激进知识分子这个身分指认开始，来看朱学勤的论证逻辑。
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是否存在过一个绵延数十年的报人知识者的阵线，鲁迅是不是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可不可以作为他们的象征，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或许是本人孤陋寡闻，我这还是头一次听说，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远不是什么学界的定论。可是朱学勤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历史证明，就只管一路说下来，将“报人“集团与”“大学集团”的“路线斗争”，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路追踪到六十年代的文革。朱学勤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派知识分子究竟有哪些人，我只能大致推测，他所说的“报人”和“大学知识分子”的主体，大概就是指左翼文学家们与胡适、新月派等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姑且先承认，历史上隐约有过这样两派的斗争，但它充其量也只是从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延续到文革暴发前。在这一“历史线索”中，鲁迅一开始并非是所谓左翼“报人知识分子”的同盟，相反倒是他们讨伐的对象。即便后来左联成立，鲁迅与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但鲁迅一直对周扬、郭沫若等激进的左翼文人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将鲁迅与他们结成所谓的“报人”集团。而1949年之后到文革暴发之前，多次的政治运动或文化专制，虽然其中纠缠了一些知识分子过去的历史恩怨，但也根本无法将其归结为报人与大学知识者矛盾的延续。因为这些运动与以后的文革，都是由新的政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展开的，它们是社会的全面改造、政治文化专制的全面推进，波及到了社会各界、各领域。而且由于所谓的大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势力，1949年之后不是逃到台湾，就是很快随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校际大调整而飞灰烟灭。所以即便是那些已成为革命功臣的前左翼“报人知识分子”，想与什么“大学集团”斗争，也没有对象呀。如果非要不顾历史事实，硬要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纳入到两种知识分子的斗争中来，那么最多也只是存在所谓“报人”之间内斗的影子而已；或许“丁陈党集团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可以证之。
至于说，“1966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之论，更是荒唐之极。众所周知，文革的发难是从批判吴唅的《海瑞罢官》以及批判“三家村”开始的。事件的决策者毛泽东和主要执行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或是党内高官或低级干部，直接受冲击的吴唅、邓拓、廖沫沙等则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核心领导成员，无论是从他们当时的身份还是以前的历史经历，实在都不知道可以把哪一边的人算做左翼“报人”、内陆中国，哪一边归于“大学集团”、沿海中国。我们不仅在批判者中找不到左翼“报人”，相反的是，1966年2月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直接针对的靶子周扬，则是标准的“左翼文人”。说文革发难主要是通过报刊展开的，请问，当时报纸是最重要的媒介，不用它用什么？再说了，受到批判者如邓拓等“三家村”，当初也是借助报纸发表杂文；而毛泽东开始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时，正是因为在北京无法进行，才跑到上海，借助柯庆施、张春桥的力量，指使姚文元撰写，并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该文出笼后，毛泽东想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一开始都受到了抵制。很明显、这里无论是报纸的受控情况还是批判展开的地域，都与什么“报人”、“大学”，“内陆”、“沿海”毫无关系！
仅仅从所谓百年中国的“报人”与“大学知识分子”恩怨冲突这一例，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朱学勤先生的论证，根本就是缺乏逻辑的，是建立在偷换概念、编造历史的基础上的。而这类手法恰恰是朱学勤所深恶痛绝的文革专制主义者们常用的手段。不仅如此，“报人”大学知识分子“恩怨史，可能是比所谓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还要荒唐的臆想。一个标榜理性精神的自由宪政知识分子，却与文革专制主义者们乘上了同一思维的危险快车，岂不发人深醒？朱学勤先生，你应该清楚我们这些人毕竟是喝专制主义时代的奶水长大的，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负面影响有不少已经变成为无意识。所以不要以为看了几本所谓消极（市场）自由主义的著作，学了几天宪政法理，简单暴力思维的病灶就彻底根除了，就一定能够与理性、法制、民主站在一条线上并充当它们当然的代言者了。且不说，理性、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与法制等，也不是纯粹的和不存在问题的。
