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个同门想讲一些余英时老师的故事，希望帮助未来的读者除了透过他的书，还可从另外一个角度稍微知其人，进而了解他的价值观。没机会与余英先生谈话的人，可能会觉得很难了解他。比方说，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 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为什么他写了很多中文书，但不愿意接受邀请到中国大陆？简短的回忆当然不能说清这些大事，但是未来的读者仍可以参考，从而更认识余先生。
哈佛大学的年代
「我1949年5月27号在上海解放了。」余老师这样开始给我解释，他如何到哈佛大学研究生的路程。上海解放之前，他父母先离开中国大陆，而让他留下来管一些家里的事，然后到北京入燕京大学修秋天的课。年底他的父亲来信说已到了香港，而他也应该来。因他不知道如何去，就问他父亲在北京的朋友。他们告诉他：到公安局那边申请批准过年至「九龙」探亲，一定不要提「香港」。如果官僚问九龙在哪，就简单回答，属于广东省。北京官僚确实有问，但因为不知道九龙就是香港，就批准他去，所以他合法地离开大陆。可是他没有护照或者任何正式身分，因此钱宾四先生帮他申请哈佛大学博士班时，他不能利用哈佛奖学金入学。在余先生看来，台湾国民党政府怀疑他是左派激进分子，所以告诉美国领事馆，一定不要给他签证到美国。幸亏他见到一位耶鲁大学在香港的代表，而这位美国人信任他，介绍他给美国领事馆，否则他不能离开。他想着说，他一辈子每次碰到大障碍的时候，就会有贵人帮忙。可是领事馆不给普通的签证，只给一张特别的许可证：他只能一次入美，如果离开美国就不能再入，而且必须每年申请延长。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就每年申请延长。因为这张特别许可证很少见，承办的官员不太了解，而必须研究一下、向上司请示等等，每每令他等待很久。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哈佛任教以后，台湾政府对他改变看法，愿意给他中华民国的护照。但他回答：不需要，现在已经具备美国公民身分。
利用美国人的身分，余老师在1971年头一次到台湾。那年夏天，余先生陪师母来台探亲时，他们二位带我去拜访我老师的老师钱宾四先生。当时《朱子新学案》刚出不久，而我开始读，所以特别想拜访那里有学问的朱熹专家。我们集合时，余老师笑而问：「这样热的天气，你干嘛打领带？」师母也是我中文老师，所以她了解我心，而替我回答说：「假如田浩觉得拜访时候应该正式一点，没关系。」到了素书楼，我没想到台湾知识分子那时代可住在这样好的房子。而且里面客厅的墙上有很多朱熹之文的壁挂。见到宾四先生时，虽然身躯不高，还感觉到其学问地位、权威特高。唯一后悔的事就是，这老外很难听懂先生的地方口语，所以必须依靠余老师的翻译。那晚上的印象还记得很清楚的包括：第一，从我这个二十四岁研究生的立场来看，宾四先生年龄已经很大，可是身体看起来还很好，所以想问其办法。先生回答说，在家面前的院子里天天散步，一直散步到流汗就行。第二，宾四先生会说出很多古代原文。我们谈到一个哲学范畴或者历史事实，先生一面用其手指轻轻地碰头想，一面说出原文，而且配其个人的解释。当然那时候，已经知道大前辈中国学者熟记很多古代文本，但从来没见到这样厉害的例子。第三，读宾四先生《朱子新学案》而当面听其授课的时候，这个一年级的博士生觉得，我这老外后学没有可能做朱子学的研究，大概永远不及格。但是，幸亏余老师对我说：「你放心好了，宾四先生自己把《朱子新学案》当做开路的工具而已，希望别的人继续发展，还有很多可以研究，连你也有可能性做出一点贡献。」所以那晚上到素书楼，给了年轻的研究生一些很深刻的影响，而给了我这后学另外一位新的学术楷模。因为那个时代，也就是我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文革时期。当时，不单在中国大陆国内很激烈地批判儒家思想、朱熹等人，而且在海外，也有这样的思潮。在哈佛大学，有些教授看到我在研究宋代的儒家思想，研究朱熹，他们就笑我，说我太「封建」了。当我看到钱先生晚年转到对朱熹的研究上来，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觉得那么有意义，这给我一些鼓励，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感到这类题目可以做。
余英时老师被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让我提出一个外人不会知道的小例子。我们当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做博士论文研究之前，都需要通过一个大考口试。那个口试，余先生、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和拜能 (Caroline Bynum) 三位老师考我。余先生考试的方法跟别人完全不同。其它人都是提出一个题目，让我讲一讲。可是余先生从大的题目开始，问一个问题。当我开始回答，他觉得我能够答出，马上就问一个窄一点的题目。这样一直下去。当我不能回答一个很窄的、很具体的题目的时候，他就换到另外一个大题目，继续这样做。他的这一做法很聪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搞清楚我对有关知识具体了解到怎样的程度。那次大考另外一件事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拜能教授也是提问的天才，所以她所问关于欧洲古代思想史的题目，余老师特别感兴趣。考试以后，他委托我替他买下拜能老师要求我念的书。
因为余老师对我念的欧洲古代思想史有那么多兴趣，我以为老师会赞成我博士论文的题目。预备大考欧洲古代思想史的时候，我对一个题目有一点启发，就是比较欧洲中古思想家汤麦斯Thomas Aquinas (多玛斯．阿奎那, 1225-74) 与南宋朱熹关于「心」的看法。为了理解「心」，汤麦斯把古代希腊哲学(包括伊斯兰教学者的解释)、圣经与欧洲人的看法合一当作新的概念，而朱熹利用儒、道、佛三教的看法。我先去跟史华慈老师讨论，而他说这个题目很值得研究。然后，到余老师的办公室请教，但没想到余老师会那么激烈地反对。他说这个题目一辈子做不完；万一完成的话，我的老师们都已走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判断我的研究结果。再者，我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只考虑自己爱玩什么抽象的概论，也需要考虑家庭。然后，余老师提出一个具体的题目，他觉得我可能可以做成：朱熹和他的一个学生的关系，任何门人都行。然我回答，这样的题目，我不一定有很多兴趣。