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署名慧昌的基层官员投书媒体，对前不久发生在当地的强拆自焚事件进行分析和梳理，其中多有为免职官员叫屈、为当地强拆辩解之意。因文章反映出部分基层政府和官员对待强拆与发展、私权与公益等方面的一些看法，媒体对其原文刊载，再度引发广泛讨论。
一起强拆引发的官民冲突，舆论能够全面呈现双方立场，可谓是一次难得的公共生活机会。这篇全文刊载的文章，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但始终是以当地政府官员的身份发言，却又没有表明作者的公职身份。可见对于当下社会的公共辩论，参与者仍然缺乏起码的公私原则，不能很好地区分公职身份与个人立场。这也正是隐匿在强拆自焚事件背后的诸多理念冲突之一。
政府行政与公民维权之间发生冲突，甚至于流血、自焚酿成命案，政府在道义上就已经自输一筹。因为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冲突，即使是完全合法正当的强拆，执行部门也必须尽到有力控制现场、避免人身伤亡的公共管理责任。这意味着政府只有在保全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公权运作才具有起码的合法性。但部分基层政府和官员恰恰是在发展问题上，完全达到了目中无人的程度，才导致理念错乱、冲突频发。
这篇反映部分基层官员看法的文章，就是目中无人的例证。文章名为透视强拆自焚事件，却完全看不到任何一句对具体生命的关切表达，即使是对一人死亡、两人重伤的惨烈结果，文章也没有表达任何人道的态度。相反，文章更多地谈论的是，所谓严厉问责的史无前例，对当地发展势头的严重冲击，主政领导的功大于过，等等。人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正是这种扭曲的发展观贯穿全文。
在这种本末倒置的发展观图谱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基层官员对媒体介入强拆事件的不忿——“这次事件，从某个角度看，如果把事件的升级以及相关领导被处理看成是一种草根民众维权成功或胜利的话，那么与其说是钟家的胜利，不如说是记者的胜利，是互联网式民主的胜利。”—— 这样的思维模式，反向推导出对舆论的钳制和打压，因为只有控制了舆论才能控制事态。
我们也看到了视私权为无物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这种城市发展与公民利益的对立思维，来源于部分地方官员长期缺乏公众意识和民主训练，以至于连形式主义的兴趣都丧失殆尽。
我们还看到了法治政府的信条在一些地方只是书写在纸面上——“依法行政是必须的，但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同样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法律并非一用就灵，其中的问题很多，如所谓的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问题”—— 这令人恐惧的灵活性，且如此振振有词，法治政府尚且如此，法治社会何日可求？
坦率地说，这位官员的文章展示了部分基层官员的理念混乱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其津津乐道的发展至上观，不仅可以吞噬公民的私权，也可以抹去媒体的监督，还可以无视法律的存在，总之一切皆可为发展所征用。这样的发展观，如何可能构建通向和谐之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强拆悲剧，其深层的观念根源正是这种彻头彻尾、无所畏惧的权力发展观。
当官员的语境里念念不忘的只有“人民”而没有“人”，只有城市发展而没有民生冷暖，只有“权力”而没有“权利”，即使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也显得如此突兀而令人恐惧。这位官员的文章是极好的一课，它让我们知道当下在一些地方社会发展的共识是如何被消解，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如何绑架了官员的公共作为，官员的理直气壮与公众的忍气吞声之间如何相互映照，甚至于如何在一个基层官员的心理活动中看到某一发展模式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