《朱文》中所存在的相似论证逻辑，当然不止于此例，而是贯穿全篇。例如他将马克思主义划分成马克思和列宁两派，再进而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鲁迅与兼具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还有化分出热衷于国民性改造、思想改造的后发型精神迷狂的法西斯国家，与理性、民主、宪政的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能说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根据，但它们是建立在高度抽象、化约的基础上的，与其说是对于历史的高度概括，毋宁说是似是而非的混乱的硬性拼接。例如，历史上是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左派联盟，但同样也不乏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到“右翼保守”阵营中的事例。例如五四前后的头号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不就是国民党的元老并被蒋介石尊称为吴稚老吗？照朱学勤的逻辑，首先应该是他与毛泽东结成同盟才对呀？再说，无政府主义容易与左派暴政联系在一起，但资产阶级的宪政思想家们所倚靠或所结盟的政治势力，也未必都是民主宪政政府。如胡适之于蒋介石、佛里德曼之于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当然或许朱学勤会说，他们与独裁政府进行的是有限度的合作，而且合作的目的是要帮助宪政、法制、市场经济的建设，这与毛泽东利用鲁迅来打棍子完全不是一回事。难道说只要是拥护市场经济、宪政法制的思想家参与的统治，都是在帮助宪政体制的成长，就与帮凶无涉？而这种自由思想与右翼暴政合作的历史，就是自由宪政成长史？所以，这样的政府所干的杀人放火的勾当、所进行的白色恐怖统治，也都不是专制、暴政，最多也只是自由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二 鲁迅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鲁迅被判定为专制主义精神盟友的核心，是因为他是一个“比左还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鲁、毛两人共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才将他们内在地联系了起来。朱学勤只是根据鲁迅承认过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和他思想中的尼采影响，就将其判定为无政府主义，是否太过无断？鲁迅在1923年说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而1932年又说自己的思想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消长起伏”；而尼采对鲁迅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鲁迅还没有问世前的青年周树人时期。我们虽然不能用鲁迅后来的话否认他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但至少说明不能简单地将鲁迅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是的，我并不想否认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鲁迅的影响，但是任何外来思想作用于具体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可能发生质的变异。例如无政府主义好牺牲、好搞暗杀，但是从青年周树人到以后的鲁迅，都是反对暗杀的；而且鲁迅对于那些怂恿他人去牺牲的组织与头目，从来都抱有怀疑。另外，鲁迅的思想中，也有着一定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他非常喜欢魏晋的阮籍、嵇康等人，而后者的放诞不羁的言行，并非是文人的无聊做派，而是专制统治下的一种不甘同流合污的无奈、清醒与自保。再加上作为被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国民，也促使鲁迅接受了反抗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所有这一切复杂思想的揉合，决定了鲁迅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便硬要进行三七开将他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他也只是一个对自我、对个体生命非常珍视的，高度清醒的人道主义、怀疑主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既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有很大的差别，更与毛泽东文革时期所鼓动的那种愚昧、盲信、献身的大众无政府主义差别何止千里？
当然明眼人都知道，朱学勤及其他人将鲁迅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在于，鲁迅战斗者或“好战者”的一生。我们无法完全否认鲁迅气质中的确有过于敏感、好斗的成分，但是我们一定要界定清楚的是：鲁迅之所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究竟是因为他个性好战，爱无政府主义思想控制，所以才几乎与天下为敌，所以才高度地怀疑近现代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宪政活动，才无情地嘲讽、抨击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主要因为，他熟知了中国历史上明君、圣人、替天行道者们与专制、黑暗的一体性，看夠了多年以来革命者相互陷害、自相残杀，也看多了民国政府和国民政府，打着宪政、训政的旗号，实行暴政的现实？答案当然是后者。大家都知道，鲁迅由五四时期的个体文化战士，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我们不用去看历史资料，只需读读那个时期鲁迅的文字，就可以经常看到高悬在城门上的头颅；至于后来他身边的柔石等革命青年被国民党政府枪杀、沉江等惨案，更是每每强烈刺痛着鲁迅的心。正是这一切，让鲁迅对中国的现实、对整个世界产生并维持着某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黑暗感。但是鲁迅没有被这无边的黑暗所压垮，而是坚定地前行，去肉搏周围的和自身内部的黑暗，试图在无路之路中，走出一条前景不明的路来。