余老师就说，那样的话，我最好暂时不想题目，先天天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来读有关宋代的书，等到六个月过去以后，坐下来从读过的资料想出一个具体的题目。所以我就每天到图书馆看书。但是因为我太懒惰或者不够耐性，我四个月以后，想出一个题目。新题目就是研究朱熹与陈亮的辩论，来了解朱熹的政治思想，很开心地向史华慈老师报告，但他很失望地说：朱熹的政治思想比这个又偏僻又小的题目丰富多了。你三个月完成这个小题之后，你打算做什么？那样，我没话讲，就心不在「马」地回家。两位老师对论文题目的意见有这样巨大的区别；我看不出任何中庸之道。三天后再向史华慈老师报告：请让我先做这个窄题，如果不过，我会快乐地扩充而包括朱熹另外一些政治思想。他就说，行。那时候，余老师已经离开哈佛到香港中文大学任两年的行政职，我寄信去。余老师没反对，所以我继续走这条路，而论文研究很顺利。后来，一直来不及做那个汤麦斯与朱熹对「心」的大题目；这事实上更证明余老师的立场既正确又省我麻烦。决定博士论文题目的经验给我一个重要的教训。两位指导老师的意见差别很大，实在给学生更多的空间，可以更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立场。
没想到余老师在香港当新亚书院校长会遇到与一些老师的斗争。那时三个学院要建立中文大学，可是教授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余老师1950年代从新亚毕业，而学院的老师信任他，所以请他来帮他们把意见调和。虽然广听四方、探究情况，他所提出的拟议，马上被一些保守的教授很激烈地反对。虽然他们也反对大陆的文革，他们反而用红卫兵的办法，写大字报很激烈地批评他们以前的学生余老师。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很重视老师和人情，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支持他所认识的公道。像孟子所提，他的「志」根据「义」，所以他一直有勇气，向任何人提他的建议。
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余老师的研究方向有一些主要的改变。他1962年的博士论文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史的题目。五年以后，他的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1967)出来，所以他的注意力转到经济史、民族关系史和制度史。然后，他从汉代跳到清代，而从经济制度史深入学术思想史。他至少告诉过我一次：美国学术界对具体制度史不太有兴趣或了解，给他们念思想史比较适当。但很有趣，他自己后来不继续写英文的专著，而在美国拿到永久职位以后，就进一步更加功夫写中文书，面对东亚读者。比方说，他下两本书就是：《方以智晚节考》(香港，1972)和《论戴震与张学诚》(香港，1976)。1976年他也出版了《历史与思想》；这是头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书，故他与台湾出版社最早、永久的关系就是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给我这个研究生更深刻的影响，老师腾越我所注重的宋代；好像老师觉得宋学太抽象。
事实上余老师那时候在哈佛大学不太重视宋代学术思想史，也可以说含有内在逻辑。他的老师也有一点类似的转变。钱宾四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他研究的重点或是汉代、或是清代，都属于「汉学」的范畴，强调清代的汉学，比较多受到清代汉学家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熹属于另外一个阵营---「宋学」。可见他晚期退休以后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变，转到了「宋学」，研究朱熹。很有趣，余英时先生本来也不太重视宋代，特别是朱熹与清代汉学家所说狭义的「宋学」。他也像钱先生，荣退以后，把朱熹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先生请老师为《朱子文集》出版写一个序言，头一次写，太长了；第二次写，又太长了；第三次很成功。为了写这个序，他阅读了宋代许多其它思想家的文集，不知不觉间，就下了很大的功夫，获得了很多认识，后来写成一部书。他的结论，一方面跟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很接近；另一方面，认为我走的那条路没有完成，所以他题书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他觉得「思维」还是受到太多哲学方法的影响，政治斗争、历史事实涉及得还太少。在这方面，他的那本书也是超过我的。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认可了我走的路，让我更有自信；另一方面，他当然超过我，走在我的前面，展示出一个更为激烈的立场，向偏重于哲学、宗教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更明确的说法，甚至是挑战。
那本书不仅表现余老师的研究方向的演变，同时也证明他的永久史学方法与他永远不放弃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立场。例如，他继续强调文化、宗教和思想一定跟历史、政治、经济等等互相有关系和影响。虽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宗教和思维的批判，老师同时反对哲学家的抽象、形而上的论点。他一辈子挂心实在、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教育等问题。大概甚至可以将他视为一个经世思想家。他崇尚民主、民权，而主张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学习朱熹、吕祖谦、张栻那样道学群体里的士人，要求有参与政治的职责。在史学方法上，虽然重视宋代学术思想史，但还是避免抽象的探讨，而继续汉学的考证传统。
1980年代下半叶，我曾经询问余老师有关他所参预的新加坡「儒学」计划。我个人对李光耀总理推行儒家伦理的诚意，颇有保留。当时余老师正琐事缠身，十分忙碌。因此，我问他是否如同杜维明对以儒学改造新加坡持着乐观的看法？余教授回答：政府的官员并不会真正的改变。他回答主要是为了文化。很可惜我忘了他所说的中文，但此基本意思却永远烙印在我脑海深处。这也是本书之所以取名《历史与文化的追索》的缘故。
*摘自《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前言