所以，不管当年的胡适们，对专制政府的承认出于多么崇高、远大的目的，都理所当然应该遭到批评乃至批判；所以一边是蒋介石政府疯狂地镇压异己，贫穷与苦难随处可见，而那一边梁实秋诸人却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最文明的制度，怎能不令鲁迅鄙弃呢？更重要的是，尽管出于共同的反抗专制统治的目的，鲁迅参加了左联，但他始终对团体对个体的控制有高度的警惕和不满，他从来没有廉价地歌颂过革命，相反倒是对革命、革命的未来抱有怀疑。“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不管这类言语中，有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因素，但分明是对革命的怀疑与抱怨、或许还有本能地恐。怎么能有理由将其解释为“正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理起点”呢？如果不抱有意识形态的偏见的话，应该从鲁迅这不懈的战斗中，体会到他的坚定与试图冲破左右包围、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勇气；而不该将其荒谬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专制无政府主义的同道。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鲁迅的不停息的反抗精神，的确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与文革发生过历史的联系。不说毛泽东多么欣赏鲁迅，就是我自己在文革时也曾从课本上学过一些鲁迅的战斗檄文，并模仿着学写激扬的战斗文字。所以，正面、严肃地审视这一历史，确实是有必有的。的确，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和利用，都不是偶然的。确与无政府主义和审美激情这两点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是鲁迅复杂思想构成中的某些成份，它在那个时代、在鲁迅身上所发生的作用，与在毛泽东（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和文革时发生的作用，具有质的差异。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哲学，不仅是要革命、斗争不止，而且要求一切革命的信徒，都要高度地崇拜他、无条件地在他的号令下，去斗争、流血、牺牲，横扫一切、砸烂一切，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种斗争哲学理解下的鲁迅，早已与鲁迅的怀疑精神、个人主义、人道情怀、深刻地自我反醒意识统统剥离了开来。所以毛泽东既钦佩鲁迅、利用鲁迅，但却也会把活到他治下的鲁迅，送进监狱。这在毛泽东那里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不仅他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也因为他的那种唯我正确、唯我所用的独断的简单暴力思维。所以有问题的主要是毛泽东和我们这些当时的革命信徒们，而不是鲁迅。我们今天的历史反思，怎么能够以简单化的思维，取消鲁迅与毛氏哲学的矛盾性呢。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我想再问一遍，是否也可以因为哈耶克、佛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学说，与专制主义政府的联系，而将他们归结为专制主义的盟友呢？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的确确在活着的时候，就主动承担了专制统治者市场经济的导师或工程师呀！为什么只见反思革命、反思社会主义、反思鲁迅，却不见反思自由主义学说呢？
另外，鲁迅的文章富于非常强烈的美学感染力，很容易激发反抗的情绪，也可能被过激解读。但这并不能简单归罪于反抗美学本身。不满专制压迫的人，会从鲁迅、马丁路德金等人的文字中，汲取反抗的激情，而日寇的“731”部队的医生，也会在清醒、理智的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解剖、肢解活体中国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有局限性的，都可能被负面利用。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肯定与排斥，而是要尽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它们的理论与实践的有效性与有限性。以这样的辩证观点我们才可能返回、重审清醒的、反抗的鲁迅。否则，不仅无法“批判地继承”鲁迅，克服鲁迅身上的确存在的某些过激化的倾向，反而会取消可贵的反抗精神，走近专制主义的简单化的思维暴力，甚至无意识间成为暴政的帮凶。
说实话，无论是理性的清醒还是批评专制的勇气，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都要远高于我们这些知识者。老师们尚逃脱不了历史的批评，我们又有何种资格否定大勇大智的鲁迅呢？与其急着清理鲁迅的“流毒”，不如先好好向胡适学学逻辑理性和批评政府劣政的勇气吧。
三 反抗的合法性
《朱文》最后“国民性改造一节，将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的“新民说”，日本早年的文化、人性改造，毛泽东“改造旧人”的文革理想，德意志现代民族兴起时的“文化优越论”，从费希特到海德格尔以一贯之的“文化决定论”，希特勒的纯洁日耳曼民族的法西斯主义，法国、俄国、中国大革命，红色高棉改造金边的“四一七新人”行动，以及所谓二战后东西世界的一系列的“国民性版图”的分裂，等等等等统统搅和在一起。简直是混乱之极。不过这倒很符合文革大批判文章的写法与气势。
我没有能力也无法在这里对被朱学勤搅在一起的现象与学说进行一一分辨析，也不准备辨析鲁迅所主张的通过文学、文化的启蒙，促使国民自我觉醒的国民性改造，与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与肉体的革命之间的天壤之别。我想追踪追踪隐藏在这种混乱思维、语言暴力背后的逻辑内涵。根据朱学勤的上下文，尤其是最后一节的文字，可以体会到，朱学勤实际上是把西欧资本主义与后来所有的后发型现代国家对立了起来。似乎后者不是民族精神改造狂，就是民族主义的文化自大狂，而前者则好像是清醒的、理性的宪政天国。姑且承认朱学勤如此划分不无道理，而且事实上从总体来看，落后国家、被殖民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建设新型现代国家时，是常常高度重视新的国民精神的建设，或猛烈批判本民族的劣根性，或大力讴歌自我民族文化、精神的伟大，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而且如果缺少节制、处理不当，这样做的结果也的确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但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简单地因为，落后国家的民族是天生的文化至上论者、天生的民族主义者，不像西欧民族那般理性、那样懂的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耐心扎扎实实地去“彻底改造制度，才会将改造热情转移至人脑，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西方资本主义或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主要是内在自发型的，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探索国家富强之路，进行现代制度探索。而他们对东方世界的入侵，不仅对后者形成了民族危亡的急迫压力，而且也将“先进民族”、“白人种族优越观”等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带给后者。因此才激起、教会、甚至强化了落后国家、被殖民国家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感。如果不考虑首先是大大小小的殖民主义者，将被殖民地区的人民都变为或视为“星期五”这一历史前提，而是去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他们不该进行“新民建设”、不该鼓起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岂非真是有点近于当了奴隶还不自知了吗？
相信朱学勤会说我完全曲解了他，他并无意于赞成殖民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的占领，也不是视西欧资本主义为上帝，更不是要反对被殖民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反抗，而只是想强调，要想建立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不能着急，不能总想着暴力革命、精神建设、国民性改造，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地去努力建构宪政体制。而且这一建构中，就包含着对专制反抗的诉求。所以，怎么能够将他视为奴隶呢？
然而并非是我硬要说朱学勤是奴隶主义者，也不是体会不到朱学勤的良苦用心。问题是，朱学勤一方面将革命原罪化，另一方面又将宪政理想纯粹化，加之现实言论自由的受限，结果就不仅导致了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美化，和对后发型现代民族的贬低，甚至好象还给人以更为极端的印象：凡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与自由宪政知识分子相关的统治，都是理性、民主的，反之则是反动专制的。否则为什么他全篇没有一处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为什么在罗列中外国民精神改造时，恰恰忘记了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忘记了国民党的党文化、党文艺的政策呢？而且不知我们的朱学勤是否意识到，他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地将网络的激愤者，归结为愤青、愤老，与所谓百年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的矛盾联系在一起，说他们是因为“受大学正途歧视”，“于是就到网络上去泄愤”等等，是不是就忽略了诸多网络激愤的现实所指与无奈？取消了穷人、内陆不发达地区反抗与挑战的合法性？且不说这些激愤的声音中，也不乏要求尽快建立公正的法制公民社会的意向，而且即便是那些愤怒地将贫困、社会不公，归于当下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声音，也对健全的宪政体制、更为公正的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性。当初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宪章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哪里会变成现在较为人道、公正的资本主义呢？如果朱学勤真若是连这一切都要否认，或想不到的话，那可真是阔得了得，真是……
朱学勤所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个人性的。它们早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在近十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思潮或观念中，如“消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崇拜、“新保守主义”、“自由宪政论”、“国有资产改制分不如卖说”、甚至后现代等等等等。这些观点的持有者们，不仅常常生搬硬套西方外来的思想，而且其追求自由与反抗的动机，常常演变成现行压抑体制的帮衬或辩护。秦晖先生的多篇文章或论著都已做过相当深刻地分析，而我本人也在一些文章中（如《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自捆双脚迈大步――自由主义宪政可能吗？》、《虚拟的路线斗争――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等）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论。
四 何以继承鲁迅？
最后我想正面回应一下这一问题：鲁迅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继承的？
朱学勤先生说，鲁迅“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是要”“批判地继承”。我完全赞成。但是当把鲁迅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专制主义的精神同盟时，就从根本上抽掉了继承这一遗产的合法性和逻辑自恰性了，鲁迅精神之水的桶，也就散架了。
鲁迅的遗产不是没有极端化的负面成份，而且他对宪政制度的反对，也不是不可以商榷和再思考的。我们所要开掘的最重要的鲁迅遗产，并不只是表面的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与不合作，而是深藏于其后的、超越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束缚、寻找新的反抗-建设之路的不懈努力与怀疑精神。
而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来说，首先意味着要超越宪政、市场经济至上论，和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简单思维与对立。中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它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既不是由单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集权控制造成的，也不是由新兴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造成的。如果可以做简单概括的话，那很可能是由社会主义的集权特质与资本主义的原始唯利性的双重接合所造成的。而且加之以美国为首的防华、恐华势力的挤压，更造成了中国问题解决的复杂与困难。因此中国思想界也要有勇气和智慧，面对多重的挑战与困境。要大胆地“拿来”，将宪政自由公民社会的建设，作为我们当前基本制度模式的选择，但同时又不迷信它、纯化它，看到这种模式可能的弊端，从而对内，尽量缩小或控制放任的资本自由流动与分配所可能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正等；对外，清楚认识到市场经济、宪政体制的诉求，很有可能被反华、恐华势力所利用，使我们有意无意间成为国家肢解的帮凶。
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绝对不可能通过重新嫁接或返还旧式社会主义来建构新的和谐、法制、民主、自由的中国。这只能是一条重蹈专制、暴政的死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构想中的合理成份。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实践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将其完全抛弃，让生命的历史代价，通通打水漂。然而可惜的，社会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公正的诉求和制度遗产，却在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的掩护下，被权利、既得利益阶层几乎弃置为乌有。
多种制度模式的多重选择和多重批判的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继承与超越。
对于处于政治权力之外或边缘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制度的选择与批判，缺少制度实践的途径，不容易做到。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尽快从非此即彼的论争和那些简单的什么主义的鼓吹中摆脱出来。近十几年来，这类东西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例如什么学术与思想孰更重要之争， 什么“二张战二王”的吵闹，什么东方第三世界的声音与西方声音的挑战，“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积极自由主义与消极自由主义之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继承鲁迅还是选择胡适的思想倾向之异，眼下《朱文》更站不住脚的“大学集团”与“报人”、愤青等的百年冲突伏线说；还有各种“民间”重建的诉求，后现代的全面颠覆与反叛，读经、重拾儒家传统、重建王道政治的鼓吹等等等等。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一切的争论与说法都是无意义的。不能否认，正是通过其中的不少争论，扩展了我们的知识视野，提高了我们对于革命、保守、传统、现代、自由、民主、公民、宪政、法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重要概念与问题的认识，而且甚至也给予权力体制的运作以正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是那些有意义的争论，也是在思想、言论、行为受到高度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问题的聚焦、知识界相互攻击的展开模式、言说的方式和分寸等，无不受到体制的高度制约。正是由于制约压力的无法回避和又不能不说的无奈，在有价值的思想讨论之始，就会发生偏移、错位，很快陷入为知识界的相互争论，再加之知识界本身的自私、软弱、短识和大众媒体的炒作，结果原本有现实针对性的有意义的讨论，就往往流于表面而空洞的论战、攻讦，甚至变为无聊的口水战表演。
这当然不是今天独有的情况，当年鲁迅、胡适及其他知识分子，之所以常常陷入过激的争论、攻讦，也与不自由的政治高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只不过今天的情况可能更甚。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情况突然好转，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必要重省鲁迅、重提胡适了。我们应该学习前辈的勇气、智慧与理性，摒除或尽量少学他们的过激、天真、文人意气。从而放弃无意和意义甚少的相互攻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始终面对中国的真实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但也不可能通过一味的宪政可能性的讨论自行消失。我们现在或许最需要的是在宪法的基础上，使社会各界寻求自由、法制、公正的力量团结起来，象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那样，去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这或许是眼下唯一的道路，但也肯定是艰苦且危险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和决心去走这条道路的话，那也请停止不负责任的发言与争吵，不要让我们的胡言乱语、自相攻击，填补体制意识形态的空间，使自己沦为权力与压迫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